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确的废话”
　　现在有“官民两个舆论场”之说，两个舆论场，首先表现出的就是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打通两个舆论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首先要求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来进行，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
　　近两年，在“政治话语”上栽跟头的官员并不鲜见，有的官员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有的官员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还有官员说“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也有官员在交通事故现场“开怀一笑”，尽管事后这些官员都因此引来关注，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雷言雷语雷表情”背后的“执政姿态与执政理念”却不能不引起警惕。
　　当然，这些或许是一些极端的案例，而另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却更为严重，那就是官样文章，乃至一些地方出现“领导讲话”互相抄袭的现象，有网友曾发微博总结出官话的“万能八条”：1.领导重视，提高认识。2.加强宣传，营造氛围。3.教育培训，提高素质。4.健全政策法规，完善制度。5.组织协调，形成机制。6.增加投入，依靠科技。7.加强监督，全面落实。8.总结反思，借鉴经验。
　　这些“正确的废话”的存在，是横亘在“两个舆论场”的第一道障碍，影响交流互动，阻碍问题解决，必然会影响共识的建立。
　　在中国，一直都有“文以载道，言为心声”的说法。“政治话语”虽有其特殊性，但除了需要真实、准确、标准之外，更多地还需要体现官员的人性化，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如此，方能让政治温暖起来。
　　（新京报评论员高明勇/《新京报》2012-11-17）
　　
　　
　　回归“正常”让我们神情放松些
　　正常才是王道！发射火箭，我们最期盼听到的报告是各个环节都“正常”；社会与生活也如此，在一些寻常环节和流程上的超常是最大的反常。对于近期集中出现的多种回归“正常”的表象，不可不察，不可不彰。
　　央视《新闻联播》12月8日晚间出了个直播失误：由于导播切换错误，两条新闻出现了“混音”播出。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当晚发布一条微博，向观众表示歉意。任何节目都是人操作的，出点小差错再正常不过。长期以来，《新闻联播》被赋予了太多符号感与特殊意义，操作者小心谨慎，高度紧张，数年来几乎无任何差错。如今它“竟然”也出了个差错，并且坦然地道歉了，而网民大多以包容之心表示谅解，甚至呼吁不要处罚导播，一切看起来都变得“正常”了。希望这样的“正常”能有助于《新闻联播》回归为一个正常的严肃新闻节目，从业者也免除头顶犹如利剑一般的巨大精神压力。
　　一个节目如此，一条道路也是如此——“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封路、不清场闭馆”。近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的相关表述迅速引起网民热议。如此表述同样传递出这样的信号。谁说一定级别官员出行封路戒严就理所当然？每封一次路，可能就是在制造一种紧张情绪：让很多人的出行变得局促，让警务人员的神经变得紧张。当一条路回归为路的本质，多少社会情绪得以舒展！
　　公众对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一片赞誉，就因为这种工作作风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值得期待：开会就是交流信息的，官话套话徒增成本，没有用处；出行调研就是要深入群众，不能拒群众千里之外；新闻报道就是播报信息的，按级别决定字数长短，只会掩盖信息的重要与否……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攒”下了太多不正常的“习惯”与“潜规则”，这些规则与习惯让我们在无奈之中拧巴与纠结。
　　超常规的新闻节目，会丧失与人的亲切感，失掉本真的属性，会让官员在脱离群众的路上越走越远。很多很简单的事，总是附上厚厚的外壳、浓浓的包裹。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层层加码，神经细胞严重损耗。
　　放松，再放松一些！正常，再正常一点！一个神情放松、精神舒展的正常社会，不好吗？
　　（华商报首席评论员毕诗成/《工人日报》2012-12-11）
　　
　　
　　习近平南行的新闻传播带来开放气息
　　在中国，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外出考察时选择的路线和方向，当然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因而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新闻价值。习近平上任伊始，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点便选择了广东。稍有时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这个地点的选择，当然不是随意之举。
　　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习近平的广东之行引发了大量新闻媒体的关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报道习近平广东考察之行的不是官方媒体，而是普通公众通过微博平台发布的相关消息和图片。有媒体以《习近平与网友的“微邂逅”》为题，报道了有关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新闻的传播路径。
　　媒体报道说，12月7日下午2时17分，认证为“深圳市华脉资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陆亚明发出微博：“首长似乎真来了”，并且特意说明“听说没有封路”。@陆亚明还注意到，“三辆考斯特及四五辆警车由科技中一路自北向南前往，车不成队，中间夹杂数辆社会车辆，无开道车”，“考斯特未拉窗帘，透明玻璃，车速约60公里/小时”。随后， @陆亚明就此感叹道：“看来，不封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致敬！总书记有空常来哟。”据说，@陆亚明发的这几条微博，单条最高转发量就达2130次，评论568条。而《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多家报社的官方微博引用网友的“现场播报”，转发总量以十万计。
