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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2年8月上)

2012-08-27 07:19:08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

摘要:

  报道土地纠纷,媒体不能简单化
  最近几年围绕土地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参与在加速解决土地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正是媒体的介入,也使一些土地问题更加容易成为公众事件,成为焦点问题。
  媒体讨论土地问题的好处是,在短期内,土地问题就可以成为焦点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因此加速问题的解决。而媒体讨论土地问题的坏处是,当土地问题比较复杂时,尤其是土地利益巨大,容易引起各方利益激烈博弈时,媒体的介入有时并未有助于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在一些媒体先入为主,试图借土地利益冲突中的博弈来说事,进行“焦点倒逼”时,争议的解决就更加困难,也无助于整个社会深化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反而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
  当前媒体的介入,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对土地争议现实的深刻、深入认识,尤其是缺少对土地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既无能力也无兴趣进入到对土地问题内在机制的理解,而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下判断。一些媒体关于土地问题的报道,往往极其简化,既不呈现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又不说明土地问题解决起来的困难性,更不可能提供争议解决和劝和的途径。在他们看来,站在弱势的农民一边总是对的,通过对焦点事件的报道来倒逼政府解决问题,借地说事,可以很快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可以加速中国政府公开化甚至加快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等等。
  以上的认识在理论上或许是对的,在现实中也有其合理性,但一些媒体搞的“焦点倒逼”,无法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启示,只是反映了媒体自身的情绪与价值观,结果导致一些媒体,既成在简单化、情绪化、道德化,也败在简单化、情绪化、道德化上。
  当前媒体关于土地问题的报道中,有几个明显的误判,一是关于农地权利的误判。对于耕者来讲,土地权利越大,耕者耕作越困难,因此利益越是受损,这是一种很少受当前社会舆论关注的现实;二是缺少对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的了解,用少数既得利益农民的利益来想象全国农民的情况,如以少数城中村农民来想象全国农民的情况;三是缺少对地方政府向农民征收土地本身的利益博弈性质的理解。围绕征地问题既然存在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和农民就各有策略,虽然总体来讲,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要处于强势得多的位置,但农民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制手段等等。
  因此,如果一些媒体没有对土地问题的深刻认识,总是乐于报道表面现象,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掌握了真理,并以此制造媒体焦点事件,进行“焦点倒逼”,则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就不是充当了理性的建设性力量,而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确定的力量。当介入土地问题时,媒体也应反思如何更有效地行使自身的权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环球时报》2012-07-18)
  
  
  
  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的认识偏差
  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资源环境约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早发多发、触点多、燃点低,“社会上随便一件小事都可能会蹦出惊天动地的大事”,造成了重大突发事件呈现频发态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做好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对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舆情引导,需要不断地加以探讨和探索。当前,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的认识偏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突发事件会因为新闻报道的介入而成为重大公共事件。这是政府层面,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处置一线的政府官员中,不少人一直以来所持的看法。这并非客观态度,没有正视我国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有所增加的客观现实。重大突发事件又称作突发公共事件,是有法律界定的,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规定,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可见,突发公共事件的属性是客观的。强调突发公共事件的客观性,新闻报道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态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政府尤其是在处置一线的官员,才能心平气和地与新闻媒体共商舆情引导的方案。
  2.重大突发事件差不多“十五天换一个”,舆论关切不必在意。这是一种侥幸态度。这种认识,过分夸大我国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率,将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随机性,转换成固定发生的周期性,显然是不客观、不严肃的。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以这种片面认识作为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某种指导性潜规则,本地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常常花心思想办法搪塞新闻报道,设法绕开舆论关切,等着其他地区发生新的重大突发事件,盼着媒体关注点转移到新的重大突发事件上。以这种侥幸的被动应付态度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助长了“群众不上访,不管;媒体不曝光,不管;上级不批示,不管”的恶劣作风,只能损害党和政府的信誉和形象,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3.媒体只有第一时间客观报道的责任,没有进行舆论引导的义务。重大突发事件牵涉多方利益,涉及人群广,社会关注度极高。由此,不少媒体人认为,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上,政府无任何理由设置条件,妨碍媒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确实,第一时间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是媒体的本职。但并不能由此认为新闻媒体只负责迅速地传播事实,无需承担舆情引导义务。这一认识混淆了“新闻报道”与“舆论引导”的异同。固然舆论引导寓于新闻报道,但舆论引导又高于新闻报道,舆论引导是新闻报道的功能和目的属性。舆论引导是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重要环节,舆论引导得当有助于处置工作顺利开展,反之则会被动。媒体既有第一时间客观报道的责任,更有舆论引导的义务。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伍义林/《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7期)
  
  
  
