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如何保护新闻源

　　5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虽然饱受质疑，世界奢侈品协会(北京)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也已因伪造注册地址和提供虚假商标授权而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但世界奢侈品协会(下称“世奢会”)仍在坚持和媒体打官司，并且部分赢得了已经一审宣判的四起名誉权案件。

　　尽管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根据司法解释，在依法清算并办理注销登记之前，世奢会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这一事件，可以评说的角度不少，今天只说一个：新闻源的保护问题。

　　保护新闻源，是指媒体有权不向外界透露消息源的姓名和身份。在一些国家，保护新闻源是媒体伦理的重要内容。一些媒体、媒体人为恪守这一准则不惜被罚款甚至监禁。媒体这么做，道理很浅显:如果将不愿意公开的新闻源公开，以后也就没人敢向你提供消息，新闻将成“无源之水”。

　　新闻源保护问题，在我们国家同样存在。在世奢会提起的一系列案件中，一个自称“王自强”的男性证人称，自己就是接受《新京报》及《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匿名信息源，其提供的对世奢会不利的信息，均由《南方周末》记者授意完成。但《南方周末》及《新京报》记者均表示，相关信息的提供者是一名田姓女士。在已经有判决的四起名誉权诉讼中，出于保护证人的考虑，两家报社未提供采访录音及报料人的身份，这也正是世奢会部分赢得了四起名誉权案件的重要原因。

　　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免除新闻源的作证义务，法院根据优势证据原则部分支持世奢会的主张，在法律上并无不当。但媒体是社会公器，它对世奢会的监督是代表公众所做的监督。行使舆论监督职责却在法律上败诉，一旦这样的结果不断重复，监督积极性或多或少会受影响。而为监督弱化买单的，是整个社会。

　　那就判媒体赢?媒体说有新闻源，多数时候会有，但是否一定有，恐怕谁也不敢打保票。媒体怎么说法院怎么认，对另一方当事人可能意味着不公。所以，至少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法律上免除信息源的作证义务，不现实。

　　但这不意味着法律在这方面可以毫无作为。据报道，《新京报》及《南方周末》采访中使用的匿名信源，已经同意在二审中出具书面证言，并向法庭提交相关身份证明。不过，这一证言并不在民诉法第73条明确可以书面提供证言的三种情况之列，所以，如果其不出庭，证言能否作为证据被法庭认可，仍有悬念。笔者认为，从平衡保护包括舆论监督权(这一权利不仅是媒体的，也是公众的)在内的各方利益考量，对于这类证据，可视为民诉法第73条“(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况，允许其不出庭而只接受法官调查。

　　这一事件中，匿名新闻源同意出具书面证言，这是媒体的“幸运”。如果其坚持不“露面”，媒体则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承受败诉后果或“出卖”他。笔者倾向于第一种选择。

　　（李曙明/《检察日报》2014-05-13）

　　记者反腐的掌声与疑惑

　　由于强大的技术背景和广泛的民众基础，网络反腐向来被看好。互联网让无数人成为反腐事业的参与者，在很多案例中，都能看到普通网民的反腐接力。这种全民皆兵的反腐模式为何屡试不爽，原因错综复杂。不过，从近来的一些案例看，网络反腐要想更精准、更有力，离不开一些特殊力量的支持，比如媒体记者。

　　从刘铁男到宋林，一些大人物的先后落马，都与记者的作为有直接关联。一般而言，反腐对象级别越高，举报者的风险系数也越高，这也导致直接参与反腐的记者数量极为有限，他们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惊艳，颇有英雄主义色彩，往往能获得掌声。

　　记者在网络反腐中的作用得到凸显，甚至给人以反腐主力的印象。随着这种模式趋于普遍，舆论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人们热衷于分析它成功的原因及其正当性，民间大致会认同记者的勇气与正义感，“一个有思想，敢于揭露的记者，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好记者！”这样的评价多着眼于反腐结果，但对于突出专业主义品位、越来越追求程序正义的中国媒体界而言，显然不会满足于一时的反腐“业绩”。一些同行对记者反腐行为提出质疑，他们的声音在舆论海洋中显得有些另类，却似乎道出了某些无奈的事实，那些正义战士也因此从云霄回到了地面。

　　背后涉及诸多问题，比如新闻伦理，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公共利益？比如身份问题，是职业行为还是普通的公民监督？可以说，记者反腐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纯粹。批评者耿耿于怀，担心正义幻象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他们也灵敏地捕捉到，这种反腐模式在一些细节中与当前的法治价值追求背道而驰，“不能说举着反腐正义旗帜，就可以随意侵犯个人隐私”。不过，在此起彼伏的反腐浪潮中，这种批评始终无法成为核心议题，更多的批评集中在成功的要素分析，讨论记者的职业便利和机构背景对其反腐的帮助。

　　很多同行都会承认，记者反腐之所以难以取代，与当前媒体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记者接近现场，且有着特殊的使命感，媒体的报道以及同行的经验分享都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记者反腐之所以趋于普遍化，往往源自媒体的失语，有报道提到，传统记者多是报道无望才走上举报之路。

