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在社交媒体兴起和媒体经济下滑的冲击下，是否取消新闻公评人岗位成为近年来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认为新闻公评人虽然面临独立性

　　摘  要：在社交媒体兴起和媒体经济下滑的冲击下，是否取消新闻公评人岗位成为近年来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认为新闻公评人虽然面临独立性被质疑等困境，但其在重建公众信任等方面有积极作用。无论媒体机构保留新闻公评人并进行数字化转型，还是通过社交媒体用户直接监督媒体，重要的是坚持与大众对话、对大众负责的理念。

　　关键词：新闻公评人；新闻自律；社交媒体；转型

　　在社交媒体时代是否有必要保留新闻公评人岗位是近年国外媒体中备受争议的话题。2017年5月，纽约时报撤销了新闻公评人岗位——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决定开放文章的评论功能，借助社交媒体用户的力量进行媒体监察。[1]与此同时，英国卫报等媒体仍然保留了新闻公评人。本文围绕新闻公评人的争议困境、价值以及发展路径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

　　媒体变革时代新闻公评人的争议与困境

　　在国外媒体中，新闻公评人负责接收读者关于新闻内容违背伦理标准的投诉，针对投诉展开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告知公众。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媒体开始取消新闻公评人岗位，这与新闻公评人面临的争议和困境有关。

　　（一）公众质疑：是独立的批评者还是媒体的公关手段

　　媒体设立新闻公评人岗位是为了增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但在运作过程中公众对新闻公评人本身产生了质疑。公众对新闻公评人的质疑之一是他能否独立地批评媒体。一些新闻公评人受雇于媒体，薪酬由媒体发放，还有一些新闻公评人曾在当前的媒体机构工作过，公众因此质疑新闻公评人难以对媒体机构进行彻底的批评。如华盛顿邮报的第一任新闻公评人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是该报的国内新闻编辑，之后的两任新闻公评人也是来自报社内部。[2]新闻公评人从媒体机构获取薪酬，即与媒体机构之间形成了经济利益的联系，而新闻公评人曾在供职的媒体从事新闻工作，与其他记者、编辑是“熟人”关系，公众因此质疑新闻公评人难以对媒体机构进行彻底的批评。

　　公众对新闻公评人的质疑之二是新闻公评人的权利受到制约。新闻公评人在媒体机构中的权利有限，虽然他们可以针对读者投诉展开调查，要求相关人员作出回复，并向媒体上层汇报读者投诉的调查结果，但对违背职业伦理、工作出现失误的记者和编辑没有处罚乃至开除的权限，难免令公众质疑公评人是媒体机构的“装饰品”。

　　公众对新闻公评人的质疑之三是新闻公评人回复读者投诉时更多呈现媒体的积极作为，对媒体的批评较少，更像在帮助媒体进行公关。研究发现，新闻公评人很少批评新闻机构，发布的内容侧重新闻机构已采取的积极措施。[3]一些新闻公评人在网上回复读者投诉时会登载媒体管理层的回应，并以媒体机构的编辑标准作为依据，解释记者的行为没有违背本单位的准则，展现出记者遵循伦理规范的良好形象，这与公关从业者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工作不谋而合。

　　（二）技术冲击：社交媒体挑战了公评人的设立价值及其信奉的规范

　　社交媒体对新闻公评人的岗位造成冲击，体现在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了直接监督媒体的途径，无需公评人作为中间人传达公众的投诉。纽约时报取消公共编辑岗位时，出版商阿瑟·苏兹贝格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和网络上的读者可以共同作为现代化的监督者，比一个人更加机警、力量更大。”[4]

　　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基于传统媒体环境的新闻伦理准则有些已经不太适用。但媒体机构多选择具有丰富从业经历的媒体人作为新闻公评人，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公评人会将旧的媒体规范应用到今天的新闻业中。[5]

　　（三）生存困境：同事关系紧张与媒体机构经费有限

　　在媒体机构内部，新闻公评人可能遭到同事的不满和孤立。新闻公评人纠正记者、编辑的新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记者、编辑的职业权威和管辖权。被投诉的记者会对公评人产生排斥、怨恨的情绪，甚至“认为他们是告密者”[6]。新闻公评人与记者、编辑的紧张关系，反映出社会责任（公评人制度）与自由主义（编辑独立性）之间的冲突。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新闻公评人容易成为最先被媒体撤销的岗位。赞同撤销公评人的人认为“新闻公评人的成本过于昂贵，紧张的新闻经费花在记者和编辑身上更好”。[7]由于报纸经济状况不佳而取消新闻公评人职位的情况，在美国、荷兰（尤其是地方报纸）均有发生。[8][9]

　　新闻公评人是媒体重塑信任与新闻专业正当性的良器

　　虽然新闻公评人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争议和困境，但不能因此忽视其在提高公众信任、增强从业者伦理意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媒体设立新闻公评人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

