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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宣传:全民道德运动的幻梦

2015-12-14 01:37:46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2月上   作者:向芬

摘要: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被视为新生活运动的发轫。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提议: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被视为新生活运动的发轫。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提议:“交中央组织宣传民运三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会拟具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①在宣传方面则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新生活运动宣传纲要》,②可谓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定者将当时所能利用的传播手段都纳入其中。

  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方式与内容

  国民政府动员各学校、机关、团体组织宣传队奔赴市区各中心地点、茶楼酒馆、娱乐场所及附近乡村宣传新生活运动;同时,组织家庭宣传队分区向各商店及家庭方面做个别宣传。还指定各教堂牧师于每星期日向教友宣传,此外,聘请名人或卫生专家利用公共场所及教堂举行讲演会,无论是演讲专家还是演讲主题都深受蒋介石称颂的德国复兴经验的影响。各学校也将新生活运动植入“公民卫生课”中向学生教授,在《新生活须知》所开96条中含“规矩”54项,“清洁”42项,从蔬米布帛、家常便饭入手进行道德说教,培养学生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观念。

  政府利用报馆和记者做运动宣传,利用副刊、特刊“随时发表新生活运动之理论描写生活之实况”,“尽量刊登新生活运动消息并著社论宣传”。聘请美术专家编印画报,并请记者及时发布消息及长篇通讯。③对于新闻记者也给予格外的礼遇,招待新闻记者使其“全力为新生活运动鼓吹。”④同时,印制小传单标语、布标语、珐琅标语,⑤并编印各种新生活图书、常识小册子、统计图表、壁画及艺术家绘制的新生活图本。这些图册画本除了分发外,还作为宣传展览的主要部分进行流动展出,从省市到区县逐层推广。⑥在1945年妇女指导委员会出版的英文画本中,画本展示了宋美龄主持妇女工作、前线慰问、关怀遗孤等形象。⑦

  政府组织摄制新生活运动影片分送各地放映,租用国内外提倡卫生体育的影片公开放映,并在放映时播放“清洁”及“规矩”的幻灯片或影片,插播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和图表。政府多次邀请美国新闻处到行政院放映影片,并编制“中华民国宪法图解”以促进宪政的宣传。此外,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曾摄制一部《中国期待怎样的援助》的纪录影片,声称其目的“是向国际间提供今日中国国民经济未能显著改善的真象,使他们知道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须待怎样重建?期待怎样的援助?”⑧影片用数据的方式阐述了国民政府在公路、铁路、纺织、煤炭和水利等基础建设方面的具体需求,使得国际宣传更加有的放矢。⑨

  组织市民大会宣传新生活运动,各参会团体的旗帜均有严格规定,比如“党界为蓝色白字,政界为黄色黑字,军警界为紫色黄字,学校为白色蓝字,民众团体为绿色白字。”⑩在国民政府主导下,采取游行游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运动融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以达到自然浸润的效果。上海举办“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还举行化装游行、化装讲演,当时重庆街头宋氏三姐妹的时装秀就曾轰动一时。各种戏剧也被应用到新生活运动宣传中来,⑾各娱乐场所及各剧社排演新剧,还有专门排演的话剧、哑剧及杂耍等项。为提倡新生活运动,体育竞赛和技工竞赛时有开展,并从中选拔出一批典型人物。《良友》曾以中英文双语配图片的形式,展示了新生活运动的技工效率竞赛。⑿球赛、运动会、太极拳、演讲比赛等活动都藉由新生活运动的名义开展起来。

  新生活运动各时期的宣传阵地与重心

  (一)宣传阵地与阶段性变化

  一些刊物为配合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在封面加印了新生活运动的统一标识:标识以盾为背景,以指南针为中心。“盾”表示自卫,“指南针”表示生活有一定之准则。红色代表奋斗、热烈、勇敢、进取之精神;黄色表示光明,大公无私之态度;蓝白代表青天白日之意义。⒀

  从刊登篇数来看,⒁“新生活运动专刊”是宣传的主力军,其次主要刊登在政府公报、党务刊物、军队刊物、教育刊物、校刊、华侨刊物等公开刊物上,排名前十的刊物主要是官方刊物。从历年刊物的报道量统计发现,在不同时期,新生活运动报刊宣传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4年至1937年(战前),为新生活运动的宣传高峰期,但刊物的报道量呈逐年减少的趋势;1938年至1945年(战时),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处于低潮期,特别是1943年至1945年鲜有宣传;1946至1949年(战后),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处于复苏期,但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新生活运动逐渐销声匿迹。

  (二)各时期宣传重心:从塑造理想国民到建设理想国家

  1.战前:“礼义廉耻”与“三化”

