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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2年8月下)

2012-09-21 15:27:15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

摘要:

  远离“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遭遇这样的“怀疑”。“最美婆婆”陈贤妹打破路人冷漠出手相救女童,被人猜度为“想出名”;“最美司机”吴斌忍着剧痛完成了“最后的制动”,有人却质疑他违章在先才这么做;看到热心人帮扶摔倒的老人,一些围观者反而疑心“人就是他撞的”……这样的事情让人很痛心。这种“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与求真、务实、向善的目的渐行渐远,看似有主见、有想法,其实是朝着另一个极端方向狂奔的“盲从”。
  “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于个人而言,可能会导致徘徊在疑心、疑虑、疑惧的疑云中,总是看不到希望的明天,总是活在灰色的天空下,如此又何以能看清楚、想明白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如此又何以鼓起“太阳照常升起”的信心?于社会而言,可能会陷入虚无的泥沼。当“怀疑”成了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事事都不可知,什么都不可信,发展进步的社会共识何以达成?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何以建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何以形成?
  当然,我们也需正视,有的怀疑确有其现实根由。因为王亚丽等篡改履历骗官的害群之马不时出现,可能会让许多人对出身贫寒的焦三牛们的简历也疑窦丛生。因为三聚氰胺奶粉让消费者“过度受伤”,可能会让群众对乳制品的安全疑心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政府公信、商业诚信、社会信任等方面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让人们释疑、释怀,纾解社会情绪,建立社会互信,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和友好。
  在快速发展、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我们需要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姿态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赞成不加分析地怀疑一切,但我们要坚持探索不息、求索不止的科学精神,去伪存真,去非存是;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祛除种种社会弊端,以创造性的姿态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日报社评论员詹勇/《人民日报》2012-06-27)
  
  不必事事“非黑即白”
  伦敦奥运,话题超出以往任何一届。从小将周俊三次试举三次失败引发的“耻辱”之辨,到吴景彪失金痛哭有愧于祖国后的“唯金牌论”争议,从中国自行车女队被取消冠军对“判罚不公”的质疑,到叶诗文被西方媒体质疑“服药”后“东西方无形较量”的联想……在新浪微博上,奥运话题的讨论量已经过亿,而内容也早已超越体育本身。
  这其中,两位羽毛球运动员“假打”带来的争论更是浩如烟海。于洋和王晓理被取消资格后,批判运动员无“体育精神”有之,质疑规则不合理有之,呼吁“背后的人”承担责任有之,反思“体制”的有之。有网友整理总结,就这件事各种观点所对应的“主义”和“理论体系”,有民族主义、犬儒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不完全统计”达16种之多。
  从某种方面而言,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态度正变得前所未有地多元:不再是只关心金牌,而是希望运动员好好玩,好好享受,好好地挑战人类的极限,展现运动员的魅力;不再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懂得尊重和宽容失败者;不再只在乎输赢,而更在乎对规则的遵守、对体育精神的尊重。
  但令人担忧的是,微博时代,这种多元化却可能变成对立与撕裂。此方的“唯金牌论是毒瘤”,在彼方则是“获得金牌居然也是一种罪”,此方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彼方则是“爱国不爱运动员”,即使对规则合不合理的讨论,也能演变成是“西奴”还是“某左”的对峙。喧嚣吵闹之中,事实如何已经不再重要,“站队”倒变成了第一位,而一次又一次的对骂,难免撕裂着这个社会,也有可能瓦解民众的共识。
  实际上,这个世界的事大多是复杂的,奥运赛场也不例外。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可能看法和观点就完全不一样。比赛固然要尊重人、讲规则,但谁也不能否认,争金牌、拿冠军不仅是运动员也是普通百姓的梦想。同样的,恐怕也不会有人同意金牌就是一切,可以为了金牌而不择手段。无论如何,任何比赛首先要遵守体育精神蕴涵的道德律。
  如果非要把一件事割裂成非黑即白,只会让人无所适从。而在互相的谩骂与指责之中,更有可能令人忘记追逐事实本原的真相。比如,在国羽女双风波中,仔细去了解比赛规则的人有多少?再说远一点,前段时间一起“环保事件”,当为某种“意识觉醒”叫好的同时,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引起事端的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长远得失?
  任何一种观点,可以用来研究,用来启发心思,却不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没有一种观点放诸四海而皆准,更没有一种观点,可以代替事实本身。
  如何能认识到事物复杂的一面,能关注事实本身而不是急着站队,能用求同存异的方法而不是非此则彼地看待某一现象,无论是在赛场外还是赛场内,都值得我们深思。
  (尤莼洁/《解放日报》2012-08-07)
  