　　（一）缓解新闻媒体机构的信任与生存危机

　　新闻公评人的工作缓解了媒体的信任危机，首先是因为公评人接收读者投诉，更正事实性、语言等错误，树立起媒体注重新闻品质、传播事实的形象。纽约时报于2003年设置新闻公评人即是为了应对记者布莱尔新闻造假引发的读者信任危机[10]。其次，公评人向公众解释信息的采集过程、媒体的编辑方针，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新闻生产的“黑箱”，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如研究发现设有公评人的报纸处理读者投诉，对公众认知报纸的质量和可信性有积极影响。[11]再者，公评人使公众感受到媒体对自己的重视，提升了媒体在公众中的形象。研究表明，与公评人联系并对回复感到满意的读者，对报纸的认知更加积极。[12]

　　新闻公评人缓解媒体机构的生存危机，既体现在维护媒体形象，进而增加报纸发行量，达到盈利目的[13]，还体现在减少媒体的法律诉讼，避免更大的诉讼开销。公评人向公众提供了申诉渠道，可以“避免读者向报业评议会和法院起诉”，他们“将某些可能导致法律诉讼的严重投诉解决于萌芽之中，节约诉讼成本”[14]，这对媒体经营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的伦理意识与优化职业分工

　　新闻公评人依据伦理标准评估新闻报道，体现出媒体机构对这些伦理准则的认可，这反过来强化了从业者的新闻伦理意识。有研究显示，媒体编辑认为新闻公评人在一定程度上使记者和编辑更重视报道的公平和准确。[15]设立新闻公评人还能优化新闻机构内部新闻从业者的分工，将原本需要编辑和记者应对的读者投诉统一由公评人处理，节省了编辑和记者的时间。

　　（三）向公众提供反馈渠道与增进公众对新闻业的认识

　　新闻公评人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在设立新闻公评人岗位之前，公众通过写读者来信等方式表达对新闻媒体的意见，但不是所有的来信都会收到媒体的回复。当媒体设立了新闻公评人之后，只要读者投诉的内容属于公评人的管辖范围，公评人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读者。[16]如果读者对处理结果不满，还可以申请审核或上诉。新闻公评人的设立，为公众搭建了一个有效的表达渠道，规范的申诉程序为维护公众自身利益提供了保障。

　　新闻公评人的工作还增加了公众对新闻工作的了解。以往新闻生产过程不向公众公开，是公众无法了解的“后台”，新闻内容乃至新闻机构时常会受到质疑。新闻公评人在答复投诉时，介绍新闻生产过程，解释新闻业的理念和规范，增进了公众对新闻行业的了解。

　　社交媒体环境下新闻公评人的发展路径与启示

　　社交媒体对保留新闻公评人岗位的必要性形成威胁，但也要看到社交媒体用户取代新闻公评人从事媒体批评的局限性。一些媒体已经从聘任、薪酬发放等方面采取措施，并借助新媒体技术完善新闻公评人的运作方式，这为新闻公评人的未来发展以及我国的新闻自律提供了启示。

　　（一）多种手段确保新闻公评人的独立性

　　面对独立性缺失的争议，一些媒体采取了改进措施。在聘任对象上，《卫报》曾聘任律师为新闻公评人。在聘任方式上，新闻公评人不由媒体直接任命，而是由媒体、公众代表参与的委员会来聘任。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公评人由有公众参与的遴选委员会选拔。[17]在薪酬发放方面，新闻公评人的薪酬由媒体划拨经费而成立的基金会支付，基金会的管理工作由聘任委员会管理。如瑞典新闻公评人的薪酬由新闻公评人基金会资助。[18]在办公地点方面，荷兰的新闻公评人在新闻编辑室之外的地点办公[19]，与媒体机构保持一定距离。

　　（二）借助新媒体技术实现新闻公评人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公评人岗位是否应该被取消成为争议，争议点在于新闻公评人的工作能否被社交媒体的用户取代。虽然新媒体技术为公众监督媒体、与媒体直接联系提供了便捷、低成本的渠道，但社交媒体用户要真正起到新闻公评人的作用，还面临着现实的困境。社交媒体用户无法要求记者或管理层必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20]；当社交媒体用户被非理性情绪主导时，其发表的针对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评论不一定都是高质量的[21]；媒体可能删除社交媒体用户的评论，不是所有的批评都会被媒体高层看到。

　　从媒体实践来看，新媒体技术与新闻公评人工作相结合反而促成了新闻公评人的数字化转型。如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公评人通过网站接收读者投诉、发布回应；英国卫报在Twitter上开设新闻公评人的官方账户，公评人在账户上发布更正说明的专栏内容、转发新闻伦理方面的文章。[22]

　　（三）新闻公评人对我国媒体自律的启示

　　我国一些媒体也设立了类似于国外新闻公评人的制度。1999年，新疆经济报系旗下的都市消费晨报建立了新闻督察制度。[23] 2004年，新疆日报设立新闻督察员，听取读者的批评建议、开设专线专栏向读者做出答复。[24]如今我国新闻业面临新技术的冲击，国外新闻公评人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媒体完善自律机制带来了启示。

　　国外新闻机构将新闻公评人的工作扩展到网站、博客、社交媒体，启示我们可以借助新媒体实现新闻自律运作的数字化，增强新闻自律工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例如可以在媒体网站、微信公众号上设立更正与说明栏目，及时更正新闻报道中的错误，解释新闻实践的规范，顺应公众数字化阅读的习惯。