  新生活运动伊始以南昌为中心,教导南昌人民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原则,从衣食住行开始提高“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提倡学习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符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⒂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以日本人和西方人如何吐痰为例,来强调注重公共卫生的习惯,运动从细节入手,渗透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军队教育中。1935年3月以后,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三化”为主的第二阶段。所谓“三化”即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⒃新生活运动总会同时颁发了《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公布第二期新生活运动的二十一项工作,主要有守时运动、识字运动、开渠筑堤运动、国货运动、戒烟戒赌运动等等。该方案规定全国各地前一阶段成立的各种新运组织一律改组成“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由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工人、妇女等部门分别组织成立。

  2.战时:重新诠释“礼义廉耻”,国民精神总动员

  1937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宣传“明耻教战”,并强调养成“服从命令,拥护领袖等良好精神及习惯”。⒄经常性的工作项目还是清洁运动、规矩运动,季节性的工作包括春季的种植运动、夏季的卫生运动、秋季的节约运动和冬季的救济运动。在组织方面则重视健全并增设各地新运会,促进劳动服务团的工作效能,充实机关团体新运会,推广妇女新运工作。同时,注重新生活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的推进。⒅战时重新阐释了“礼义廉耻”,强调纪律、牺牲、节约与奋斗。1939年,国民政府又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其实施事项包括改正生活、养成朝气、革除恶习、打破不良之企图、纠正思想。⒆并明确规定新生活运动实施原则是“运用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使倡导与强制相辅相行”。⒇

  3.战后:社会建设之基础,五项建设的总运动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将国家建设分为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五项。新生活运动被视为社会建设的基础,并认为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强调乡社自治、深入农村、基层建设、乐育设施(如托儿所、保育院)。(21)1947年,国民政府仍大力宣传和推行新生活运动,依照蒋介石五大建设的设置列举标语若干,如心理建设方面,思想必切实际、生活必循纪律;伦理建设方面,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社会建设方面,普及民教注意卫生、积极推行识字运动;政治建设方面,健全保甲促进宪政、养成法治精神;经济建设方面,勤以开源俭以节流、建设之首要在民生。(22)所列标语整体上显示出国民政府作为“战胜国”的布局和规划。1949年新生活运动十五周年前夕,蒋介石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

  新生活运动宣传的本质与成效

  (一)新生活运动宣传的源与流

  1.基于反共的政治需求

  《新生活运动宣传大纲》中对运动发起的背景做出这样的阐述:(23)一是外力压迫;二是政治未上轨道。“赤匪”、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引发一系列问题;三是民生凋敝;四是思想紊乱。思想失去了中心,专惟西方物质文化为尚。基于此种思想紊乱的原因,更促进了上述一二三点事态的发展和扩大。

  因此,“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当时处理内政的基本方针,“赤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当1935年“剿匪胜利”时,蒋介石将其归功于新生活运动的成功开展;而当国民党丢掉大陆之时,蒋介石也将其归因为新生活运动的执行不力,并感叹“假使全国上下,当时能将新生活运动继续推行,贯彻始终,则到今天必然有一番新兴的气象……”(24)

  2.将儒家道德与三民主义嫁接

  蒋介石的崛起主要依靠武力和权谋,孙中山去世后,他作为继任者,需要在继承衣钵的同时构建适合他的新理论来维护其统治。其时,戴季陶以儒家思想重新解释三民主义,(25)这种以传统儒家思想诠释三民主义的做法,在1931年得到蒋介石的推崇。(26)他接续戴季陶的做法,大谈伦理道德和儒家经典。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建构,掌握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实际上也是对其统治正当性的建构。蒋介石含糊地将三民主义作为实现未来目标的“最终步骤”,而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他认为实质是道德问题,只要从个人道德层面入手即可得以根本解决。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被等同于伦理道德,在新生活运动宣传中从衣食住行出发开展的“清洁”和“规矩”运动,均充满了道德说教的意味。

  新生活运动是借由“社会教育”之名来进行一场全民道德内省的精神运动。藉由道德说教,蒋介石一方面力图巩固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成全党全国的道德领袖。

  3.效法与宣传德国复兴经验

  除了运用儒家传统思想,蒋介石还为其权谋举措引入当时在欧洲奉行一时且反共最为有力的法西斯主义,这成为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27)的理论基础。

  早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在开幕致词中宣布要以法西斯理论作为国民党训政的理论基础,并且要实施有效能的统治权。1932年3月2日,三民主义力行社(又名蓝衣社)成立,开始有组织地模仿法西斯的领袖原则,推动领袖崇拜的风气。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的公开讲话中多次提到德国经验,同时强调领袖是带领民族复兴、力挽狂澜的时代英雄,“墨索里尼救意大利于垂危,希特拉复兴德意志民族于俄倾,凯末耳挽土耳其民族于既亡,这些事实都是证明国家存亡,系于一人”。(28)由此引出“一个领袖”的论调,将蒋介石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提并论,声称国民唯有依赖唯一的领袖领导,才能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

