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不合时宜的概念和不太正确的术语

　　现在，主流媒体话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说存在减弱的危险。这里既有复杂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客观原因，也有我们在政治生活和公共领域中话语方式和概念术语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原因，许多话语和术语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落后于时代要求而不能满足社会要求的话语方式有许多表现：一是八股化，讲话和写文章有许多套话、空话，让人感觉千文一面，每句话似乎都不错，但都是“正确的废话”，缺乏针对性。二是讲话和写文章总想面面俱到，但谈什么都蜻蜓点水，什么也没有讲透、讲深、讲清楚。三是讲话和写文章心里没有人民群众，而只是“说话”、“写文章”，一言以蔽之就是做表面文章而已。四是缺乏全面而慎重的考虑，使用了许多不合时宜的概念术语，有些甚至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为了牢牢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导权，扩大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必须转变我们的文风，改进我们的话语方式，完善和重构我们的概念术语。

　　首先，增强话题的设置能力，提高我们的话语影响力，就要尽量减少套话和空话。改文风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绝不只是改变一下说话方式和叙事方式，更不是仅仅换换说话的词语和口气。改文风首先要转变看问题的方式，因为看问题的方式是我们世界观的体现。譬如，我们在写文章和讲话时，是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立场出发，讲真话、讲实话，还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地讲空话、套话，这显然反映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我们要提高理论话语的时代穿透力和社会解释力，在没有弄清楚时要少说，说话就要说有用的话。

　　其次，提高我们的话语影响力，最好集中主题，加强议题的针对性。这就是说，说话写文章要有什么事就讲什么事，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就表达什么想法，而不要不分场合地讲究系统、全面，应该一事一议，而不能什么事情都从头讲起，讲它的方方面面。各级领导应带头讲短话，讲有针对性的话，尤其是讲针对某一突出问题而能够切中要害的话，而不要每次讲处处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话，不要次次都讲“全面系统”的话。

　　第三，提高我们的话语影响力，就要善于讲群众关心和能够理解的话语，为此就要善于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在他们生活中涌现的鲜活话语。我们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们倡导的价值概念用群众的实际生活语言和实践叙事方式表达出来，通过人民的生活故事显现出来。另外，我们讲话或写文章，是仅仅对上级领导负责，还是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角度看，是把人民群众当作主人翁还是当作教育的对象，这显然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必然带来不同的话语方式。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比群众高明时，他不会说出让人民群众感同身受的话语。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群众的语言讲话写文章，向群众解释政策、宣传理论。

　　最后，提高我们的话语影响力，就要清理我们日常那些不合时宜的概念和不太正确的术语。例如，把参政党称为“民主党派”，就语言产生的逻辑效用而言，似乎我们共产党就不是民主的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讲民主的政党，而且是最讲民主和最真讲民主的政党。不仅其内部有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协商民主的特点。我们必须重新梳理我们的一些概念词语，开展正名活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北京日报》2014-01-13）

　　

　　正面宣传为主不等于掩盖社会阴暗面

　　舆论监督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总的看还是比较薄弱。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弄清，即党对宣传舆论的领导和舆论代表人民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脱离人民利益的私利，所以，这两方面是根本一致的。但是具体地讲又是有矛盾的，人民中各阶层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价值选择，需要党通过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旋律，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不能自发实现的，共产党领导在这里能够起到根本性的主导作用。因此，不应当把党的领导与新闻自由对立起来。

　　另一方面，整个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具体到各个地方党组织，有时候会出现不重视人民呼声，压制舆论监督的现象。所以党的各级组织如何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包括怎么正确看待正面宣传与揭露阴暗面的关系。正面宣传为主是正确的，但是应不应揭露阴暗面？事实上，社会阴暗面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掩盖，只能正确引导。对非典事件、汶川地震和西藏、新疆暴乱的报道，我们采取了开放的舆论引导，起到了把消极因素转化为巨大积极力量的作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进一步增强，这对如何搞好舆论引导和监督有极大启示作用。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林泰/《红旗文稿》2014年第1期）

　　