  为周克华“涂脂抹粉”只会助长社会戾气
  8月14日,悍匪周克华被重庆警方击毙。自2004年以来的长达8年时间里,他在苏湘渝多地,持枪作案10起,打死10人,打伤6人。周绝对称得上“死有余辜”。
  然而,舆论空间里却有一些“怪怪”的言论:先是不厚道地调侃警察的“低效”,之后,又添油加醋,甚至无端编造故事:小时候成绩好讲义气,大了因超载被警察扣车,警察收缴他私藏的猎枪,他激愤鸣枪。劳改之后变为悍匪,从此开始疯狂报复社会……周俨然成了“受害者”,其罪行也是那么顺理成章。更有甚者,有人还给周匪涂上一层“均贫富”的梁山好汉的油彩。
  他是哪门子的好汉!他持枪抢劫,完全就是出于一己私利,劫财害命,手段凶残,根据公安部门的信息显示,六成的作案都是一枪击中头部,背负多条人命,而受害者都是你我这样普通的守法公民。他根本不是在劳改之后发生了“人生转向”,他成年之后,不是在坐牢,就是在违法犯罪,哪里有一丝的“本性善良”?他的抢劫杀人,哪里有一丝“劫富济贫”的成分?至于他因非法持枪被剥夺自由,也是咎由自取。
  近些年,总有人为凶残的犯罪涂上“浪漫色彩”,以浇胸中块垒。2004年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4个同学,但被生生演绎成了:富二代同学看不起农村穷学生马加爵,他备受欺凌,奋起反抗……把恶意杀人事件归结为贫穷和歧视,以符合某种“想象的正义”。其实,被马杀害的同学也都是寒门子弟。退一步说,即使同学家庭富裕、有过侮辱马的行为,也绝对不是马加爵疯狂杀人的借口。
  另一个悍匪白宝山,在上世纪90年代曾杀害军警和群众15人,却也被人演绎成“含冤”入狱报复社会。所谓“冤情”无非是白因为偷玉米被定了抢劫罪。其实他在偷窃后,用木棍将失主打成颅骨骨折,定抢劫属罪刑相当。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漫说白宝山、周克华被判刑算不上“冤案”,即便遭遇不公正,他们疯狂杀人难道值得同情、理解吗?
  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公平的问题日益突出;但是,渲染冲突、宣扬仇恨,绝非社会之福。个体对社会公正的期待,也绝不能寄托在反社会的犯罪行为上。这种错误的思维,只会助长社会戾气。
  周克华死了,有必要找出病灶,反思其凶残作案的深层原因所在,以便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特别是社区矫正、释放人员再就业等方面,应吸取周案的教训。大而言之,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缩小城乡、地域差距,让弱势群体感到有尊严,让寒门子弟有畅通的上升渠道,这些既有助于消灭犯罪,也有助于培育正常的社会氛围。
  但,反思社会环境,应与谴责凶手并重,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我们的社会还不完美,但不是什么都能怪罪到制度问题上的。消除社会戾气,才能形成改革共识,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推动社会进步。
  (沈彬/《东方早报》2012-08-15)
  
  倪光南:传统媒体应加快数字化转型
  基于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直投网等传播渠道,并以电脑、电视、手机、电子书等手持阅读终端为接收载体的、全新的数字出版形态,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前在“中国媒体数字化转型发展峰会”上表示,手机移动终端已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它已经从最初的人机语言、通信工具向综合性媒体发展,应进一步加快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步伐,实现传统媒体数字化、移动化发展。
  倪光南说,手机媒体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最大优势是携带和使用方便。手机媒体作为网络媒体的延伸,除了具有网络媒体互动性强、信息获取快、传播快、更新快、跨地域传播、多媒体传播等优势外,还具有高度的移动性和便携性,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受众资源丰富等特点,因此相对于传统媒体,手机媒体的优势十分明显,可归纳为以下7点:受众更广泛、传播更及时、互动更充分、功能更强大、使用更便携、技术更先进和资源更节约。
  得益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在我国新闻出版业中的应用融合不断深入,我国新闻出版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开始步入数字出版这一新的发展阶段。
  数据显示,“十一五”时期,我国广义的数字出版营销收入增长迅速,从2006年的213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377亿元,平均年增幅接近50%,其中,手机出版、网络游戏出版和互联网广告三项产值占数字出版总产值的90%以上,成为数字出版产业营销收入的重要支柱。
  就加快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发展,倪光南提出五点建议:
  一、政府有关部门应遵循中央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精神,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以项目支持等方式推动各种新媒体技术的自主研发,实现手机全媒体移动发布,将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融为一体,抢占国际技术制高点,迅速壮大新媒体产业。
  二、完善我国移动内容版权的法规,尤其是制定适应媒体新技术发展的配套政策,推动能源节约型的数字媒体普及传播,实现绿色低碳环保、无纸化发行。
  三、推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对新媒体技术的支持和推广力度,加快新媒体的推广技术应用,使中央的声音迅速传遍全国,中国的声音迅速传遍全球,让世界更方便快捷地了解中国。
  四、站在把握话语权、加强引导能力建设和占领舆论阵地的高度,进一步加快传统媒体转型步伐,促使传统媒体转变观念,实现传统媒体数字化、移动化发展。
  五、面对当前多元化、即时性、多样性的舆论环境,政府、企业等单位都要积极应用新媒体技术,顺应新闻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技巧。
  倪光南最后表示,移动媒体的发展必将带领人类走进传媒历史的变革时代。
  (中国科学报记者潘锋/《中国科学报》2012-08-15)

来源: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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