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内各级电视台可以共同搭建一个媒体整合平台　　今年以前，媒体融合较为成功的案例基本都来自央视、人民日报等一线媒体，或者是基层的

　　国内各级电视台可以共同搭建一个媒体整合平台

　　今年以前，媒体融合较为成功的案例基本都来自央视、人民日报等一线媒体，或者是基层的县级融媒体。最近，河南台、四川台旗下的新媒体产品破圈，体现了二线电视台的成长。

　　首先，打通媒体融合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二线电视台成功抢滩新媒体背后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发挥了自己的内容优势。精品内容必然是大制作、大投入，这是互联网时代的UGC很难做到的。第二，充分考虑互联网时代的用户需求，除了做好线上内容，兼顾线下的运营、推广、开发。第三，离不开机制改革和市场化运作。未来，二线电视台想要更好更快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在于从顶层规划与设计着手，打造新媒体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何谓产品链化？就是把一个创意制作成电视节目或者短视频，由主持人来做知识付费或者娱乐交流，甚至直播带货，即一个IP转化成多个产品。目前，各级电视台都在积极推动内容产品链化，但供应链这一环节仍待加强。供应链化需打通上游的资源、中游的内容生产、下游的产品和服务，最后实现价值。其本质是媒体和社会各种资源等对接能力。比如布局MCN业务，除了内容本身，还需要运营团队、市场开发团队、用户服务团队等，传统媒体在其中应是资源统筹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投资商，把供应链上的各个产业、用户都拉到一条产业链上来了。传统媒体要学会供应链思维，我搭台子别人来唱戏，最后形成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完整生态。

　　其次，媒体自有平台不可替代。

　　在社会及经济形态日益平台化的今天和未来，自有平台作用不可替代——它汇聚各方资源、形成数据资产、实现垂直开发、完善场景传播、延伸多元服务，通过移动连接真正实现新型主流媒体全连接、全业态的新格局。

　　放眼国际，国外内容平台的发展路径也是从内容分发到自建平台。2019年上线Disney+以前，迪士尼将影视版权分销给Netflix等公司。而在迪士尼发布的2021财年第三季度财报中，Disney+、ESPN+和Hulu三大流媒体的订阅量接近1.74亿，迪士尼直接面向消费者细分市场的收入增长57%，为43亿美元。鉴于流媒体业务的强劲表现，迪士尼进一步与Netflix分庭抗礼。

　　不过，一些已经建立了自有App的二线电视台，仍面临着日活跃用户不多、用户黏性不强、价值转化能力很弱等现实困难。如何破局？《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意见将“商务”明确提出并与其他业务项并列，足见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仅靠新闻是不行的，仅靠“新闻+政务”“新闻+服务”也不能够完全支撑媒体融合发展所需。融合媒体，是聚合各种社会资源，提供多样社会服务，参与政务与治理，运营相关商务活动的综合平台。

　　另外，除了建设自有平台，国内各级电视台还可以共同搭建一个媒体整合平台，或以行业划分，形成财经领域、娱乐领域、教育领域等垂类平台，将各自优质内容放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传播。

　　（胡正荣/“视听广电”人民号2021-09-14）

　　准确评价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重点考核论文、著作、决策咨询报告等代表性成果的政治立场、理论创新、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将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影响力评价比学术影响力评价更加复杂，实施起来更加富有挑战性。如社会影响力的多维性造成追踪和归因上的困难；社会影响力的滞后性难以满足学术评价的及时性需求；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因此，准确评价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力至少须重视两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提倡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评价既要注重结果评价，也要注重过程评价，结果评价提供了坚实的评价依据，过程评价弥补了结果评价的“失灵”地带。将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视为一种结果来进行评价，是目前的通行做法。回报框架是面向结果的社会影响力评价常用方法，可以将关于学术成果影响力的数据整合并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学术成果从学术界流向社会的过程，可以分为研究主题识别、研究投入、研究开展、直接研究成果、间接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得到采用、社会影响力产生这七个阶段。根据学术成果产生效益的维度，可以划分为学术收益、未来研究和能力建设收益、政策服务与产品开发收益、部门收益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收益这五个方面，从而实现数据、质量、效果、效率以及社会满意度等方面评价，但是结果评价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归属、时滞、多因素影响等问题。