　　用心于正才有媒体文明

　　媒体本应抓新闻，却让自己成了新闻。

　　近日，两家地方卫视因商业广告播出超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给予停播商业广告7天和15天的处罚。之前，几家报刊也因虚假低俗内容而被处理，其中就包括两家报刊在报道李某某事件时使用的标题。这两起重拳处罚体现导向，也让媒体伦理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时代，媒体需要赚取利润，这点无可厚非。不管是把报道标题做得更抓人，还是让商业广告卖个好价钱，都是正常的方式。不过，这也有个度的问题。如果一味赚眼球、只顾向钱看，打擦边球用脏字、一个广告半小时，就有违相关规定、有悖职业道德，踩了线被处罚是理所应当。

　　传播学有句名言：“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惟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可见媒体在提供信息、娱乐等服务之外，更有着重要的伦理功能：传递道德信息、进行价值教育、营造良好风尚。有人说，人类文明也是一种媒体文明，因为所有的思想观念文化，莫不需要通过媒体被塑造、被表现。媒体如若失守，社会的文明也必然会遭遇破坏。

　　当前媒体的伦理失范虽属少数，但也值得警惕。从纸馅包子到“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罔顾新闻真实性，这是“信息虚假化”；从“前任张太声明”到标题使用脏字，迎合猎奇心理感官刺激，这是“取向低俗化”；从消息让位软文到新闻被广告绑架，这是“商业过度化”；从各种恶搞戏说到专报明星绯闻，这是“娱乐泛滥化”。凡此种种，短期或许能得点好处，但长期来看，不仅会对社会文化产生负影响，更会因没有品质、苍白无聊而被市场抛弃。试想，谁会看只有广告的频道，谁又会买污言秽语的报纸？

　　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拥有巨大的从业人群，媒体业的伦理失范，有着内、外两方面的原因。网络媒体生死往往由点击决定，传统媒体又备受挤压，都可谓“压力山大”，从采编到经营都考虑经济效益重于社会效益，导致伦理责任被放在一边。从内部看，新闻从业者大量增加，少数人急功近利，累石成峰的劲头松了，搞轰动性报道一夜成名的想法多了，理念的偏差导致道德的失守。

　　纠正伦理失范，修复媒体文明，正可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国家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行政规章的严格执行等，从外部来加以约束，增强他律。另一方面，媒体也要倡导正确的伦理文化，切实提高从业者素养。而管理部门除了重拳打击之外，也应思考：如何为改善媒体生存环境尽一份力？促进媒体合作、避免恶性竞争，树立善待善用善管的理念，都是在新形势下做好媒体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

　　“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一时的注意力不如恒久的信任度，媒体用心于正，以真实信息、负责言论，取信于受众、取信于社会，才不负“社会良心”的称誉。

　　

　　（程晓宇/《人民日报》2014-01-10）

　　

　　文化体制改革最大难点是管导向

　　文化领域改革已经到了条件相对成熟的阶段。“十一五”以来是文化领域改革动作较快、力度较大的一段时期。但这一阶段的改革总体上只是触及到了文化产业方面，对于文化事业的改革还有很大余地，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党和政府怎么“管文化”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改革思路。接下来的改革，我个人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其他所有的改革一样，应该是要进一步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文化产业甚至包括一部分文化事业的改革肯定要依据这个总原则。这个包括政府从“办”到“管”的转变，也包括在一些领域逐步向民间资本放开，一些国有资产允许民间参股甚至控股。

　　第二，通过改革，还应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管”的体制机制。文化有其特殊性，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安全和未来，很多欧洲国家都在倡导“文化例外”，也就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有权利和义务保持自己的文化，而不是被动地应对全球文化。

　　第三，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提供文化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把政府的钱花到位：一是要用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二是要用在先进文化的引导方面；三是要能够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提供不同层次的文化公共服务。

　　最大的难点也是非常尖锐的问题——怎么管好导向，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实现“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知易行难的核心难点。

　　从“办”到“管”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措施。政府从“办”抽身出来，实际上是有助于更好地“管”住文化。一是减轻了自己的负担，二是相对来说政府的地位更加超脱，没有自己的企业和机构了，可以更好地当裁判员。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文资办，地方上也有不少地方成立了，比如北京市率先成立了直属于市政府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陕西省也有省委宣传部下的文资办，这都是很好的从“办”到“管”的尝试。当然，从“办”到“管”的改革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一直建议的是政府和国企做战略投资者，成立文化领域投资控股的集团，而不是去给企业撒胡椒面或者专项补贴。真正通过战略性的国有资本引导产业发展，而政府从管“人”、“事”、“资产”、“导向”四块更聚焦到管住“导向”和“资产”两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黄斌/《中国经济时报》2013-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