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 静

　　数字新媒体带动了媒介素养的重大转变，众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新型的数字媒介素养，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家行动计划。

　　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进程

　　上世纪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率先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随着西方传媒业对公众的影响日益加大，媒介素养开始成为公众所强调和追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时至今日，欧美各国相继将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

　　（一）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快速发展与数字化转向

　　美国的正规媒介素养教育直至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起步，这远落后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Gregorian，2006；Thoman和Jolls，2004）。

　　从80年代末起，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和学者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中，他们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和地区性的会议，分享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知识、策略、研究和课程（陈国明、J.Z.爱门森，2008）。美国的媒介素养研究与教育实践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全美各地成立了各种研究与教育机构，积极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媒介与价值中心（Center for Media and Values）1989年建立于洛杉矶，随后发展成著名的“媒介素养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Pungente，1997）。

　　对于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Kubey和Baker（1999）的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步非常明显；截至1999年，全美国50个州中至少有48个州的课程中包含了一种以上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这些包含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课程分为四种：1.英语、语言和传播技术；2.社会研究、历史和公民学；3.健康、营养和消费主义；4.媒介分类。

　　这四种类型中，有50个州有第一种课程，34个州有第二种课程，46个州有第三种课程，7个州有第四种课程。

　　如今，在“数字化转向”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行动中，无论是研究还是教育实践都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美国政府与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支持将新型数字媒介素养融入正规教育。美国教育部2010年科技计划《改革美国教育：技术助力学习》中指出，“不管主要领域是否是英语语言文学、数学、科学、社会科学、历史或音乐，批判性思维等能力和专业知识应编入所有领域。这些能力均是成为优秀学习者所必需的。”

　　（二）阿斯彭研究所的媒介素养研究与行动

　　总部设于美国华盛顿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是国际知名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提高国家领导力，以研究与协助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为宗旨。阿斯彭研究所于1992年组织了第一届“全国媒介素养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将教育者们聚在一起，为美国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建立指导方针（Aufderheide，2004）。

　　2006年由该研究所主办的“传播与社会论坛”（FOCAS）汇集了美国学术界、商界以及政界精英，他们对当时的新媒体与数字浪潮作了全方位多学科视角的透析，并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美国通信与外交政策，还有对数字时代的政治方向做出预言。由Richard P. Adler执笔的阿斯彭研究所2006年传播与社会论坛报告《下一代媒体：全球性转变》（Next Generation Media: The Global Shift，2006）具有世界性影响力。

　　2010年，阿斯彭研究所“传播与社会项目组”与奈特基金会共同研究并发布了美国“数字媒介素养行动计划白皮书”（Renee Hobbs执笔），该报告认为当前正是将数字媒介素养引入美国社区的时机，并推出了关于如何通过社区教育运动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机构的行动计划。由于阿斯彭研究所的高度学术声誉与作为政府智库的身份，基于其全面深入而又理性务实的研究，这项工作几年来得到各界的支持，白皮书中的若干项目正处于实施或准备实施阶段。

　　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转移与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类型

　　从全世界范围看，媒介素养教育历经了四次范式转移的变化：从上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即“免疫”范式、60年代的“甄别”范式，到80年代的“批判”范式、90年代以后的“赋权”范式（陆晔，2008）。美国知名媒介素养研究者Tyner Kathleen曾将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分为四个较为宽泛且互相间有重叠的类型：保护主义教育、技术教育、媒介艺术教育及民主教育（Tyner，1991）。这四种教育类型与上述四次范式之间存在不完全的对应关系。

　　（一）美国在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早期主要采用“免疫”范式，立足于保护主义立场，对大众媒介在传播色情暴力以及刺激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方面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因此主要意在培养孩子们抵御电视的不良内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教师和家长在其中扮演了看守者的角色。保护主义的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退去。

　　（二）媒介技术教育主要目的是教会学生必要的技术以便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强调要在实践过程中学习，技术课程能够满足这一需要。美国很多技术公司通过提供各种免费设备、软件、训练等形式的支持，与学校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但是，技术教育往往忽视媒介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潜在意识形态影响力。

　　（三）媒介艺术教育追求的是创新性和自我表现。通过媒介作品创作课程，学生们获得了进行创造性表达的渠道，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不过，这种类型的教育未能培养起学生批判性地看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只沉浸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并没有获得过硬的媒体技术从而在毕业后回报社会。

