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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20年5月上)

2020-05-21 11:27:07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5月上   作者:

摘要:  遏制信息疫情 抗击政治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对抗病毒的同时,国际社会一直面临另一项重要挑战——粉碎与疫情相关的假消息

  遏制“信息疫情” 抗击“政治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对抗病毒的同时,国际社会一直面临另一项重要挑战——粉碎与疫情相关的假消息和阴谋论。

  “大众面对未知病毒威胁,普遍感到焦虑和无助,对信息的需求急剧上升,这为各种谣言和阴谋论创造了市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系副教授黄成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磊认为,产生谣言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方面,新冠病毒对人类而言相对陌生,且疫情来势汹汹,显露出极大的危害性,给人们造成巨大恐慌,让谣言有了滋生的温床和传播的市场;另一方面,个别不负责任的国家和别有用心的政客应对疫情不力,面临来自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试图推波助澜,加速谣言和不实之词的扩散,对疫情进行政治化炒作,以期达到推诿责任、转移矛盾的目的。”

  更需警惕的是,部分谣言成因复杂,其背后的“政治病毒”将对各国人民团结抗疫的良好氛围造成破坏,并为全球抗击疫情以及开展国际合作掣肘。

  “‘信息疫情’背后隐藏的是个别国家和政治势力撒播的‘政治病毒’,这比新冠病毒本身更具危害性,将衍生出一系列‘疑难杂症’,甚至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酿成一场信任危机,加大国际社会本已存在的信任赤字,破坏在世卫组织框架下开展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有效性。”王磊说。

  谭德塞日前在介绍世卫组织过去百余天的工作时指出,与众多伙伴合作提供准确信息和指导,应对“信息流行病”,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世卫组织网站还开辟了一个“辟谣”专区,回应在社交媒体流传的不实信息和骗局,提供与疫情相关的可靠信息。

  《柳叶刀》杂志在2月刊登了一封27名全球顶尖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签署的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网络上流传的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

  科技公司也行动起来,为抗击“信息疫情”提供技术支持。3月,脸书、微软、谷歌、推特等7家科技公司发布联合宣言,承诺共同打击有关新冠病毒的欺诈和错误信息。之后,脸书删除了关于新冠病毒的虚假声明和阴谋论。亚马逊批量下架了平台上谎称能够杀死新冠病毒的产品。

  “国际社会应多管齐下,采取双多边合作的方式,对‘信息疫情’予以更有力的回击。”王磊认为,各国应在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开展有效的多边合作,加强疫情信息交流和共享;同时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的透明化,宣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让社会大众形成关于新冠病毒的正确认识,这是消除“心理恐慌”和“信息疫情”的治本之策。此外,社交媒体和信息通信运营商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扮演好涉疫信息“防护栏”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个别国家政客应尽快停止将疫情“政治化”的错误行径,避免人为制造的“政治病毒”让全球抗疫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遭到破坏。

  (严瑜/《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4-25)

  自媒体恶意炮制疫情话题当依法处罚

  继所谓“华商很难”话题之后,“××渴望回归中国”话题又被炮制出笼。从炒作“华商很难”,到编造“××渴望回归中国”,这类自媒体文章的套路大同小异,都是恶意炮制疫情话题,一味贬外吹内,无底线捏造内容,肆意夸张、渲染境内外经济社会反差,翻炒各种刺激劲爆、煽动情绪的“秘闻”,特别是在标题上肆无忌惮大加渲染,极尽忽悠蛊惑之能事。这些自媒体文章背后的公众号,绝大多数为公司化操作,采取流水线作业方式,一次性复制几十上百篇文章,把里面的地点、人名等稍作变化,就一股脑推向网络,然后坐收吸粉、引流之暴利。

  如今,自媒体成为很多网友的信息来源渠道之一,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拼抢粉丝和流量资源,一些自媒体剑走偏锋,不惜炮制虚假信息,歪曲事实真相,甚或公然造谣传谣,恶意蹭社会热点、吃“人血馒头”,手段十分下作卑劣,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华商很难”“××渴望回归中国”之类自媒体文章,不仅欺骗了众多网友,误导了人们对境外疫情的看法,很多时候也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甚至引发国家间的猜疑或纠纷,有关部门需费时费力去澄清事实,才能消除负面影响。

  此类自媒体文章违反了微信平台的管理规定,按照情节轻重,微信将分类予以处罚,严重者处以删稿、限流、封号等。“华商很难”系列文章出笼后,微信方面已将该系列文章全部删除,并封禁3个主体下的50个违规公众账号;对“××渴望回归中国”系列违规文章,微信方面也迅速作出处理。然而,这类自媒体文章的恶劣影响已经产生,相关公号捏造事实、煽动社会情绪等行为还涉嫌违法,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理,不能在删文、封号之后就到此为止。

  自媒体平台和监管部门对此类事件要予以足够重视,并深刻汲取教训。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严重伤害,理应全球团结抗疫,不能坐实无良自媒体文章兴风作浪,肆意挑动民粹情绪,破坏中国和各国携手齐力抗击疫情的良好环境。监管部门应当本着“零容忍”原则,对类似自媒体文章及其运营主体,依法坚决予以打击惩处。