  (二)理想的初衷与现实的差距

  新生活运动宣传发起伊始在社会上反响较大,但批评、反省的声音较多。胡适先生曾质疑用政府的权力来推行新生活运动,他建议政府明白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譬如“把一些生活常识编到小学教科书里去,用一些生活常识做学校考绩的标准,用政府力量举办公众卫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与公共卫生的行为,官吏公仆用一些生活标准来互相戒约——这些是政府所能做到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与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了”。(29)其建议在后来的新生活运动中得以实现,譬如公民卫生课、常识手册、艺术绘本等方式在运动中得到应用。

  运动实施两年后,有人指出新生活运动“功效毕竟不过是使大家‘心里了了,口上说说,笔下写写’,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而已,实际的成绩是看不见的。即使偶尔看得见的一点,也不过是表面上的敷衍工作,如各地公安局打扫街道,粉刷墙壁以待蒋委员长的巡视一样,待到蒋委员长离去了,凌乱污秽的现象又依然故态复萌。”(30)还有人从基层情况描述了运动的形式化:“大人先生们公布了‘运动’题目……一纸命令,由京而省,又省而县……县是不能再推诿下去了……多数的县政当局……拉拢闻人组织一个实施委员会,由委员会照样制发了标语宣言,定期召开民众大会,做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口号,散会,将经过情形加意渲染,呈报备案,于是一种改革运动便算完成了,下文是没有的。他们对于甲种运动是这一套,对于乙种改革运动也是这一套,等因奉此,虚应故事……结果是每一种改革运动都只做到表面的运动为止,百废俱兴,一事无成。”(31)

  可见,虽然新生活运动宣传和实施均如火如荼开展了,但是执行起来难免“口号脱离现实,形式大于内容”。蒋介石在历年新生活运动纪念会上曾做过多次总结和检讨:“新生活运动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有退无进。”(32)“言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各地宣传刊物登载的“大半是公函、开会记录和演说词,而关于工作成绩的记载倒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生活的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33)

  新生活运动的广泛宣传,对于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提高民众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共同抗日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新生活运动在实施过程中,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初衷与当时中国的动荡现实难免抵触,蒋介石屡次在周年纪念讲话中痛斥新生活运动的失败,后来甚至以此作为内战失败的原因之一,(34)但是15年间他从未放弃推行这一运动。甚至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在60年代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仍可视为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注释:

  ①《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 由中央三委会及内教两部拟具办法呈中央核行》,《中央党务月刊》,1934年第24期,第228页

  ②③《新生活运动宣传纲要》,《山东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286期专载,第61—62页

  ④⑤⑩内外社通讯社:《南昌新生活运动概况》,《中国革命》,1934年第3卷第9期,第54—55页

  ⑥《皖北各县民教消息——自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怀远民教馆新生活运动宣传展览》,《皖北民教》,1934年第1卷第5期,第13页

  ⑦Glimpses of Chinese Women’s War-time work, Published by The Women’s Advisory Council ,Chungking, China,1945.

  ⑧《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为协助政府促进宪政,特编制“中华民国宪法图解”幻灯片一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藏号20-03-136-07,全宗农林部,1947年

  ⑨《上海新生活运动实行办法》,《新生活周刊》,1935年第1卷第45期,第3页

  ⑾林坚维:《戏剧与新生活运动》,《法声半月刊》,1936年第1卷第2期,第34页

  ⑿《良友画报》,1941年第164期

  ⒀《山东民政公报》,1934年第194期,第88页

  ⒁参考民国时期期刊数据库和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相关资料

  ⒂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年2月19日),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70~80页

  ⒃《新生活运动第二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华侨半月刊》,1936年第80、81期合刊,第8页

  ⒄《教育生活》,1937年第4卷第7、8期合刊,第79页

  ⒅《新生活运动第三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新运导报》,1937年第2期,第1~2页

  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3月12日

  ⒇《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初步实施方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藏号27-02-070-01,全宗导准委员会,1941年1月至1945年5月

  (2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国防部新闻局印,1943年3月

  (22)《新生活运动十三周年纪念标语》,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藏号19-02-229-01,全宗水利部,1947年6月至1948年6月

  (23)《新生活运动宣传大纲》,《感化月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73~181页

  (24)蒋中正:《建国建军必先确立制度造成风气》(1950年10月9日),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25页

  (25)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于《孙文主义论集》,台北文星书店,1956年版,第25页、第38页

  (26)蒋介石:《为政与求学》(1931年1月12日),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46页

  (27)蒋介石:《军队政治工作对革命失败与复兴的关系》(1932年5月18日),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60~562页

  (28)《新生活运动宣传大纲》,《感化月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73~181页

  (29)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独立评论》,第95号,1934年4月8日

  (30)贺岳僧:《论改革运动失败之原因》,《独立评论》,第220号,1936年9月27日

  (31)郭子韶:《论改革运动之症结》,《独立评论》,第223号,1936年10月18日

  (32)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1936年2月19日),《革命文献》第6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第44~45页

  (33)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1937年2月19日),《革命文献》第6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第56~57页

  (34)蒋中正:《建国建军必先确立制度造成风气》(1950年10月9日),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24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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