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8日 星期四

风险传播视角下对大数据的反思

2016-06-30 21:10:44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6月下   作者:蒋家河 陈振华

摘要:  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暴露了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安全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从关注信息安全开始,学界逐渐注意到大数据神话掩盖了诸

  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暴露了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安全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从关注信息安全开始,学界逐渐注意到大数据神话掩盖了诸如社会控制、权力划分、社会信任等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应从风险传播的角度正确引导大数据观念的传播。

  对大数据的批判与反思

  对于大数据的批判性反思,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着墨不多,主要集中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形态、新型监控与隐私安全、认识论与新范式等。①

  1.监视社会与传感器社会

  Wood & Ball描述了未来人们将生活在“监视社会”之下的图景,初衷是基于考虑安全、福利、健康等积极因素的监视不断衍生出风险和威胁,它加剧了阶层、性别、地域分化,并且逐步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监视社会具有以下特征:技术高度发达、数据流动无远弗届、覆盖全面、社会分类极化、依赖技术锁定。②Andrejevic & Burdon提出“传感器社会”的概念,指出无论是智能手机、汽车、网页内容、购买记录,都充当了社会的传感器,加剧了隐私监控和社会分化。③大范围的数据收集导致数据爆炸和“元数据化”,在大量的数据面前,自动数据分析成为必然。数据挖掘往往不是为了科学验证,而是为了发掘潜藏于大数据之中的人类行为规律,以便运用于政治、商业等领域,成为服务于权力和利益的工具。

  2.数据中心主义的科学范式

  大数据在科研领域催生了新的科学范式,但这些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存在不足。

  第一种范式被称为“数据化”。社交网络以搜集用户的行为数据作为交易条件,为用户提供线上免费服务。这种新范式已经被广为接纳,但它在本体论上掩盖了主体的能动性:多数用户不知道享受免费服务是以数据的交易作为代价。④ 这种新范式传达出一种信念,即通过线上媒介技术追踪,人们的社交行为不仅可以被数据化,而且更接近客观。实际上,由于社交媒体的算法不断变化,以及各种功能设计的诱导性,根本无法达到客观。再就是行为数据被视为一种原材料,用于对未来趋势的预测。而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目的所建立的模型可能大相径庭。

  第二种范式被称为“始于数据”。2007年,数据库研究专家Jim Gray指出,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科学范式:探索科学。其典型特征是“数据驱动”,即从大量积累数据中以归纳法形成假设,再借演绎法展开探索。这区别于过去依赖于某一学科的主控知识,由研究者提出问题、建构框架、检验假设的“知识驱动”路径。Rob Kinchin指出,这种范式对于科学界而言比较容易,但对于人文和社会学科则存在困难。此外,他深刻驳斥了这一范式引发的“理论终结论”,该理论认为依据巨大的数据体量,大数据可以分析出“统计相关性”,取代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摆脱理论为自己发声。⑤

  无论大数据产生出何种新范式,都会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由此观之,大数据神话的另一面,是社会形态朝监控无处不在的方向演变,数据将成为权力争夺的物质基础。

  风险传播视角下对大数据的冷思考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指出,风险贯穿人类社会始终,工业化和全球化加剧了风险蔓延,解决之道就是反思现代性。吉登斯从制度性省思角度出发,认为“专家系统”嵌入到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风险都由专家来评估,但科技知识的发展存在过多不确定性,由此造成权力垄断。国内对大数据的未来期望过高,缺乏系统的思考。信息科技、情报学领域出现一些对隐私安全的讨论,新闻传播学界则批判甚少。刘建明(2013)直言“大数据时代”本身就是“迷思”,大数据只是一种决策的量化手段,应以遵循人文精神为前提。因此,发挥媒体对大数据知识的引导作用,警惕风险,尤为必要。

  1.确定的新闻与不确定的风险

  新闻媒体的大数据报道是一个定义“大数据”的重要场域。为何新闻媒体报道大数据缺乏风险传播的视角?

  首先,从新闻报道基本原则来看,新闻注重时效性,必须在紧凑的时间内兼顾采访、编辑、出版等现实问题。大数据作为一个新兴议题,其知识体系尚未完善,如果要进行深度报道,不仅要求记者自身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还必须取得专家学者的观点予以佐证。其次,新闻媒体与学术、科技机构不同的专业特性也容易导致沟通困难。大数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科技知识,媒体关注到的是它的实际应用和成果,对更加复杂的技术问题、理论知识甚至局限性,往往是一知半解。

  更重要的是,新闻自身的结构性因素也不允许风险议题的过多报道。新闻报道具有鲜明的事件取向,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使得反思性言论缺乏新闻吸引力,也往往呈现碎片化的形态。风险议题涉及的是未来评估,与新闻的真实性、及时性是冲突的。

  2.“历史面向”的缺失

  仔细思之,无论使用何种新闻框架,大部分媒体对大数据的报道都鲜明地聚焦于“当下”或“未来”,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历史的面向。1936年,美国《文学文摘》通过240万份读者回执,预测兰登和罗斯福何者赢得总统竞选。这一样本在当时足以称得上“大数据”,结果却输给了仅用3000份问卷调查的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美国《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九个问题,最容易忽视的就是“炒作”(the hype)。英国《金融时报》揭露了《自然》杂志上一篇运用大数据预测禽流感研究的后续问题。《科学》杂志也发表深度调查,反思大数据测不准和傲慢的问题。因此,反思过往经验的“历史面向”,不该在媒体的大数据报道中缺席。

  3.避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社会的种种难题,其核心意涵取决于大众媒体、政府决策、官僚体制。制度体系原本承担着抵御风险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制度的滞后、误导等失效可能成为风险的再生机制,使得责任源头难以厘清,于是,现代风险社会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

  大数据议题的“热炒”,媒体亦是重要推手之一。“云计算”“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等热词先后被主流媒体报道,进而被政界、业界、学术界广泛采用。这种话语建构的合力,将大数据推上神坛。由于对大数据的研究和利用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对其蕴藏巨大潜能的期待掩盖了风险。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机构可能对风险议题选择性忽略、遮盖、嫁接。

  新闻媒体应警惕被大数据的表面繁荣遮蔽,广泛地听取各方声音,营造科技知识共享、讨论的社会氛围。新闻媒体如何在大数据主题上发挥启蒙、引导的正面作用,培育“社会理性”,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殷乐:《大数据实践与研究:批判性反思与研究推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8期

  ② Wood D M, Ball K, Lyon D, et al. A report on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J],Surveillance Studies Network, UK, 2006

  ③ Andrejevic, M., & Burdon, M. Defining the sensor society.?Television & New Media, 2014

  ④ Van Dijck J. Datafication, dataism and dataveillance: Big Data between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ideology[J],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4

  ⑤Kitchin, R.”Big data, new epistemologies and paradigm shifts”.?Big Data & Society,?1(1),2014, pp. 1-12.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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