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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衰落(下)

2010-05-26 16: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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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万伟/编译
  “假事件”正在泛滥
  苏姗·博杜(Susan Bordo),肯塔基大学性别和女性研究教授
  还记得1987年的电影《广播新闻》吗?电影中的重大道德危机是圆滑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威廉·赫特扮演)在采访一个约会中遭到强奸的受害者时“感动”人家流泪是否违反了新闻记者的标准。传统学校出身的记者珍妮(胡丽·亨特扮演)实际上提醒他“越界”的事实。汤姆回答(在电影中可能是最尖锐的观点):“超越界限?他们一直在‘感动’这个容易受骗者。”
  是的,确实如此。但我们几乎不再注意这些了。在我的电视文化课程中,我向学生展示了名主播安德森·库伯的节目片段,中间有他行走在卡特里娜飓风留下的瓦砾堆中的镜头,他捡起人们散落的物品,他的伤心越来越强烈,最后他开始哽咽,做手势给摄影师不要再拍摄了。学生们刚开始感到困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接着我向他们指出,这个片段是剪辑片不是现场录制。如果库伯真的想不拍摄这个画面,他为什么不直接剪掉这一段呢?
  当然,库伯不仅想让摄影机记录下他的眼泪还要记录下他的谦虚和“正直”。和汤姆不同,库伯身边没有人提醒他利用自己的感情反应塑造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的“假事件”的低劣表演。布尔斯廷早在1961年就有这个先见之明,把专门为观众塑造包装出来的现实称为“假事件”。它不再适用于我们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与虚假”,是把现实包装成“比现实本身更清晰、更吸引人、更有说服力的形象。”
  布尔斯廷的书《形象》在1961年似乎耸人听闻,而在2009年,“假事件”则是法定货币。
  但它不仅仅指新闻媒体。在视觉形象领域,数字技术制造出来的虚假身体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规范做法。不仅明星的身体是“虚假的”,自从有了Adobe Photoshop后,假现实已经从光鲜的杂志封面飞进了普通人的家庭相册中。
  更说明问题的是,学生们被指抄袭的时候,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事实是他们中很少人明白引号的差别,也不知道为什么引用了别人的话不注明出处的模仿作品不被认定为原创作品。他们既不是让人吃惊地寡廉鲜耻,也不是不可救药地“蠢笨”。他们生活在激烈竞争的剪刀加浆糊的文化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过程则不管怎样都行。
 
  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传播新闻
  米尔斯·凯利(T. Mills Kelly),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和艺术史副教授,历史和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
  印刷版报纸如果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像我这样的历史研究者未来需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解释“报纸”是什么东西。这让我个人感到悲哀(我相信自己将是当地报纸的最后一个订户),虽然作为历史学家,讲解报纸并不比解释打字机、电报或信笺是什么更困难。它们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媒介中传递信息的,都已经消失了,虽然我怀疑有些地方仍然会有几台打字机。图书馆和档案馆将需要保存一些娇贵的印刷版报纸的实物而不仅是屏幕上的形象,以便我们的学生不仅能观看还能感受和触摸它。尽管我十分不情愿地承认报纸的形象对研究者非常宝贵,不管是学生还是教授,但数字形象毕竟无法让你的指头上染上墨汁。
  非常时髦的是,有人认为同样的境遇也会降临到专业广播媒体头上。美国晚间新闻广播网的高峰时代早就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说美国或者欧洲、加拿大的广播新闻像报纸一样处于同样的下滑坡道上有点过分了。最近关于全球电视观众的调查研究显示,电视仍然是处于扩张中的媒介。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新闻在当今社会中是如何被传播的,电视只是最近才成为无所不在的东西。
  但是,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电视新闻或许确实会走上报纸的老路。到了那时,历史学家将不得不向感到困惑的学生解释看着像电脑却没有键盘的盒子是什么玩意儿。到那时,我希望我们至少已经保存了几台这种盒子,以便我们带进教室里去,让学生们感受一番,向他们显示看电视的感觉,可能像他们从数据库里调阅新闻一样。
 
  新闻院校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兴起的产物
  约翰纳·德拉克(Johanna Druck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和信息研究生院教授
  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的新闻院校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兴起的产物,对应欧洲法西斯主义潮流的兴起和伟大战争的早期影响。看到民众被煽动起来(部分归咎于宣传和大众传媒)去迎合违背自身利益的的力量(更不要提更大世界的利益)而引起的震惊,使得哈罗德·拉斯韦尔、沃尔特·李普曼等人感到行动起来的紧迫性。他们引用约翰·杜威和其他进步哲学家的著作确立了研究的标准、道德和思想责任。
  在改变过程中,大学发挥的作用是教育民众认识到教育的必要性,认识到世界要求我们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间寻求平衡。最基本的智慧工具是分析社会和文化体制的能力,在生命周期的研究范围内理解所有文化活动,推动揭示所谓生活方式选择和实际(集体的或共享的)后果之间关系的整体性途径。
  这里有几个基本的教学原则。实践公民权和问责,讲授修辞的基本技巧,论证和解释的人道主义分析,向学生说明某些东西越显得自然,它被文化塑造的可能性就越大。还要说明所有文化形式都是被人有意制造出来的。我们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目的?”
  这些原则不仅是道德说教的处方,而且是信息自由的民主社会的基础。
 
