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前沿文献梳理和典型案例分析，为智媒时代新闻传播的跨界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共同体的打造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摘  要：后疫情时代如何积极应用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推动虚假信息治理，共同抗击“信息疫情”，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和教育界共同面对的挑战。本文通过前沿文献梳理和典型案例分析，为智媒时代新闻传播的跨界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共同体的打造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智能媒体；假新闻；协同创新；批判性思维

　　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算法日益成为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中信息聚合、分类、过滤和分发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数量和个体声量的潜能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伴随着未经核实的“后真相”与虚假信息的泛滥，“舆论反转”和“次生危机”等现象频繁出现。更有甚者，与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同步暴发的“信息疫情”更是成为全球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和教育界共同面对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假新闻是促成后真相环境和导致“信息疫情”暴发蔓延的主要动因。数字时代的假新闻利用“情感高于事实”的传播属性，借助于前沿科技在网民中扩散其影响，并在“公共意见市场”中攻城略地，侵蚀民主政治的根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此类挑战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新闻传播的跨界协同创新，在发掘问题根源的同时，在前瞻性理论的指导下寻求更具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

　　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路径：共建、共创、共享的产学研共同体

　　从历史上看，新闻传播教育一直是由行业需求驱动的，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也主要是顺应和满足新闻传媒业界的需求。[1]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不同，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高度的行业导向性和依附性。在这种以传授从业所需的实践技能为主的导向之下，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尽管包含了一定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学术思维训练，但仍普遍存在着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专业技能实践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在探索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时，需要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基础上，增加与当下媒介环境紧密相关的创新性教学方案，在最前沿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寻求可供借鉴的经验和灵感，探求研究者与一线从业者之间的合作和讨论，并尽可能地增加学生在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新闻传播教育需要不断促进跨学科、跨院系的横向交叉融合，加强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合作，加深对新闻传播行业中的现实问题与理论演变的理解与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形式，帮助学生融入技术变革的新趋势之中，从而掌握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为最前沿的新闻传播人才队伍培养更具批判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后备力量。

　　新闻传播教育在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技能的培养的同时，还需要加强知识和技术的交叉与融合，保持教育与媒体在新传播科技革新与使用上的同步发展。[2]在这方面，以大学为依托的“学院模式”尽管在知识更新和理论积淀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人类发展、前沿技术与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创新型研究和实践方面难以发挥引领作用。新闻传播院系的核心课程主要由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基本配置。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入理工科领域的课程，从“知识型”向“技能型”转变，学科融合成为大趋势[3]，技术与理论融合、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融合发展成为新闻传播教育变革的主要趋向。如何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中心进行课程的结构性变革是当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在引入传播学以后,在学科建制上成为新闻传播学。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升。[4]但是随着新闻业的急剧变化与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学理的深入探索与不断专业化的学术逻辑构建，必然脱离新闻行业的“操作艺术”。新闻传播学界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将业界视为一个被观察、分析和研究的“研究对象”，学术研究成果也更多用于理论研究，而非反馈给作为“研究对象”的业界人士用以改善实践中的问题。学界与业界并未形成一种就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共享资源、合力探求解决方案的合作关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以跨界协同创新为切入点探索全球新闻传播教育与学术研究事业未来的发展形势和具体举措。本文通过前沿文献梳理和典型案例分析，尤其是对美国西北大学的“事实核查”项目和哈佛大学的“银线计划”等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探讨，为智媒时代新闻传播的跨界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共同体的打造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跨学科与跨界：教学科研的理念升维

　　设在西北大学梅迪尔（Medill）新闻学院的“奈特实验室”（Knight Lab）除了本院师生参与之外，还有来自不同领域的设计师、技术开发人员作为业界导师和团队成员加入不同主题的课题组之中，帮助学生在理论基础上对传媒行业中值得关注的重点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锻炼批判性思维的同时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和富有实践意义的探索。