　　（四）民主教育是最后一种类型。当今美国很多媒介素养教育者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教育学生成为良好公民是重要的工作目标。这种努力并不局限于学校体系内，还延伸到社区群体中。培养学生形成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分辨大众媒介中可能存在的意义曲解现象；同时促进在大众媒介中对不同内容进行表达和展示的自由。

　　美国民主教育模式体现了“批判”范式与“赋权”范式。80年代后的“批判”范式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为公众揭示大众媒介文本建构的“媒介真实”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重点在于培养公众的媒介批判解读能力。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与数字媒体普及，更多研究者与教育者在“批判”范式基础上进一步倡导“赋权”范式，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在于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主要内涵是参与式社区行动，即不仅对媒介进行批判性思考，还要通过“赋权”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区。媒介素养教育参与式“赋权”新范式对民主发展的重要性,得到欧美国家的认同。

　　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标准

　　阿斯彭研究所与奈特委员会的数字媒介素养研究项目关注民主社会中社区信息需求，体现了民主教育的理念与“赋权”范式。根据该项目发布的《2010数字媒介素养白皮书》，“数字媒介素养”这一术语包括认知、情感和社会能力在内的综合素养，该报告将数字媒介素养定义为全面参与媒体发达、信息化社会所必需的综合能力。人们通过接收与鉴别信息，依法行使发言权和其他权利，努力解决问题，改善其周边的社会。当人们拥有数字媒介素养时，他们能够参与自己及所在社区或公司的民主议程，而且通过其代表来发表意见、表达观点。

　　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联系，数字媒介素养包括五个方面的能力，最核心的就是沟通交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应用：通过查找并有效使用媒体和技术工具，全面理解信息和观点，负责任地选择、编辑信息以及与他人共享相关信息。

　　（二）分析与评价：通过判断作者、传播目的和观点，对各种形式的信息进行评估，使用批判性思维分析信息质量、真实性、可靠性和观点，同时考虑这些信息产生的潜在影响或后果。

　　（三）创造：借助语言、图像、语音等数字媒体技术，充分了解传播目的、受众和应用技术的情况下，创造或生产各种形式的内容，提高创造力和自我表达的信心。

　　（四）反映：贯彻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原则，在传播行为中反映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交往行为。

　　（五）行动：通过独立、合作共享知识，解决家庭、工作地点和社区内出现的问题，并作为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实施社会行动。

　　具有上述综合素养的公众，能够通过数字媒介接收、判断并创造信息，主动参与终身学习行动。对“数字媒介素养”的这种阐释符合建构主义教育思想的要求，美国一些教育行业的重要团体与行业组织都认可这些观点。

　　“美国教师教育项目”明确指出了培养具有数字媒介素养的教师的重要性。教师教育机构认证专业标准中指出：“教师应了解媒体对文化、人类认知与传播行为的影响；因此，教师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教学生构建媒体内容，理解数字文本的意义以及了解电影、视频、图形、摄影、音频等多媒体形式。”（NCATE标准，2007）。

　　美国英语教师委员会也制定了行动方案与教师发展计划，培养具有数字多媒体与多元媒介素养的师范生、在职教师与教育系统的员工（NCTE，2003）。

　　美国传播协会（NCA，1998）则指出，具有媒介素养的传播者应能够做到：了解人们如何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使用媒体；认知受众和媒体内容间的复杂关系；鉴别发布的社会和文化媒体内容；了解媒体商业性质；使用媒体同特定受众进行交流。

　　阿斯彭“数字媒介素养行动计划”

　　阿斯彭“2010数字媒介素养白皮书”指出，他们制定该行动计划的宗旨是为了强化美国公众的数字公民意识，推动数字媒介素养成为美国主流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3亿的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有全国性的“通用”方案。该“白皮书”包括10项涉及到全国各州及各地方的行动计划，不同类型的计划均可协助开展数字媒介素养社区教育运动。无论正规还是非正规的学习环境，均可支持人们发展提高数字媒介素养能力。各地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方案。

　　（一）四个层面的行动计划简介

　　10项行动计划归并为4个不同层面，它们分别是：

　　1.支持社区数字媒介素养行动计划

　　（1）规划现有社区资源，提供少量补助金，促进社区公民将数字媒介素养能力应用至现有项目中。

　　（2）支持国家暑期学习计划网络，将数字媒介素养应用至特许公立学校内。

　　（3）支持数字媒介素养（DML）青年团通过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社区中心，将数字媒介素养引入欠发达社区和特殊种族内。