  新闻的“衰落”是数字技术的必然结果
  加里克·尤特里(Garrick Utley),纽约州立大学内尔列文国际关系与贸易研究生院院长
  发生在上世纪的新闻的“衰落”是数字技术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获得更大选择余地,控制新闻和消息来源的欲望和市场互动的结果。这种时代转变对大学及其学生的影响和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一样巨大。
  作为一个大半辈子做国际新闻的人,我见证了这些变化,相信我们在将来消息会更灵通,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单一的、关键的理由是,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不再能“阻碍”更加自由的信息和消息流动。
  传统新闻的衰落确实意味着选择、报道和传播新闻的记者、外国通讯员、编辑的减少,也意味着监督者的减少。新闻界即使最开明和心胸宽广的新闻监督者也受到预算、报纸杂志的可用空间或者电视新闻的可用时间的限制。而且,记者和编辑往往拥有共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这可能影响他们对新闻价值的看法。互联网迅速削弱了这个封闭的新闻“作坊”。但是足够多的“作坊”将幸存下来为有文化有兴趣的公众服务,这些人会继续寻找知名的、机构性的、可信的新闻来源。今天,新闻越来越成为现在时。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已经越来越主要是现场讲话和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传统的新闻报道和编辑过的新闻稿件更少了。电视新闻越来越成为真实的真人实景秀。随着更多的网站(更狭窄的关注点)、博客和事件的现场报道,网络新闻也变得越来越真实或者成为现在时。社会网络站点几乎是真实时间,有些如Twitter是现在时。
  像新闻报道最好时一样,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过去时,它强调知识的积累和上下文的重要性,更不要说传统了。学术界和新闻界拥有共同的特征。他们是否面临同样的未来,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很清楚的是记者没有终身教授岗位。
  传统新闻和任何拥有能拍照的手机和网络连接的人都是记者至少都是“报道者”的事实之间的新关系,意味着公众不再是新闻的被动消费者。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变成自己的编辑和自己的监督者。我们中有些人更愿意做这些事情,有些人更成功些。大学生应该特别擅长,因为他们就是信息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但这也给教授们额外的责任来帮助指导学生度过互联网的无限数字荒漠。
 
  大学在公民媒体中的参与应该扩展到新闻学院的实验之外
  亨利·金吉斯(Henry Jenkins),南加州大学传播新闻和电影艺术教授
  骑士基金会(the Knight Foundation)最近发表了美国社会能够接触的新闻来源的质量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强调大学在挑选被全国各地城市的报纸和其他专业新闻机构抛弃的新闻方面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新闻院系是进行新形式新闻报道的理想试验场,从利用虚拟世界和社会网络来源的新形式报道,到支持超越地方甚至全球层次新闻的新经营模式。
  专业记者受限于致命的老模式中,而新兴记者在确定职业生涯新方向时有既得利益,他们能在上学期间就冒险,因为学术机构提供的安全性降低了成本和后果的严重性。我最近来到南加州大学在安尼堡新闻传播学院工作,印象深刻的是师生迎接挑战的方式,他们使用作业和研究课题来探讨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回应公众对信息和观点的需要。
  我从来不喜欢“公民记者”的说法,它就好像“没有马的马车”,使人读出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这个术语以过去经验模式限制我们对未来公民媒体的设想,不利于我们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媒体环境的资源优势。所以,我们不要称这些实验为“公民新闻报道”。让我们把它们看作“公民媒体”,也就是支持公民更积极参与的媒体。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础的未来公民媒体中心就有媒体实验室和比较媒体研究项目的合作,他们正在探索这些新信息应用和实践的可能是什么样子。
  大学在公民媒体中的参与应该扩展到新闻学院的实验之外。在与大众的交流方面,每个学科都要承担更大责任,确保其有条件获得理解世界所需要的关键洞察力和重要信息。我大力支持博客和Twitter,因为学者可以此扩大其研究成果的读者群,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时代的重大对话。在媒体时代,很好的例子是《媒介环境学通讯》项目,它让学者通过分享新闻和评论对当代媒体实践做出回应。
  这些都无法取代专业新闻,但其中任何一个都能为未来信息生态世界的走向做出重要的贡献。

  (译者吴万伟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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