  (王桂霞/《北京青年报》2020-04-17)

  规范收视收听率关键是提高执行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月13日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其中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中国新闻网4月13日)

  不可否认,对于广播电视行业来说,收视收听率就是竞争力,就是生产力。也正因如此,唯收视收听率是举,成为广播电视行业一种公开的秘密;而收视收听率造假,也成为广播电视台之间心照不宣的一种潜规则。基于此,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相关规定,表明治理收视收听率等造假行为有了规章依据。

  事实上,早在2018年12月,由国家广电总局委托广播电视规划院基于自主技术建设的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正式开通试运行。据介绍,相比过去日记卡和收视率测量仪等两种传统的样本户采集方式,新建立的广电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不仅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而且通过数据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有望从根本上治理收视率造假问题。可以说,新系统的运用,是对收视数据采集和应用的一次重大革新,也为收视数据的统计和应用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

  立法之后,治理收视收听率造假行为,关键是提高执行力。如何建立更科学的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评价体系,如何加大对干扰收视收听率调查行为的处罚力度,仍然需要主管部门给予更具体、更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同时,广播电视媒体应摒弃唯收视收听率是举的功利和短视行为,代之以覆盖、品牌、资源等全方位的研发。特别是,应致力于节目创新、品牌打造,以此消解收视收听压力和创收压力,利用各地区的地域差异性,争取频道特色化,进而打造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

  (张西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4-17)

  流量大战不能靠“审丑”

  流量时代,总有人莫名其妙蹿红。对“网红”的追逐、戏谑,满足了部分人的娱乐需求,如果纯属一笑,本也无伤大雅。但不少“网红”的成名过程让人倍感惊悚。因一句“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最近出狱的周某火了,据说出狱当天有超过30家网红经纪公司赶着与其签约,更有人张口就开价200万元……蹭流量蹭到如此难看,成为舆论场中荒诞的一景。

  平心而论,法律对于周某的惩罚已经完成,他将来从事怎样的职业是其个人自由。但对于那些经纪公司而言,周某的“改过自新”并不值得关注,他过去甘当“废柴”的心态以及偷盗两千辆电瓶车的“劣迹”才是爆点。这样的人设,迎合着一些人对劳动的不屑、对规则的嘲弄等等,完全脱离了正常娱乐的范畴,纯粹是糟蹋公序良俗、恶搞世道人心。

  心理学中有一种“尖叫效应”:在满是人群的街道中,如果有人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往往能快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互联网世界,这种效应正逐渐成为“流量贩子”信奉的金科玉律。十年前,“二环十三郎”“凤姐”横空出世;十年后,“霸座男”“地铁凤爪女”等此起彼伏。“赛博空间”像在上演一场精心排布的“审丑大戏”,一些正向的价值、宏大的内容也常常被拿来调侃。

  “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会让文化精神枯萎”,今天,尼尔·波兹曼的警告愈发具有现实意义。放眼网络,我们并不缺乏正能量的内容,只是有很多人在手机屏幕前放弃了自律,将碎片化时间消耗在了围观“奇葩”和八卦上。那些网红经纪公司也正是投其所好,才制造出这么多光怪陆离的流量。两者相互迎合,大众文化难免不被庸俗恶俗熏染。病态流量之下,常识公德何在?捧“丑红”是危险的警钟,更是网络的悲哀。

  (鲍南/《北京日报》2020-04-22)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

  调查表明,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69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7%,农村未成年人的上网比例也高达89.7%。但是,未成年人的网络技能主要用于娱乐游戏和聊天购物,硬件知识、网络学习等基本素养相对缺失。所以,有必要引导全社会认识互联网社会的时代特征,打造并推广符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征、满足个人发展和社会化需要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停课不停学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暴露出部分未成年人在网络素养上的短板。在现有课程体系之下,网络素养相关的教育内容并没有被全面、合理、科学地纳入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一般而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主要由同学、朋友、家长等渠道来完成,缺少正式教育容易带来过度沉迷、网络暴力等隐患。因此,有必要将网络素养纳入义务教育基础课程,系统规划与组织,通过自主阅读、活动研讨等灵活而深入的方式,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

  也要看到,家庭应承担起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的责任。父母的网络行为对未成年人有言传身教的作用,也能够有效利用技术防止问题的出现。网络素养教育体系也应当将家庭纳入其中,让家长在网络问题上与孩子建立开放友好的沟通关系。

  网络平台和互联网企业也应该探索用新的数字技术,为未成年人打造一个健康友好的网络环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应鼓励企业探索通过产品或技术来实践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开发青少年版、建立防沉迷机制、试水网络教育等。事实证明,互联网企业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方面大有可为。比如有的公司正在尝试建立全环节覆盖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保护体系,并为大中小学校提供课程和师资培训等。有的公司在农村地区推广网络教育,让孩子们学习正确使用平板电脑等,为培养农村孩子的网络素养探索了经验。

  可以说,建立政府牵头、家校企三方联动的网络素养教育,不仅是为了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更是为网络时代的未来奠定基础。

  (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朱永新/《人民日报》2020-04-17)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5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