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六必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
　　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长春主持召开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第四十六次会议时指出，五年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改革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概括起来就是：
　　必须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创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不断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
　　必须始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不断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健康发展。
　　这些经验，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客观规律，要长期坚持、大力发扬，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来源：《人民日报》2012-10-24）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舆论生态
　　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蓝皮书”）。
　　通过统计研究，“蓝皮书”提供的数据表明，即时通信已经超越搜索引擎、网络音乐和网络新闻而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大应用，即时通信的用户数量达到4.15亿人。而最重要的改变在于，中国的微博用户数量由2010年底的6311万猛增至2012年6月的2.74亿，使用率增长近300%……“蓝皮书”认为，新媒体的思想表达和参政议政功能提升明显。中国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已经过半，新媒体的表达渠道在拓展，思想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移动化传播将成为一种常态。如果这个结论是大体不错的话，那么，微博用户数量的持续增加，以及“思想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移动化传播”的强化，亦将改变中国的社会舆论生态，进而会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
　　新媒体的诞生，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甚至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但是，新媒体诞生并迅速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挤压传统纸媒和电子媒体的发展空间的过程。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流通的路径，重构了信息传播的结构，在改变受众由被动地接受信息到主动参与传播信息的同时，也模糊、改变和重新界定了过去所谓“主流”、“非主流”和“权威”、“非权威”的概念，改变了人们评价社会公共政策的参与模式。
　　“蓝皮书”指出，“发展速度快、社会渗透性强的新媒体迅速催生出庞大的虚拟空间，在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融合中，也在一些领域产生了激烈冲突，并且引发了诸多前所未见的矛盾与问题，给全球各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新媒体治理成为世界普遍难题”。“如何趋利避害，化新媒体风险为国家发展机遇，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的确，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诞生，不只是更新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创新了社会动员的方式，从而不断在网络上验证着“亚马逊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加勒比海上的一场飓风”这种“蝴蝶效应”，由此构造了舆论场上的新势力。这股势力，是民意直接表达的一部分，是“原生态”民意的一部分。这种“势力”的存在，不以社会个体的好恶为标准，而在相互碰撞和激荡的互动中寻求共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蓝皮书”所谓“新媒体风险”，如果是指新媒体的市场风险以外的风险，那么，这种风险其实并不是来自新媒体本身的风险，而实是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或政治风险由新媒体更直接、更迅捷地表现出来的风险。新媒体的存在，缩短了危机由酿成到暴露的过程，甚至把危机的每一个细微过程都赤裸裸地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实际上，正是那些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发展迟滞、政治局面不稳定的地方，新媒体的成长才成为大问题，新媒体的管理才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由此也才存在“新媒体风险”。
　　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风险”正是新媒体力量所在。显然，新媒体以更充分、更快捷地暴露危机的方式，给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造成了压力。因此，应对这种压力的最好方法，就是更新社会治理方式，化解危机。这，或许就是“蓝皮书”所谓的“趋利避害”吧。        （光明网评论员/光明网2012-10-04）
　　
　　记者为何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不久前，甫一出狱的顾雏军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重提7年前入狱的往事，抛出诸多猛料，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在报道之外，一位参加了发布会的记者在微博上感慨：许多在现场的年轻记者“由于不了解这些历史恩怨，在争取到提问机会时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令人扼腕”。她认为，这“反映出媒体是个吃青春饭的行当，积淀下来有经验的记者太少，人才流失严重”。我能够理解这位记者抒发的上述感受，但并不认为她的看法切中了问题的本质。