　　该实验室自2018年以来聚焦于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电视新闻进行信息的收集、解析和核查，研究团队借助亚马逊公司开发的智能音箱（Alexa），让其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一定的技能，根据用户的指令对接收到的实时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其所储存的信息和信源进行交叉对比后作出判断。按照大多数用户的使用习惯，在观看电视或手机播放的视频新闻时，尤其是对某些信息存疑的时候，求证其真实性是一种自然的冲动，类似Alexa这样的人工智能助手如果能够掌握信息抓取和事实核查的技能，则能够在虚假信息治理中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

　　该实验室还通过使用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从字幕流中提取关键字、概念和人物、地点、物品等“关键要素”，将其发送到Watson语言分析软件中进行文本分析。他们还与“政治事实”（PolitiFact）等开放源网站合作开发相关的程序，借助于关键词查询到网站相关标题和内容，进行相似度排序。这类程序并不提供信息真假与否的结论，而是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和信源，帮助用户进行判断。

　　新闻学院的师生通过与业界导师合作，共同打造自动化技术支持的事实核查平台。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遭遇了层出不穷的难题和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学习人类语言过程中，除了识别常规语言的本义和常见的比喻义、引申义等，并不能对其在特定情境下的不同感情色彩及其传播效果进行区分。Alexa作为语音激活工具，难以在信息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中进行留存以供核查。此外，事实核查网站所开放的权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平台功能的拓展。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难题和障碍也为跨界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课题，指明了未来可供探索的方向。例如，Alexa在捕获用户语音指令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录音状态，但这种功能性需求有可能对用户的隐私权造成侵犯。在事实核查的过程中，仅依靠少数几家媒体或网站的单一信源也限制了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可信度。上述这些课题既能成为体验+研讨式教学科研的切入点，也能转化为专业咨询和公共服务的成果。

　　作为跨界协同创新的典型案例，奈特实验室独立于常规教学科研体制的运作形式也值得借鉴。项目由学生自主报名申请，可以跨学期选修，保证了其连续性，确保师生有足够时间进行钻研。除了常规教学、探讨交流和协同工作外，还设置了专门的学分课程作为课题研究和相关实践活动的补充，

　　这种跨界模式注重发掘学术导师和业界导师合作的潜能，共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项目负责人哈蒙德（Kris Hammond）在加入西北大学前是芝加哥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始人，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他充分运用业界人脉和资源，带领学生完成课题的同时深度体验多功能社交平台的研发流程，在解决各种难题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尽管在一个课题或实践项目结束时，学生未必能够对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得出确切的答案或解决的措施，但课题或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无疑是生动的学术素养与职业伦理教育课。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习和应用新技术、探索新知的过程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也能够得到不断的锻炼和提升。

　　在这方面，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以在线游戏的形式设计了针对虚假信息的解决方案，帮助玩家体验假新闻的制作和分发流程，从而提升自身的“认知免疫力”。 [5]英国广播公司旗下的互动新闻网站（BBC iReporter）将玩家身份设定为BBC记者，为他们分配报道重大事件的任务，通过虚拟空间的体验提升他们识别假新闻的能力。[6]

　　这些“体验+游戏”模式的学习平台的建立也为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这类平台可以应用到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之中，这种新颖有趣的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知识，也能够帮助他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下的媒介生态及其技术策略的演进。另外，这类平台还可以发挥其公共服务功能，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的基层草根网民提升媒介素养，从而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抗击“信息疫情”。

　　批判性思维与产学研共同体：跨界合作的实践创新

　　传统上高校与业界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大都由来自媒体或互联网企业的专业人士担任业界导师或开办系列活动，为学生讲授实践经验或提供实习机会。但是，如果仅仅将业界的标准定为人才培养的标准，很容易忽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这两者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言，无论未来选择从事学术研究还是进入业界从事具体的实践性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新闻传播教育与各类新兴科技、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在推进学界与业界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的合作研究与学术讨论，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创新的重要动力。

