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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话窃听案的新闻伦理反思

2011-08-31 13: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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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  磊
  英国的电话窃听丑闻似乎变成了演不完的舞台剧。2011年7月19日,新闻集团主席鲁伯特·默多克在接受英国议会质询的时候,突遭一名男子用剃须膏袭击,而他的妻子邓文迪出手救夫,这位前女子排球运动员以一记重扣将袭击者击倒,为这场丑闻增添了一丝喜剧色彩。这本是英国小报头版头条的绝佳题材,可惜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已无缘报道。7月10日,这份深陷窃听丑闻的报纸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已停刊。
  然而,这起丑闻并不像舞台剧一样简单。它带来的英国新闻界、政界与警界的动荡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将新闻伦理的话题重新提到焦点位置。
  
  不正当行为的最终代价
  实际上,《世界新闻报》的窃听案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该报就爆出窃听皇室成员电话的事件,其皇室新闻编辑克里夫·古德曼和调查员格伦·穆凯尔因此被捕,后来被判处数月监禁,同时辞职的还有报纸编辑安迪·考尔森。当时,被揭露的电话窃听对象涉及众多政治人物和社会名人,引发轩然大波。但该报并未因此停刊。2009年,《卫报》披露《世界新闻报》用于电话窃听的费用高达100万英镑,不过英国警方宣布不打算进行新的调查,让该报又逃过一劫。
  2011年1月,电话窃听案有了新的进展。2月,英国警方启动了新的调查,这次的调查显示有数千名英国人成为这份报纸进行电话窃听的受害者。其中包括2005年伦敦爆炸案的受害者、英军阵亡士兵的家属,以及许多罪案的受害者,而引起最广泛关注的是一位名叫米莉·道勒的13岁小女孩。她于2002年3月被诱拐失踪,9月其尸体被发现。当时正值《世界新闻报》发动了一场“反恋童癖”的社会运动,因此这桩新闻也获得该报的密切注意,而为了获取第一手新闻资料,该报编辑和调查员穆凯尔侵入女孩的手机,甚至还删掉了一些老的语音留言以获取新信息,这给其父母带来女孩可能在世的虚假希望。2011年7月,杀害女孩的凶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同时,这起电话窃听也被披露,迅速成为英国的焦点新闻。各大广告客户纷纷从该报撤出广告,这也成为压垮《世界新闻报》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闻伦理的底线
  当无辜而柔弱的人遭受不幸的时候,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业本应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而《世界新闻报》却进一步造成了伤害,这种行为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法得到辩护。推而广之,“窃听”一事之所以受到众口一词的指责,在于它挑战了现代人本主义的一道底线:个人隐私权。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水门事件即是由尼克松总统的手下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档案所引起,同样也挑战了最基本的权利。只不过,当时以《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为首的新闻界是揭露丑闻的英雄,而如今《世界新闻报》的调查员、记者、编辑和管理者们却成为丑闻的当事人遭到谴责。
  作为个体的社会人应享有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隐私权即是其中重要一项;而新闻业在替社会担当“看门狗”角色之时,却恰恰需要不遗余力地获取那些隐藏的信息和深埋的真相,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作为新闻业权利的制约要素,新闻伦理也为此立下底线,即不能通过侵犯个人权利而达成新闻工作的目标。表面上看,默多克的媒介帝国现在之所以饱受攻击,主要在于侵犯了一些不该侵犯的人:无辜受害的小女孩、为国捐躯的士兵、受到尊敬的皇室和政治家等;但反思基本的新闻行为,即使事件的当事人是公众人物,或的确有污点,便能够成为新闻界为所欲为的理由吗?
  除了电话窃听,《世界新闻报》还有一种新闻手法也备受争议,那就是“钓鱼新闻”。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爆炸性新闻,该报的记者乔装打扮后骗取名人的信任,以套取信息、获取新闻。体育界是《世界新闻报》这种新闻手法的“重灾区”。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赛,该报的一位记者乔装成一个阿拉伯富商,与英格兰男足主教练埃里克森搭上了线,与其商讨收购英超球队的事宜,骗取埃里克森表示愿意在世界杯结束后离开老东家,还将他对队中多名主力队员的批评性意见公之于众,这些消息一经披露,不仅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导致英格兰球队人心涣散,早早输掉了比赛。2010年,该报故伎重演,派一位记者扮成地下赌球操控者,与著名的台球运动员希金斯面谈,随后该报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希金斯亲口答应故意输掉某些比赛,并接受30万欧元作为报偿。
  这种“钓鱼新闻”,已经并非报道新闻,而是制造新闻。其性质之恶劣,对于个人权利的侵犯和对于新闻伦理的挑战,比起电话窃听来说不遑多让。然而之所以未能引起《世界新闻报》的倒台,一则是新闻人物本身理亏,二则是体育新闻越来越被纳入娱乐的范畴而非政治的范畴,三则是新闻当事人常常被当做公众人物,而非普通人可以得到舆论的保护。公众人物似乎没有隐私权,这在关于狗仔队的伦理思考中是常见的观点。实际上,这正是新闻伦理应该反思的重要方面。
  
  余波后的反思
  在美国,新闻界有一个极大的挡箭牌,即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受侵犯,这不仅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保护,也无形中为一些受到争议的新闻活动带来影响。在一些被诉侵犯隐私权和涉及诽谤的案例中,新闻工作者无一例外地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自己辩护。
  英国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挡箭牌,但作为新闻自由思想的发源地,这种理念同样深入人心。毋庸置疑,新闻自由是绝对应该捍卫的,但它不应成为不良新闻活动的护身符。好在电话窃听案中的伦理底线较为清晰,尚未有论者借新闻自由为当事者辩护,但新闻自由的讨论已有先声。
  目前《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虽然尚未尘埃落定,但已经带来了新闻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大反思。它不仅暴露了在日趋紧张的竞争关系下市场化的报业为了追逐利润可能不择手段的趋势,也提醒公众在新媒体时代思考新闻界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目前,默多克的新闻帝国在面对各种谴责和质询时节节败退,先是《世界新闻报》关闭,然后是多名涉案记者、编辑和管理者辞职并接受警方调查,随后默多克无奈宣布放弃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的计划,而如今整个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报业组织都在受到清理和调查。由于之前的调查不力,再加上部分警方人员曾收受报业贿赂提供线索,英国警方亦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目前在任的英国保守党首相卡梅伦因为曾雇用涉案的《世界新闻报》前编辑考尔森,以及与默多克的密切关系,也不断遭受工党的攻击,只能努力撇清自己。更重大的影响,可能来自今后英国政府对新闻业更严格的管制。应该警惕的是,在制衡新闻界不良行为的同时,也须防止这种制衡成为限制新闻自由的借口。
  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色新闻大战为美国新闻业带来了“社会责任论”的新闻观念一样,目前这场沸沸扬扬的电话窃听案,也必将引发英国的新闻业乃至全世界的新闻业对新闻伦理的认真反思。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转型期的媒介伦理问题研究》阶段成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英国金史密斯学院访问学者)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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