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体面对颠覆性技术时代要始终保持定力　　2014年以来，我国的媒体融合发展大体呈现出三个阶段。　　融媒体阶段：技术服务内容。这个阶

　　媒体面对颠覆性技术时代要始终保持定力

　　2014年以来，我国的媒体融合发展大体呈现出三个阶段。

　　融媒体阶段：技术服务内容。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传统媒体互联网化，管理流程、采编流程、业务流程没有实质性改变，展现渠道除了原有媒体特性，增加了互联网终端表现（PC端的表现是网页、移动端的表现是App，当然还有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等）。内容驱动、技术服务，是融媒体阶段的主要特征。

　　智能媒体阶段：技术引领内容。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技术全方位渗透到内容生产、展现等各个方面，包括信息快速搜集（爬虫、去重）、信息的生产（机器人写稿、自动翻译、智能审核等）、信息的展现（新闻内容可视化）、信息场景的设计（运用平台）。技术引领、内容为用，是智能媒体阶段的主要特征。

　　此阶段，以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6大技术为“经”，以新闻传播的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等5大流程为“纬”，编织成20个“智能媒体”运营场景。这20个运营场景，蕴含着这一轮技术创新最有可能在新媒体领域得到应用、嫁接出果实。

　　智慧媒体阶段：技术生产内容。现实生活中，既有大量标准化数据，更有大量非标准化数据。标准化数据：指的是数据交换过程中不会引发数据精度发生偏差的数据，比如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完整的股东数据，还有交易数据等等。非标准化数据，指的是数据交换过程中容易引发数据精度发生偏差的数据，比如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工作报告，上市公司经营行为，投资人对公司的判断观点等等。于媒体而言，新闻、资讯、广告基本都是非标数据，在现实生活中，非标数据占据主导地位。

　　智慧媒体阶段，是标到非标，非标到标的过程。

　　标到非标。智慧媒体解决了固化数据与动态数据分析的进化。以上市公司服务为例，常规的数据库只能推送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股东数据等相关标准信息点，并以此形成以财务数据为基础的切割服务，比如每股收益、现金流、市盈率、市净率等固化指标。但对于智慧媒体而言，可以通过对上市公司经理人报告、上市公司公告、上市公司互动问答、机构对上市公司调研记录等非标数据处理，形成对上市公司动态跟踪与评判机制。这就解决了针对不同投资者个性化产品的生产可能，从而为“千人千面”的自定义服务提供解决方案。而这也是智慧媒体的显著特征之一：利用统一平台实现个性化的信息精准匹配。

　　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在展示非标数据的同时，能够处理非标数据，从而发现数据间的内在逻辑，为服务群体提供数据完整性，也就是说无限接近解决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关系。智慧媒体的显著特征之二就是：帮助用户发掘信息逻辑。

　　智慧媒体的产品是多元化、碎片化的，但是其后台支撑系统需要标准化，即无论需求千变万化，经过格式化处理的非标数据一定要形成标准的数据库，由数据库对前台产品需求进行响应。展现的多元化与后台的标准化，就是一个非标到标的过程。

　　上报集团旗下的界面财联社，已在上市公司公告、研究报告、互动、调研记录等四大领域完成非标数据的格式化处理，今年底将建成中国第一家证券领域智能非标数据库：星矿数据库。目前产品总量已经超过30个，每年更新率超过20%。

　　需要注意的是：融媒体、智能媒体、智慧媒体虽然是三个阶段，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共存状态。

　　面对颠覆性技术要保持定力，坚持“三不颠覆”原则。

　　不追。对于非当前主业范畴的技术（如娱乐版块等），先放一放；对技术尚处在早期实验阶段的（如内容在物联网平台的传播分发等），应静观其变、加强研究。但是，对于核心运营场景、成熟技术以及拳头产品，必须紧紧抓住不放，时不我待。

　　不玩。前沿技术应用必须与媒体本身特性进行有效结合，不能简单照搬照用、从概念到概念。比如，真正的大数据要建立在海量数据基础上，数据量越大则算法或者人工智能发挥的空间才越大。大数据技术在集团一些数据量有限的原创新闻媒体上的应用落地，可能就很有限。

　　不虚。智媒体的重要领域是虚拟空间，但打造智媒体一点来不得虚，必须把传播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项目成败的唯一标准。

　　（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裘新在2020年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技术分论坛上的演讲/上海报业集团微信公众号“报业君”2020-09-27）

　　从“辱华现象”探析跨文化冲突的深层次成因

　　近期，几起由海外明星或品牌造成的“辱华”事件相继在舆论场中再起波澜。“辱华现象”作为一种跨文化冲突的体现，对海内外人民的深厚友谊造成伤害。其背后隐含的主要问题，如价值观念和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值得深思。

　　首先，应当考虑东西方伦理视域下的差异。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时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原因，其伦理道德的内涵底蕴和价值标准都具有差异性。西方伦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被视为西方绝对道德精神的理论。同时，也应当考虑基督教等西方主流思想对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价值的体现和影响。中国古典智慧，如儒家思想所提及的“礼仁忠信”以及墨家思想的“兼爱”“非攻”，深深影响东方伦理的塑造和发展，形成了以群体为本位，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东西方的差异性也促成了东西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或因冒犯或忽视了对方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引起跨文化冲突，“辱华现象”则是表现形式之一。

