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二十多年前，记者只要带着笔和相机，就可以进行环境新闻报道。环境问题易于识别也易于描述，站在任何一条大江大河上的不同地方，人们

　　在二十多年前，记者只要带着笔和相机，就可以进行环境新闻报道。环境问题易于识别也易于描述，站在任何一条大江大河上的不同地方，人们可能会发现河上漂浮着多种多样的东西，包括黏合剂、染料、油漆或是其它东西，这些东西能告诉人们附近河边开设了什么工厂。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雾霾、酸雨、有毒废弃物等新名词渐渐为人们所熟知。但鲜有记者能够意识到，在以前那些看似清楚的报道中暗藏危机，今天在报道环境问题时，遇到的挑战要大得多，原因有很多。因为大多数显而易见的问题都已经报道过，剩下没报道的有关污染与生态环境的问题非常复杂。

　　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当时首要的环境新闻议题一直围绕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展开，主要围绕大的自然灾难展开。先有拉夫运河事件，导致了有毒黑色物体，紧接着又有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引起恐慌，催生了首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法律，允许社区公众了解附近企业储存与排放化学物质的情况。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发生，让人们意识到在核电站3英里范围内的设置存在的风险。“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原油泄漏事件的发生，则让人们认识到在未开发地区炼油与运油所存在的风险。

　　然而，时至今日，环境报道的性质常常完全不同，常使记者面临挑战，更难向读者恰当地传达信息。这里的恰当是指报道中涉及的一系列事实都经过仔细的核对，但它在整体上使读者对情况的重要性、危害性或紧急程度产生片面认识。那么，记者在环境新闻报道中如何避免新闻生产流程的障碍，从而进行有效的环境传播？

　　新闻题材的制约

　　新闻总是要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较起来，本世纪多数环境议题则关涉到更复杂、更长期也是更不被理解的现象。当今时代科学家认为最为重要且最隐蔽的环境新闻莫过于全球变暖，许多专家说，在10年20年内，全球变暖都将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态问题，必须采取行动阻止那些与变暖有关排放物的大量增加。但读者在环境报道上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标题：“全球变暖袭击——庄稼枯萎，沿海被水淹，物种消失。”所有这些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但它们不会是如我们所知的新闻。就其本质而言，环境科学方面的进展几乎总是渐进的、易引发争议的，同时包含大量的误差数字分析。面对如此多的矛盾，记者有时难于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大肆渲染某些环境科学进展中最富刺激性的因素，编辑部中的每个人都在新闻列表中寻找头版思路，他们这样做是有风险的，若是一个月后读者发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突然转向时，可能让读者们对媒体职业道德产生更多的疑问与批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环境新闻报道中媒体传播应具有告知功能，让原先不知道环境新闻报道的公众提高警惕性，减少环境污染发生时对他们的损失，同时增强公众对环境的认识，使人们建立起保护环境意识。同时环境新闻报道要具有引导功能，能够让受众面对环境污染时采取正确的措施，不至于当环境风险发生时不知所措，这种引导会化解公众面对环境风险的心理不适。传播学家施拉姆则把媒介看做国家发展的推动者，媒介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等因素来促使社会结构的实质性变化，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媒介来为国家发展服务。①

　　报道内容的平衡

　　报道内容的情感因素能引发强大的冲击力，而纯粹的科学与统计数据则会带来更为冷静的思考，如何在这二者间寻找平衡，是从事环境报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构建一篇癌症集群报道时，记者需要将各种各样谜一般的片断组接起来。例如一个居住在郊区的孩子死于白血病，当地的水源受到工业污染，母亲因痛失爱子而悲伤万分，这些都成为极具情感冲击力的片断。同时，事件还可能有另一种报道方式，来自流行病知识的数字分析，河中污染物是否会引发癌症，针对此事的分析可能永远无法确定。记者在构建一篇这类报道时，必须在情感与理智中平衡，不然会扭曲读者对此事件的看法。

　　“9·11事件”后，公众产生了不确定与恐惧的情绪，通过此事件人们看到记者如何在众多因素中作出选择，让报道能在情感与理智间保持平衡。爆炸事件发生后，下曼哈顿区烟尘弥漫，水泥粉、硅石粉与石棉粉漫天飞扬。有些报道采用大号黑体字标题，大肆渲染恐惧与危险，当中有些记者们则更为冒险，在报道中大讲那些不懂或尚未被告知的事实。其中会有一些公众发出批评，称记者未及时提醒人们注意外围堆放的爆炸残骸存在危险，比如有些报道称空气中未检测到有害化合物。但实际上，在归零地周边却检测到了有害化合物，不过含量很少。那些强调潜在风险的记者感兴趣的是某些科学家与检验公司人员的说法，他们期望引发公众的注意，认为那一带的石棉粉比例已超过了防止慢性职业病所制定的标准，因而存在风险。报道中恐惧的成分增加了，事实的真相却未必如此。也许将来有一天，在“9·11事件”发生几十年之后，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到办法，统计那些暴露在那一地区人们患癌症的比例，挖掘环境风险的真实情况；但在当时的早期阶段，即宣称那里存在确定无疑的风险，这样做的记者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发觉新鲜事揭开黑幕是获得头版新闻的关键，但记者在环境新闻报道中，应该增强新闻向导的本能，真正理解并传播环境新闻科学知识。

　　积极有效的沟通

　　媒体在环境传播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传播目标，成功承担起了环境风险的守望者和预警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集体行动的沟通者、不当行为的监督者与社会心理的救治者的角色。②从事环境报道的记者应培养自身的反应能力，提高自己传播复杂事实的技巧，并在报道中更好地把握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平衡，使自己写出来的报道既不会让读者看了昏昏欲睡，还能试图突破樊篱，向公众进行有效传播。出路就在于跟科学家们进行更好的沟通，借此对于科学研究有更好的理解。记者需要加强有关环境知识，提醒自己利用突发新闻事件期间，与没在现场的科学家进行交谈。记者承受住媒体截稿时间压力与科学家交流的越多，公众就越可能通过媒体了解到更深层次的知识，在针对有争议的问题时，科学家能够提供有益的建议，帮助记者正确引导公众。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公众已对新闻报道的价值产生怀疑，许多科学家对新闻业也变得怀疑与恐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环境新闻报道具有解决冲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指当风险发生时，环境传播起到积极沟通的效果，能够及时解决一些矛盾和冲突，达到良好的沟通，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环境风险问题，不只是关涉价值层面问题，还涉及利益层面。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之间沟通、协商、合作成为环境治理的结果。对这种社会现状，环境新闻报道不只是深入生态科学的整体观，还要关注“环境正义”。社会公众所享有的平等性、不可侵犯性是“环境正义”的基本核心。

　　注释：

　　①【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华夏出版社，1990年2月版

　　②郭小平:《危机认同与电视的社会动员策略》[J]，《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江昀：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传播系教授、成都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蒋芯宇：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