　　是否具备批判性思维是衡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之一。在引导学生接触技术、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向，了解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技术使用背后隐藏的动机，对技术充分了解的同时对其背后的隐性因素加以思考和探索，是锻炼批判性思维的重要环节。如果学生仅仅作为实习者或参与者进入一个庞大的媒介机构或互联网公司工作，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往往更依赖于学生的自主思考，而由导师引导，从学术研究和创新应用的角度出发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更直接、高效地引导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哈佛大学量化社会科学研究所(IQSS)所长加里·金（Gary King）教授在2020年中启动的“银线计划”是将批判性思维用于新闻传播实践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银线计划”旨在为那些希望在不违反法律和高校规定的情况下使用暗网数据进行学术分析的学者提供帮助和建议。该计划与那些掌握被泄露的大数据资源的记者合作，为他们提供技术上的专业指导，并与基金会密切合作，创建了专业网站SecureDrop用以接收被泄露的信息，为《纽约时报》、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主流新闻媒体提供数据服务和技术支持，例如文本视频的自动分析、协助处理庞杂混乱的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各类数据，等等。由于通过该网站共享的数据是加密的，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匿名信源的安全性。[7]

　　总体来看，“银线计划”打造了一个新闻学界与业界共享的平台，学者与记者的数据共享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模式，尽管学者研究和产出成果的周期相对更长，但是得到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时，学者也会优先将这些成果的独家报道权给予最初共享来源数据的记者和新闻机构。加里·金教授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新闻媒体如何激活公众表达并影响国家议程》。在这项研究中，他招募了48家小型新闻机构，邀请记者在随机指定的日期就指定的主题撰写并发表新闻报道。整个过程中调查者与参与实验的记者都旨在以不同的方式探究媒体的影响力，且都处在自由的双向选择状态下，最终双方都在职责范围内完成了各自的工作目标。该课题佐证了以下结论：科学研究并不会试图干预记者的正常工作或破坏新闻诚信，这也是确保科学研究能够得到有效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简言之，新闻报道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能够达到相辅相成的境界。

　　除了跨学科的学习和实践之外，学术和教育界与业界前沿的“跨界”融合同样能够有力推动学界与业界共同体的构建，并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起到助推作用。“银线计划”中的SecureDrop网站就为学界与业界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颇有借鉴意义的范本。这类原本用于大型新闻机构收取匿名信息的网站，通过跨界合作被改造为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与新闻机构合作的平台，信息共享为研究带来了更丰富的资源，同时研究的成果又能够为记者的新闻报道提供更具前瞻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指导。平台在搭建完成之后，不仅能够作为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同样能够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辅助工具，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应用的过程也同样需要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或作为课题成员的参与。新闻传播教育不应仅仅满足于培养合格的执行者，更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课程体系和实践训练过程中培养出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学界与业界深入合作、彼此借鉴、共同发展，才能让这个学科体系永葆不断更新、不断成长的生命力。

　　2020年以来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同步暴发的“信息疫情”为新闻传播产学研共同体的打造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机遇。“银线计划”的发起者、哈佛大学的IQSS 在专业制图、数据分析和大规模统计方面都有较大的专业优势，能够在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为政府、企业以及研究机构提供数据统计和在线协作方面的帮助。以IQSS Dataverse 平台为例，作为一个用于数据的共享、存档和引用的开源应用软件，Dataverse 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存储和共享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数据的领先平台。来自世界各地各类机构的研究人员经过审查后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中添加、分析数据。借助于共享数据和可供复制与再建构的工作流程，这一平台为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数据的可视化以及运用这些数据所展开的新闻传播、公共卫生教育等工作做出了贡献，也成为世界主要新闻媒体进行相关报道的重要信源。