　　2.建立示范教育合作关系

　　（4）支持在高等院校内建立跨学科桥梁，从而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核心原则应用至职前教师教育培训。

　　（5）制定不同级别的行动计划，通过社区和媒体合作，支持在K-12（从幼儿园到12年级）学校内进行数字媒介素养教育。

　　（6）同媒体和技术公司合作，使地方和国家新闻媒体以一种促进公民参与的方式更全面地参与教育项目。

　　3.研究和评估

　　（7）开发数字媒介素养网络教育方式，用以评估学习进程，开发数字媒介素养教学策略的网络视频文件，用来构建教师教学中的专业知识。

　　4.家长交流、国家监督和利益相关者参与

　　（8）雇用娱乐教育行动计划内娱乐行业创意社，提升监督力度，制定关于应用在线社会媒体道德行为的共享社会准则。

　　（9）举行全国青年公益广告（PSA）竞赛活动，提高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监督力度。

　　（10）支持召开年会、在华盛顿特区开展教育者作品竞赛活动，从而增加国家对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管理。

　　（二）提升媒介素养的具体方式

　　阿斯彭白皮书直面信息过载等现实问题，指出解决信息过载问题的动力将人们引向数字媒介素养，这将帮助人们培养管理、评价使其不知所措的海量信息的能力。对于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多元主义民主公民而言，该报告认为可通过下列方式提升媒介素养：

　　1.读新闻或看新闻。2.向编者致函、互动。3.针对新闻事件，同家人、同事和朋友讨论。4.对在线新闻故事进行评论。5.为在线社区网络贡献力量。6.致电地方电台脱口秀节目，以表达自己的观点。7.参与民意调查。8.搜索与所关注话题和问题相关的信息。9.对搜索到的信息质量进行评价。10.共享观点，并仔细考虑。11.实施社区行动。

　　与欧美各国相比，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还差距很大，要更好地在我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开展数字媒介素养教育，需要下很大力气，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媒介素养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最近十年在数字媒介素养教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给起步更晚，但正在兴起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项目“参与式媒介环境中的青少年网络素养研究”，项目编号：SM201111626003；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院级重点项目“欧美国家青少年新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MZ201302】

　　参考文献：

　　①陈国明、J. Z.爱门森：《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国传媒报告》2008第7卷第1期

　　②陆晔：《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今传媒》，2008年第2期

　　③Aspen Institute Communications and Society Program, Digital and Media Literacy: A Plan of Action, Washington, D.C.: The Aspen Institute, November 2010.

　　④Aufderheide, P. (2004). Media literacy: From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 (pp. 79-86).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⑤Gregorian, N. (2006). Media literacy & core curriculum: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evaluation of a new media-literacy program fund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reshold: Exploring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winter, 5-7.

　　⑥Kubey, R., & Baker, F. (1999, October 27). Has media literacy found a curricular foothold? Retrieved March3,2006,http://www.medialit.med.sc.edu/ edweek.htm.

　　⑦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2007). Core principle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namle.net/wp-content/uploads/2009/09/NAMLE-CPMLE-w-questions2.pdf

　　⑧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8). Competent communicators: K-12 speaking, listening and media literacy standards and competencies. Washington, D.C.

　　⑨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7).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preparation institutions，http://www.ncate.org/public/standards.asp?ch=4

　　⑩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03). Position statement on multimodal literacies，http://www.ncte.org/positions/statements/multimodalliteracies

　　⑾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 Foundation. (2004). Growing lifelong readers: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tudent involvement with newspapers on adult readership， http://www.nieworld.com/lifelongreaders.htm

　　⑿Pungente, J. (1997). Live long and proper: Media literacy in the USA, Clipboard, 8(2), Summer. Retrieved March 3, 2006, http://interact.uoregon.edu/mediaLit/mlr /readings/articles/medialit.html

　　⒀Thoman, E., & Jolls, T. (2004). Media literacy——A national priority for a changing worl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1), 18-29.

　　⒁Tyner Kathleen (1991). The media education elephant. Retrieved March 6, 2006, http://www.medialit.org/reading_room/ article429.html

　　（作者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传播系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