　　他们以自媒体形象介入反腐，与其说是技术背景下媒体形态的转变，不如说它是一种无奈的策略选择。一位同行质问：记者举报官员就不是专业主义了？或许，此前讨论的新闻伦理和多重身份问题，无非只是表明，人们还不能接受一个记者做着以往一个媒体才能做的事。当记者以举报者身份走向前台，民众难掩喜悦与失落，这种复杂的情绪是不是印证了这种可能：我们的社会对媒体的依赖并未减弱，相反甚至有所提升？

　　（何小手/《新民晚报》2014-05-05）

　　媒体更应早日斩断GDP情结

　　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后，众多媒体聚焦地方政府GDP指标完成情况。最典型的报道有二：

　　某媒体开列了各省区一季度地区GDP完成值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值，并以“安徽完成目标，其他省份皆没”为小标题详述各地数据比较情况，又在“地方寻找对策”的小标题下披露了“地方政府还是有一定压力”、“各地党政密集召开会议”的焦躁不安。

　　另有媒体报道称，多省地方GDP增速暴跌，“但各省并没有提出竭力保增长，河北更是提出了‘不纠结速度，更看重转型’的发展思路”，并援引海通证券的观点对此作出正面评价：“一季度数据表明地方以往‘大干快上，唯GDP论’的增长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可以预期，2014年大多数省份完不成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速目标，但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步伐会加快。”

　　仔细研读两篇报道，同样面对地方GDP增速普遍放缓的新闻事实，同样是用新闻事实说话，但媒体人的理念不同、新闻视角不同、报道意图不同，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内涵大相径庭。

　　前者沿袭“GDP挂帅”时代的报道模式，通过分类排列、比较各地GDP增速，凸显领先和滞后的地区，褒贬之义尽在不言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政府对GDP增速放缓的担忧以及提速的急迫。这篇报道折射出媒体的GDP不了情，部分媒体至今仍热衷于攀比GDP，对追高GDP情有独钟，与中央大力倡导的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不唯GDP”追求全面均衡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

　　我们知道，GDP是反映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统计指标，关注GDP对政府而言本无可厚非，但“唯GDP论”是万万要不得的。因此，新形势下，转方式调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全社会共同摒弃旧思维，告别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终结“GDP至上”置环境、资源、社会发展于不顾的做法，真正将注意力集中到谋求GDP的质量上。

　　科学发展，知易行难。媒体人理当先行一步，与时俱进，更新观念，高瞻远瞩，知行统一，唯此才能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自觉营造科学发展的舆论环境，从而引导公众正确分析认识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发展转型期的客观反映，是调结构、转方式所必须的换挡减速，经济增速适度放缓将有利于持续赢得优质GDP，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钟蓝/《中国信息报》2014-05-08）

　　谨防数字化痴呆症

　　上世纪90年代初，当笔者的导师、著名理论家龚育之先生开始学习电脑打字时，他自嘲道，练习电脑打字，是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那时我们未曾想到，仅仅几年后，就像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描述的那样，巨大的数字化浪潮，将包括儿童在内的庞大社会群体一网打尽，人类社会踏上了数字化的“不归路”。

　　凡事有利也有弊，有得必有失。韩国首尔脑部平衡中心专家不无忧虑地告诫：长期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将导致数字化痴呆症。韩国《朝鲜日报》专门撰文列举若干相关症状，如“你只记得住自己的单位电话和家庭电话”，“你觉得新认识了某人，但其实曾见过他”，“你在车里安装导航设备后就看不懂纸质地图了”，等等。

　　数字化痴呆症？信还是不信？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不管这类说法是危言耸听，还是警世洪钟，有一点可以肯定，从人类思维方式来看，过度痴迷和依赖数字化产品，势必导致大脑发育和使用的不平衡。

　　在数字化与信息化时代，动动手指就可以在网络上获得应有尽有的资料，知识的获取即时化了，人类的创造力却下降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海量化了，人类的注意力却被分散了。科技与经济的联系全球化了，人类社会群体间的亲情却淡漠了。碎片化信息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之大，可以一言以蔽之：以目废心。

　　当数字化时代造成信息泛滥，负面效应就会浮出水面。对一些热点事件的全方位报道为何让人产生信息厌倦之感？连篇累牍的电视剧为何让人感到视觉疲劳？人类数千年大浪淘沙仅存的少数名著为何风光不再？当我们长期沉溺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为之欣喜，为之癫狂，为之焦虑时，是否也该冷静地检讨一下，我们的思维习惯、日常行为、生活体验是否发生了某种扭曲与异化？

　　前不久，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名叫“绿岸”的小镇。由于该小镇位于美国国家无线电静默区内，手机、路由器、电视、广播等电子产品在这里统统失灵。如果有人需要和外界传递消息，镇上有唯一一台付费电话可以与外部联系。据了解，从六七年前开始，越来越多想要戒掉“电子瘾”的人们搬到这里，感受缓慢、宁静与本真的生活。

　　对于那些对现代生活感到疲惫的人们来说，美国“绿岸”小镇的桃花源式生活可遇而不可求。在数字化时代，将过度使用数字产品引发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器物本身，也不是一种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克服数字化痴呆症，需要增强对自身行为的把控能力，养成更加积极平衡、健康的生活方式，防止被数字化产品“绑架”了思维、“绑架”了生活。

　　（刘戟锋《人民日报》2014-04-24）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