　　而@香港文汇网在习近平考察现场发出的微博称，“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两位安保人员拦住本报（香港《文汇报》）记者，汪洋恰巧看到，说‘她拍照而已，你们不要拉着她’”。此外，普通公众也把随手拍的照片发到了网络上。
　　“看来，不封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言极是。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再三证明：“不封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封”与“开”，“闭”与“放”，是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而“改革”与“开放”，也并非是两个词汇偶然或简单的搭配排列，这两个词汇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改革与开放，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推进改革，是开放的信心所在；开放的冲力，也是改革的前行动力。“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样的宣示配以上述开放的信息传播方式，才会给受众带来信任和信心。
　　人们注意到，上述有关习近平南行考察的信息传播路径，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次，人们获悉习近平赴广东考察的消息，不是来自专权报道国家和党的高级官员活动的官方媒体，而是首先来自网络媒体。而实际上，此前有关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沿途不封路的消息，也不是由中央媒体首先传播。
　　“不封路”好。“不封路”，是信心的体现；“不封路”，是信任的基础；“不封路”，才有普通公众与官员的近距离接触；“不封路”，才有言路的顺畅，进而才有网络消息的如是传播。
　　（光明网评论员/光明网2012-12-16）
　　
　　
　　纸质大众媒介最终将消亡
　　“生意”，在一个世纪前“黄色新闻”肆虐时就是新闻业的“轴心原则”，后来在“社会责任论”口号中转为隐蔽。今天，在新媒体的无情进逼下，终于又再度凸显。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纸张若能给媒体带来利益，则用之；不能带来利益，则弃之。
　　在大众报业的投入产出计算中，纸张成本一直都是关键因素。报纸的发展史说明，在市场经济中，主导大众媒介组织运作的一直都是商业逻辑，而不是其他。尽管纸质介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许仍会存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大众媒介组织以逐利为运营原则，关注的是投资回报，考虑的是生死存亡。今天，在报纸的生产成本中，纸张占比仍高达60%～70%，而报业当年的高利润已好景不再。如果纸张已经成为其负担而不是获利凭借时，媒体就削减或干脆剔除掉纸质。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然而，不少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仍然固执地对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介质的未来抱乐观态度。这里，我们对这一态度背后的理由分别加以辨析。
　　第一，有人同样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历史上新媒体从来就没有完全取代过旧媒体，因此，报纸当然也不会被取代。这是一种“从历史推知未来”的归纳法，它忽视了两个因素，即作为可以“吞噬”此前所有媒介类型（书籍、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媒介之王”，互联网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电视没有取代书籍、报纸、杂志和广播，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不能取代这些媒体，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很容易被取代的纸张。
　　第二，有人认为，尽管纸张不一定会继续作为大众媒体介质存在，但由于还会有对纸张的小众需求，所以它仍然会存在。毋庸置疑，对纸质媒体的小众需求（古旧书籍和艺术作品等）仍会长期存在。但是，满足这类小众需求的纸张已经脱离其新闻媒体属性，与我们当下所讨论的“纸质大众媒体的未来”并不相关。
　　第三，有人认为，“人是怀旧的动物”，总会有人因怀旧而坚持使用纸质媒体，所以，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仍会存在。这是一种感情干扰理性的判断。所谓“感情”从来就没有在媒体的商业决策中占有过任何位置，阅听者也不会纯粹因为某种感情而持续选择使用某种媒介。而且，我们对纸张的恋旧也许是因为我们恰好是跨越纸媒和电子媒体的一代人。试问，90后对“前互联网时代”基本没有记忆，他们会对之有所留恋吗？我们的后代们会对纸张时代有所怀念吗？答案显然是“不会”。
　　第四，有人认为，中国目前还有很多刚会识字的人群，“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订阅甚至阅读过报纸。假如仅仅做到让中国每个家庭至少订阅过一年报纸，对报业就意味着翻几番的发行潜力”。其言下之意是，纸质报纸还可以高枕无忧几十年。该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体现了一种媒介使用习惯的线性发展观，即认为人们总是先使用纸质报纸，然后使用电视、互联网等。然而，在当前多样的媒介选择前，新识字群体完全有可能跨越报纸而径直使用门槛更低、口语特征明显的电子媒体。只要看看当今流动人口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多还是纸质媒体的多，结果就很清楚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区分“纸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介质的存在”，并且区分“个体层面上人对纸张的感情”和“大众媒体组织的理性商业决策”的话，我们就不难得出“纸质大众媒介最终将消亡”的结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上海市新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建国/《文汇报》2012-11-05）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