　　中国新闻业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运作，商业运作的逻辑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媒体的血脉之中。身处于这一浪潮中的中国记者，既能享受到市场化带来的若干革新，但是也日渐体会到商业冲击的无奈。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光环似在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最朴实无华的劳工生活。很多记者以“新闻民工”作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在现实中则表现为跳槽次数增多、从业年限缩短，职业忠诚度下降。于是，记者成了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往往变为下一个工作的过渡或跳板。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说过：“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回顾我短暂而又难言成功的记者生涯，似乎就是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度过的。在不同的媒体单位之间辗转，在各异的新闻现场奔走，看似潇洒快活却有着难以名状的悲戚。新闻是一种被社会赋予了特殊期待的行业，坚守或离开都不应该只是为了赚钱而已。更值得追问的则是这种选择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记者的离开？
　　第一重因素是社会情境的变化。当前的新闻工作正深陷伴随消费社会与科技进步协同而来的速度竞赛中，新闻的时间与速度、传受双方关系、新闻工作的稳定性及媒体组织角色等不同层面都在发生改变，促使报道倾向快速浅薄。新闻的本质发生着改变，随之而来新闻运作规则的改变也是根本性的。
　　第二重因素来自新闻组织的变化。当中国的许多新闻组织从一个不用操心营收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型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时，新的组织运作逻辑也随之诞生了。毫无疑问，维持生存是这一组织运作逻辑的根本。在新闻业务上，它往往奉行一种“风险规避”的工作常规，以免遭来自其他力量的钳制。在这一原则下，奔走在一线的记者更容易成为各种控制力量的牺牲品。在内部管理上，它引入缩小固定工资比例、加大“计件工资”分量的绩效考核制度，刺激年轻的记者们更加努力工作，强化了将新闻生产作为一种获利手段的观念。从组织运作的逻辑来看，这能够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但对记者个体伤害甚大，这便是大量“新闻民工”被市场制造出来的原因。
　　第三重因素则是记者个体的变化。记者这一职业的特点是工作压力大、流动性强，能长期留下来的人多半是兴趣使然，新闻圈中不乏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更多的年轻记者，可能是抱着与新闻前辈们不同的想象进入新闻业的，一旦经不住现实的严峻考验，这群普遍缺乏信仰的人不是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就是殊途同归地进入为工作而工作的境地，失去工作的价值，没有工作的目标。当他们的采访报道工作屡屡因为外力的因素受挫时，当他们的报道遭遇外部控制而无法得到组织庇护时，当他们结婚生子却无法看到未来的前途时，种种因素带来的“底层感”会极大地干扰记者对于这份职业的坚持。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红义/《东方早报》2012-09-21）
　　
　　记者这样的街头追问不专业
　　
　　“十一”前后，央视记者在街头追问路人“你幸福吗”，由此引发各种各样的不同回答。此情此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后，公众更是议论纷纷。
　　笔者以为，是否要问“你幸福吗”，这其实反映了一种趋势。当统计数据长期唯GDP为是的时候，有人发现居民的收入未必能与经济总量同步增长。当统计工作更加关注居民收入的时候，有人又发现人们内心感受到的幸福程度未必能与收入的增长成等比例，甚至未必能成正比例。于是，无论是各国的政府统计机构，还是一些国际组织，或是各类社会调查机构，都逐渐改变见物不见人的旧习，开始关注人们的主观感受，并对这种感受进行调查。
　　但是，如果说对物的统计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调查人的主观感受就可能更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要做好真的不易。样本的代表性、调查的方法、问话的技巧、人们的习惯、周围的干扰等等，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无怪乎国内一些调查机构近年来所做的市民幸福感调查，有的青岛居首，有的杭州夺冠，有的石家庄第一。而如上述这样的街头追问就显得不专业，易引发误解。因为，幸福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简单调查或片面观察就能得出准确结论的概念。
　　如果放眼更大的范围，不同地域的被调查者，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乃至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认识程度不同，其自身对幸福程度的把握标准也会差异很大。几年前，荷兰大学教授费恩霍芬主持的幸福调查排名就显示，不丹王国位居第八位。作为农业人口占90%的一个小国，民众幸福感很高，原因或是多方面的。但排名在不丹之后的发达国家，即使要借鉴不丹的一些“幸福”经验，也不能为了提升国民幸福感，而把居民的生活水平向低标准看齐吧？
　　重视居民的幸福感觉是一种进步。但是不应简单化，而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做得更加科学准确。这样的调查最好先由民间组织或研究机构来做，而不要由政府部门进行，以免与政绩挂钩而走了样。最多可以作为一种改进工作的参考，而不要进行那种不具可比性的比较和考核。各级政府部门还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切实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上来吧。
　　（国家统计局科研所所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潘璠/《中国信息报》2012-10-23）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