　　“信息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对新闻事实核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两名医学专业的研究生与一名硅谷网络工程师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 COVID-19 Fact Check 的网站。疫情期间，他们从父母和家人的社交账户中探测到了大量广为传播的“误讯”与“谬讯”，携手创立了这个事实核查网站。他们采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到疫情期间流传最广的虚假信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核查，采用通俗易懂、简约清爽的形式进行辟谣并提供专业指导，其中影响较大的帖子有“戴手套会起到保护作用吗”“吃大蒜能预防 COVID-19吗”等。该网站获得广泛认可后吸纳了更多来自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生、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与从事卫生健康报道的记者，构成了一个跨界合作的产学研共同体。其中大多数成员在非英语的母语环境中长大，能够将事实核查信息翻译成不同语言，除英语外还提供6种语言的服务，包括阿拉伯语、汉语、韩语、旁遮普语、西班牙语和越南语。虽然学术期刊中刊登的最新专业研究成果是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可靠来源，但科学术语的艰深晦涩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理解障碍都给非医学专业人士的公众带来了许多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不恰当的翻译以及断章取义式的非专业报道都很容易造成误解的产生和错误信息的广泛传播。多语种服务能够帮助更多地区的公众直接获得以母语提供的可靠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更易于理解和共享，也有效防止了不恰当翻译或信息发布滞后带来的误解及其可能引发的恐慌。这类网站不仅能够为欧美国家的移民提供信息服务，同时也为深陷“信息贫困”中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网民提供了及时的智力支持。

　　结  语

　　在智能媒体时代，大数据与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媒体中，而针对这些新技术的研究尚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平衡新技术的应用与技术伦理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也是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所面对的重要课题。批判性媒介素养或许已经成为新闻传播教育中媒介素养教育更具针对性的目标，它旨在客观、全面地接触并了解世界，对其历史及固有的权力结构达成更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摆脱这种结构所造成的压迫和不平衡。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批判意识和批判性媒介素养可以帮助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成为自己的把关人，根据自身对媒体中意识形态的客观评价来决定是否消费或信任其中的信息。当这种批判性媒介素养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能力，或许能够从消费者一端推动媒体生态结构的进步和发展。如果新闻传播教育能够在培养批判性媒介素养方面走在前列，这不仅仅是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发展的需要，更能够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试验田，推动普及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在更广泛的对象中开展并产生作用。以本文所讨论的虚假新闻和事实核查为例，假新闻打破了消费者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并用虚假信息填补了信息的真空[8]，如果更多的公众能够自己通过基本的辨别能力辅以可用的工具辨别大部分假新闻，那么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缓内容监管的压力，媒介素养教育正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与业界的联系和合作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打造产学研共同体的意识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增强。这类共同体的构建不应止步于来自业界的实践指导和实习机会，而是创造更多学术创新和合作研究的契机，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育不仅可以将已有的问题和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同样可以藉由研究的问题探索新的产品形式，构建学界与业界深入合作、共享新闻资源与学术研究资源的平台。学界与业界共同研发如媒介素养教育、学术研究、新闻设计等目标的诸多类型产品与平台，在设计和开发的过程中与业界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不仅能够丰富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与前沿技术联系最紧密的第一手材料，对有机会参与其中的新闻院校学生来说，也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专业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契机，能够为业界的实践工作带来更具前瞻性的学术思考，推动全球新闻传播的行业实践、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的协同创新与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 Bhaskaran, H., Mishra, H., & Nair, P.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Post-Truth Era: Pedagogical Approaches Based on Indian Journalism Students’ Perception of Fake News[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2019,74(2):158–170.

　　[2] 邵培仁.探索和开拓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路径[J].现代视听，2019,(11):86.

　　[3] 周茂君,罗雁飞.我国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研究——基于55家院校调查数据[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8):157-162+168.

　　[4] 董天策,曹林.学界和业界如何合作生产专业知识——关于新闻学界和业界提升共同体意识的对话[J].青年记者,2020(28):38-40.

　　[5] Roozenbeek, J.,van der Linden, S.Fake news game confers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against online misinformation Fake news game confers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against online misinformation[J]. Palgrave Communications,2019,5(1):1-10.

　　[6] Katsaounidou, A., L. Vrysis, R. Kotsakis, C. Dimoulas and A. Veglis . MAthE the Game: A Serious Game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News Verification[J].Education Sciences,2019,9(2):15.

　　[7] Clark Merrefield.Can academics and journalists collaborate on big data projects? The SilverLining Project wants to find out[EB/OL].[2021-01-22].https://journalistsresource.org/studies/society/news-media/silverlining-project-big-data-dark-web/.

　　[8] Rowe S and Alexander N.On post-truth,fake news,and trust[J]. Nutrition Communications,2017,52(4):179-182.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安孟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