  观念交锋不能异化为“党同伐异”
  在今天的舆论场里,观念交锋最终“剑走偏锋”的现象并不罕见:心平气和的讨论,变为唾沫横飞的辱骂;同一话题的分歧,成了互揭隐私的竞赛;网络争吵的激化,导致赤膊上阵的“约架”。至于动辄质疑别人为“五毛”、“美分”,或者相互送上“卖国贼”、“爱国贼”的帽子,也是时有耳闻。
  从观念的整齐划一走向意见的丰富多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流交锋。然而,事实也证明,这种交流交锋如果没有一定之规,让“预设立场”左右了“事实选择”,让“站队逻辑”取代了“是非判断”,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社会共识的撕裂、隔阂对立的制造,甚至使观念交锋异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党同伐异”。而其对自由的危害,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
  在“绝对真理”时代,什么都是单向维度,不允许观念交锋;在“唯一正确”的社会,什么都是一元表述,不需要公共讨论。今天,面对社会和科技的双重进步造就的前所未有的公共舆论平台,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把握这种观点充分交锋、思想竞相交流的历史性机遇,构建支撑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议事规则?游弋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广场、行走在匿名讨论的网络世界,我们既要捍卫权利,也要善于发言;既要行使自由,也应保持自律。否则,不仅社会的理解与共识无法达成,我们也会错失一次走向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良机。
  有良好的规则并且共同遵守,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面对公共空间的空前拓展、表达途径的日益丰富,我们亟须构建一种文明理性的议事规则。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曾这样写道,“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今天,“差异”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丰富图景,“交流”也成为凝聚共识的必然路径。而如何学会与差异相处,遵守什么规则展开交流,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观念市场中“求同存异”,也决定着我们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的公共空间。
  (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2012-07-19;原题为《构建文明理性的议事规则》)
  
  数字出版:蚊子腿也是肉
  在当前数字出版的欢乐颂中,夹杂着一阵又一阵的叹息:找不到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啊。数字出版到底有盈利模式吗?有的,有的。在数字出版的天地里,迥异于传统的盈利模式,早就已经出现,只可惜小荷才露尖尖角,孰料红幢绿盖随。
  美国的出版人讲,数字时代商业模式有一个趋势,数字产品比如电子书,可以按版式卖,读者可以按章、节、页面、图表等单独付费,出版商卖产品是一分钱一分钱地卖,利润当然也就是一分钱一分钱地赚取,收入变得很零碎,不能像传统模式那样成百上千地赚钱。收入很小,但是收入来源多样化,附属版权销售收入有可能超过版权收益。
  要一分钱一分钱地卖,先得一分钱一分钱地做,产品和服务就不怕做得细;利润要一分钱一分钱地赚取,本钱就得一分钱一分钱地花。纸媒出版曾经是成百上千地赚钱,一直也是成百上千地花钱。我们已经在纸币的体系里生活了太长的时间,尽管现在的生活当中要用到越来越多的电子货币,但是,我们的思维言行还没有超越行业的老传统,还在加减乘除算计着码洋——码放起来的银洋——就仿佛昨天的纸币、今天的电子货币都不是以一分钱为最基本的单位、仍然还是以黄金为本位似的。如今,码洋之外,更有资本运作,言必称亿万,相形之下,挣一分钱简直跟没挣一样。
  一分钱也是钱,蚊子腿也是肉。蚊子腿一般一分钱一分钱的微利模式,首先出现在数字产品上,是很耐人寻味的。产品的制作成本可以降低到聊胜于无的一分钱,这一点,纸媒怎么也做不到,就算盗版也做不到;营销可以用极低的成本瞬间占据极大的市场,传统的发行可做不到这样;读者选择的权利精确到一分钱,出版人光做产品就是不够的了,还得提高服务意识,出版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服务上来;有卖一分钱的产品,有卖一分钱的服务,仍然不够,薄利多销不是长远之计,产品要多快好省、服务要多快好省,管理成本势必激增,一分钱模式可容不得成百上千的管理成本,怎么办?于是由做内容、做服务过渡到做平台——内容发布的平台:把一分钱一分钱的本和利都交给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人们,平台的收入来自广告、会员费、佣金、服务费等等;有了平台,有卖一分钱的产品,有卖一分钱的服务,用脚投票的读者就会渐渐地汇成人流,有了人流,出版的多元化就不是海市蜃楼了。有卖一分钱的产品,有卖一分钱的服务,有平台,有点击量,有多样化的收入来源,这以后,一分钱撬动亿万,就不是童话了……
  数字时代不是没有大块的金子,那是开源节流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出来的;数字时代不是没肉吃,蚊子腿就是肉呀。
  
  (朱晓/《文汇读书周报》2012-07-20)

  来源:青年记者2012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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