　　其次，由文化漠视造成的文化误读问题不可忽视。文化误读可分为无意误读和有意误读。鉴于东西方社会的差异性，人们通常会遵循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因素去认识世界，致其很难精确地解读其他文化。无意误读是指对信息本身的误读，往往受社会历史条件、个体认知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局限。跨文化传播中的无意误读现象亦是如此。有意误读则是指“受个体主观动机的支配而对异质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辱华现象”中的文化误读时常是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文化漠视交织。以杜嘉班纳广告“起筷吃饭”为例，用所谓的“小棍子”吃“意大利传统玛格丽特披萨”，遭受舆论质疑其对中国文化的漠视。杜嘉班纳公司的道歉中，同样也承认了“在文化理解上存在偏差”。

　　再次，刻板印象在跨文化冲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刻板印象往往与文化定势相伴，即对某种文化群体特征的期待、信念或过度概括。若在跨文化交流中将东西方文化视为截然不同或完全对立的两种文化群体，并赋予与之“对应”的某种特征，则会产生文化定势。通过分析“辱华现象”发现，有不少侮辱性字眼源自对中华文化的定势和对中国乃至亚裔的刻板印象。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在《从“傅满洲”到“陈查理”：20世纪西方流行媒介上的中国与中国人》一文中指出，作为刻板印象的傅满洲和陈查理至今仍是欧美主流媒介塑造的中国以及中国人形象中挥之不去的幽灵。

　　最后，网络缩短了文化间的交流距离，也改变了跨文化传播的情境。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指出，社会情境的构成可分为“台前”“幕后”，“台前”是指人展现出能被社会和他人所接受的形象，而“幕后”则是具有隐匿和掩藏性的形象。互联网时代将“台前”与“幕后”的边界模糊化。与此同时，出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辱华言论”也随之暴露在公众的视野。无论是体育明星泰·劳森还是杜嘉班纳创始人，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辱华言论都从隐匿的“幕后”来到了“台前”，这种跨文化传播情境的改变意味着跨文化冲突问题的凸显。

　　（人民网新媒体智库研究员杨卫娜、助理研究员林子蕊/人民网新媒体智库官方微信公众号2020-10-15）

　　如何让不同圈层的媒体人重叠共生

　　终身学习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全能人才”是新闻工作者理想化的高阶状态。但媒体管理者和核心创作者需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媒体人和新媒体人，传播观念存在较大差异，不能默认旗下每位采编人员都能达到全能水准，并以此来作为安排工作的依据。管理者需根据员工的实际能力实事求是部署安排工作，将部下不同的能力优化组合在一起。

　　媒体在融合的过程中，至少波及五个平行圈层。

　　第一圈层：中流砥柱，媒之根本。传统媒体是根据地，不能因为进入互联网时代而放弃。媒体组织成员须了解并适应后续新媒体的生产需求，尽可能采集适用于不同传播场景和传播风格的可重构素材，预留新媒体产品的可拓展节点。

　　第二圈层：近水楼台，锦上添花。包括智慧城市App、省级云平台、央媒及学习强国等为主阵地的三层党媒，文风相近，可顺势而为，就近拓展，稳中求新。一般的县级以上融媒体中心，可以在第一、第二圈层，构筑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流量安全区”，这也是必须稳固的职责圈。但是，媒体若想在更高圈层生存发展，难度就大了。如果媒介领导部门对于互联网新媒体运营圈层的规则不了解，媒体的生存空间将不断萎缩，在运营上很可能越来越依赖于财政资金投入。

　　第三圈层：马踏飞燕，将身入海。互联网的舞台规则已发生巨变。这就需要媒体机构的高层人员在把好审核政治关的同时，坚定地支持中层干部，不让少数派被排异，不以传统媒体惯用标准和主观认知来判定内容、衡量平台的重要性，不作“微博没人看，B站小儿科”之类的判断，让中层以互联网为施展海洋，不因此失彼，不故步自封，抓住年轻受众。建议在此环节设立有审稿决策权的新媒体运营小组（也可称之为“次中心”）。

　　第四圈层：化整为零，定向传播。现在，“脱媒”传播，甚至于“脱平台”传播越来越成为一种新趋势。社群成为定向流量的传播主力之一，“小群效应”“窄告圈层”成为流量运营的新策略。建议媒体建立专门从事社群运营及数字发行的相关部门，负责分类服务、定向传播。不让传播链条止步于流量平台；不让流量仅是空洞的数字，运营者不知道用户是谁；不让流量成为镜花水月。将流量聚焦细分社群，把有效信息传达给潜在用户和目标受众，为有效运营做铺垫。

　　第五圈层：增长运营，精准打击。新传播时代的数字化发行、运营，不能仅以点击率、点赞量为传播的终极目标，更要注重对目标对象的行为分析，使得用户的浏览量、停留时间以及行为动作等等，都能清晰可见，达到有效运营。通过社群运营，媒体需要重建有数字发行与定向传播职能的社群工作室，执行专职互动职能，通过增长工程，分辨并锁定有不同需求的目标用户，转型数据化运营。

　　融媒中心五大圈层客观存在，各司其职，没有高低之分。不必强求原班人马转型，圈层之间，有区别，有进阶，更需相互配合。所谓“破圈”，不能依靠所有采编人员的自我升级来实现。在生产流程上，不能只有一个标准件，直接把上个环节的成品一次性群发。除追求时效的资讯以外，其他产品都需要对素材进行再创作，让正能量的内容以更流行的方式传播。

　　如果媒介的顶层设计者不精晰、不了解后三大圈层的运行规律，那么这其中的核心员工就很难争取到有效资源。媒介领导层要尊重新媒体运营的理念和方式，允许试错，为非原则性失误提供保障空间，允许并鼓励机制和业态重构，才能为圈层之间创造叠带机会，让不同圈层团队重叠共生，从而达到功能叠加的效果。

　　（胡瀚中/CTR媒体融合研究院官方账号“德外5号”2020-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