　　过程评价强调科学研究社会影响力是一个知识转移与转化的过程，是结果评价的重要补充。过程评价通过追踪科研主体与社会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和联系来评价其社会影响力。SIAMPI模型是过程评价的典型代表，将科研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有效交互划分为直接交互、间接交互和财务交互三种。直接交互包括面对面、电话、邮件和视频会议等方式；间接交互包括研究人员利用文本、展览、模型、音频、视频等载体与其他社会主体建立联系；财务交互包括签订研究合同、提供资金资助、设备共享等，常伴随直接交互或间接交互，但是一般会对研究活动产生更强烈的反馈。

　　第二，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我国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力评价过程中，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充分考虑自身的需求，坚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建立标准的案例研究呈报规范。案例研究是测度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力最主要的定性评价方法，评估者通过案例展示其学术成果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的成功故事或实践，由专家评议组进行审议。以这方面较成熟的英国科研卓越框架为例，机构提交的案例包括五个部分，总结、相关学术成果的描述、参考文献、影响力、影响力相关的佐证。建立标准的案例研究呈报规范，有助于提高案例审议的效率，进行案例数据的梳理和积累，为进一步的挖掘和分析提供基础，从而推动社会影响力评价的智能化。由于学术同行专家难以衡量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可考虑在评议组中纳入业界专家。案例研究的优势在于，能提供丰富方式去展示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适用于所有学科。但是案例研究的成本很高，增加了评审者和申请人的负担。案例研究的结论不能标准化、难以推广，无法实现相互比较，也无法直观反映投资的回报。

　　另一方面，探索建立科学的定量评价指标。定量评价指标是对定性同行评议的有力补充，在评价学术成果学术影响力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相关经验可为构建社会影响力的定量评价指标提供参考。各国在评价实践中积累了许多优秀的定量评价指标，专利引文和临床医学指南引文是两种广泛接受的社会影响力评价指标。近年兴起的替代计量学研究为社会影响力评价提供了新的工具，学术成果在社交媒体、新闻报道、政策文件等被提及，讨论的数据得到系统收集，基于这些数据构建的部分替代计量指标已经被机构作为展示社会影响力的证据采用。定量评价指标的优势在于，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实现标准化和聚合化，进行横向对比。但是，必须充分考虑学科差异，界定好指标所要衡量的相关领域。定量评价指标的多维性和可行性之间难以取得平稳，并且定量评价指标作为指挥棒存在异化的风险。

　　（余厚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9-14）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语言应用研究的五大任务

　　语言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语言内部的问题，还需要研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问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语言应用研究需要推进五大任务。

　　一是应急语言服务。疫情暴发后，应急语言服务在医患沟通、防控信息翻译传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应急语言能力建设、应急语言技术和资源、应急语言服务实践、应急语言人才库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讨，取得了我国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初步成果并用于指导实践。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应急语言服务标准体系、服务能力、应急语言语料库建设、应急语言服务智慧系统、应急语言人才培养模式、应急心理援助、应急语言服务与应急管理的融合、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公平、应急语言服务效果评估、应急语言服务国际化、应急语言服务常态化机制等问题。

　　二是语言舆情动态监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语言舆情进行动态监测与研究有助于及时掌握舆情变化，迅速采取措施进行精准干预和处理。语言舆情大数据可支持对舆情的事前研判，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从而将治理端口前移。动态监测研究除了要加大语言舆情的话语分析外，还需加强对语言舆情大数据的应用、语言舆情触发动因和引导机制、网络谣言的治理和消解策略、网络语言暴力的监测和治理、语言舆情和社会舆情的关系等的研究。

　　三是国际话语建构与传播。当前，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话语建构与传播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未来在疫情话语的议题设置和引导、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和传播能力、国家翻译能力等方面加强研究的同时，还需要深入进行疫情的话语分析，进行话语的精准传播，发挥受众在国际话语传播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话语传播的跨文化管理等。

　　四是中文国际传播。近年来中文已进入70多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全球范围的中文教育转为线上或线上线下混合进行，中文国际传播环境发生变化，传播渠道受限。线上中文教学从应急性质到常态化发展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当前需要在中文教师线上教学能力提高、教学平台优化、线上教学资源整合、线上中文学习者学习行为大数据分析等方面加强研究。此外，在中文传播趋势、中文传播体系和传播能力建设，以及中文传播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就业和减贫的影响，分众化、国别化、精准化中文传播策略等方面也需加强研究，特别需要对中文传播成效明显的地区，加强中文在当地传播历程和传播规律的研究，形成中文区域化国际传播模式。

　　五是国别区域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当前，我国对各国语言政策虽然有一定研究，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别区域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深度研究和调查研究，以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语言政策的精准对接。此外，还需要扩大研究的视野和范围，针对我国研究较少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区域、国际组织乃至跨国公司等开展研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辉/光明网-理论频道2021-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