　　结  语

　　新闻公评人让我们意识到新闻业的目标不仅是传播内容，还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对话，媒体应当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误区。新闻公评人岗位无论取消还是保留，媒体保持与读者沟通、接受读者问责的理念仍以不同方式得以延续。新闻公评人的实践过程，是媒体自律不断完善的过程。当经济、技术等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新闻公评人的实践方式也应随之改变。社交媒体虽然对新闻公评人岗位构成威胁，但也成为推动新闻公评人转型的力量。无论是报纸媒体设立的新闻公评人，还是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公评人，抑或是社交媒体用户扮演公评人的角色，背后贯穿的是媒体对公众负责的理念。新媒体技术和公众监督只是外部辅助，真正需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付诸自律努力的是新闻业自身。

　　【本文为湖北省委宣传部与华中科技大学部校共建项目“媒体伦理案例及评析”（编号：2021B01）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新闻公评人（news ombudsman）在不同的媒体机构中有不同的称呼，如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读者代表（reader representative）、读者拥护者（reader advocate）等。参见Kenneth Starck, Julie Eisele. Newspaper ombudsmanship as viewed by ombudsmen and their editors[J].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1999,20(4):37.本文正文统一使用新闻公评人，引用文献时使用原文献的表达方式。

　　[2]Rick Kenney, Kerem Ozkan.The Ethics Examiner and Media Councils:Improving Ombudsmanship and News Councils for True Citizen Journalism[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11,26(1):38-55.

　　[3]James S. Ettema,Theodore L. Glasser. Public Accountability or Public Relations? Newspaper Ombudsmen Define Their Role[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87,64(1):3-12.

　　[4]Laura Hazard Owen.The New York Times is eliminating the position of public editor; here’s the Sulzberger memo[EB\OL].[2017-05-31].http://www.niemanlab.org/2017/05/the-new-york-times-is-eliminating-the-position-of-public-editor-heres-the-sulzberger-memo/.

　　[5]Patrick Ferrucci. The End of Ombudsmen? 21st-Century Journalism and Reader Representatives[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8,96(1):288-307.

　　[6]Louis Alvin Day. Ethics in Media Communications: Cases and Controversies[M]. Cambridge:Wadsworth Publishing,2005:49.

　　[7]Christopher Meyers. Creating an Effective Newspaper Ombudsman Position[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00,15(4):248.

　　[8]Subin Paul. Journalism,not “Cheerleading”: An Ombudsman’s Paradigm Repair in the JNU Sedition Case in India[J].Journalism,2020,21(3):423-440.

　　[9]Huub Evers.The News Ombudsman:Lightning Rod or Watchdog?[J].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5(2):224-241.

　　[10]付蔷.从媒介批评到“读者代表”:从《纽约时报》“公共编辑”制度谈起[J].中国记者,2016(12):116-117.

　　[11]B.W.McKinzie. How Papers with and without Ombudsmen Resolve Disputes[J].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1994,15(2):14-24.

　　[12]Barbara W. Hartung,Alfred JaCoby,David M. Dozier. Readers' Perceptions of Purpose of Newspaper Ombudsman Program[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88,65(4):914-919.

　　[13]王心武.媒介生态视域下的新闻公评人制度探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12(4):125-129.

　　[14]刘学义.大众媒介的自我检视——美、加等国新闻公评人制度探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112-115.

　　[15]Kenneth Starck, Julie Eisele. Newspaper Ombudsmanship as Viewed by Ombudsmen and Their Editors[J].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999,20(4):37-49.

　　[16]有的媒体会在读者投诉处理程序中注明，如果读者的投诉与之前其他人的投诉属于同一类，新闻公评人可能不会再回复新的投诉。

　　[17]CBC Ombudsman.Mandate[EB\OL]. http://www.ombudsman.cbc.radio-canada.ca/en/about/mandate/.

　　[18]PO-PON.Instruction for the Press Ombudsman Office [EB\OL]. https://po.se/about-the-press-ombudsman-and-press-council/instruction-for-the-press-ombudsman-office/.

　　[19]Arjen van Dalen,Mark Deuze. Readers’ Advocates or Newspapers’Ambassadors?Newspaper Ombudsmen in the Netherlands[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21(4):457-475.

　　[20]Michael Calderone. The New York Times is eliminating the public editor role[EB\OL].[2017-05-31].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new-york-times-public-editor_us_592ec472e4b0e95ac1956706?4r9.

　　[21]T. Franklin Waddell. The Authentic (and Angry) Audience: How Comment Authenticity and Sentiment Impact News Evaluation[J]. Digital Journalism,2020,8(2):249-266.

　　[22]卫报新闻公评人Twitter账户地址：https://twitter.com/GdnReadersEd。

　　[23]薛建文.新闻督察制度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报业,2009(3):41-43,30.

　　[24]裴英明.加大监督力度 自律他律结合 维护党报形象——新疆日报社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完善新闻督察专员制度[J].新疆新闻出版,2004(6):24-26.

　　（牛静：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丹：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