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慧艳

　　反思之一：追求新闻真相，还是舆论狂欢？

　　近些年中国一系列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灾难频发。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广泛地参与其中，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和加速器，围绕相关事件的信息传播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出真假难辨极其混乱的景象。

　　以3月8日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为例，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事实真相依旧未明，搜救行动仍在进行。马来西亚航空在微博上发表的多篇声明信息量不足，来自政府的官方消息少之又少且令人质疑。“当确凿信息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形成了很大的信息需求空间，有需求就有生产，这个空间如何填补？在社交媒体上，哪怕随意发个东西，以讹传讹，再糅入情绪化的表达，就会发酵，像病毒一样开始传染。”（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谭天教授）社交媒体成为谣言滋生地，各种信源渠道之间互相否认、互相辟谣的场面层出不穷。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语境下，在灾难事件面前，并不缺失信息，稀缺的是优质信息内容。社交媒体作为信源，无论是微博与微信，还是Twitter与Facebook，可靠度都不高。“除非是从社交媒体中分化出一部分，承担起以思考开辟进路、并寻找真相的专业势力，否则，单凭微博等被动的社交媒体，新闻真相必定被舆论狂欢所取代。”①

　　反思之二：传媒从业者的职业素质与能力

　　传媒从业者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社会公信力基础上的职业。重大灾难事件中需要反思的，首先是传媒从业者的职业素质与能力。

　　社交媒体语境下，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和发布方式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影响，3月8日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自8时29分@微天下发布“【快讯】法新社报道，马来西亚航空称与一架载有239人的飞机失去联系。微天下正在核实并将跟进报道”后，@央视新闻和@人民网跟进并发布。此后，各种打着“CNN说”、“美联社报道”、“路透社消息”名头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泛滥。“几乎所有人都在转发，但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在事实层面挖掘或求证‘新的’有效信息。”②

　　对于专业传媒从业者而言，正如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所说：“转发或者传播二手资讯不是问题，但是既然是专业媒体，和网友的区别在于，要确保信息的来源。比如，看到别人说是CNN的报道，或者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官网的消息，至少要确认一下，一来确保真实，二来别人也可能转述错误。只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只要转述的时候说清楚来源是哪里，自己就没有责任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文体：根据××媒体转述××媒体转述××媒体的报道。当然，还有一些媒体，干脆把来源省去，显得好像是自己的一手信息。”

　　而像马航客机失联事件这样极特殊的重大灾难事件，受众的信息需求已非单纯的转发传播能够满足。无法提供有益于揭示事件真相的信息“干货”，缺少专业深刻的分析评论，权威信息都由外媒来发布，议程由他人设定，中国媒体甚至连祈福都被指“廉价”。凤凰网更是以首页专题形式对此大加嘲讽：“在这公众时时关注事件进展的时刻，‘权威主流媒体’们除了翻译了下外国媒体的稿件，并没有拿出最新的事实进展和专业的分析评论，反而是在无休止地煽情。也许因为信源有限，事件进展的报道不会那么快，但是，延绵不绝的心灵鸡汤还是惹怒了关心这件事的公众。”③

　　对重大灾难事件特别是涉及复杂国际题材的报道，已成为中国记者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新命题，在未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挑战会更加频繁、迫切。“现代媒体不应只报道风险信息，还应肩负重要的社会教育角色，即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拥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扮演风险的教育角色。”④

　　反思之三：传媒从业者的责任冲突与解决

　　对于传媒从业者来说，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冲突是在现实工作中遇到的最常见的冲突，而人文关怀与真相报道的责任冲突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在3月8日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事发之初，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记者责任伦理的争执，便已呈现喧宾夺主的姿态。先是@凤凰网城市发布一张现场图片，画面显示的是一位女性家属在警察的搀扶和护卫下，情绪失控掩面哭泣。此图以配图的形式被@财经网引用来对着大批涌向T3航站楼的同行喊话：“在此恳请各位记者同胞，按捺住抓独家的心，等待官方消息，也给家属空间。此刻他们更需要安静，不要打扰，不要采访。”随后，@人民日报也发出微倡议，题目为《请给家属们一个安静空间》。

　　在此形势之下，广州日报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记者陈珉颖在丽都酒店二楼雨轩厅的家属区10个小时的记录。“我静静地混坐在家属中，用笔和纸默默记录着，我没有打扰这些悲伤的家属们，他们有对话，我就记下来，因为后方一直提醒我要谨守一个新闻人的职业规则，不要用闪光灯拍照，不要给家属带来伤害。但后方也要求我用观察记录下这些历史性的时刻，这同样是一个记者的职责。”在陈珉颖的选择中，时效已让位于准确，准确已兼顾甚至让位于公德，却引来新的质疑：“这人装家属混进去采访，有什么良心可言？现场家属和记者是隔离的。”（@Panda和喵星小胡椒）

　　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传播活动中的责任冲突往往向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责任不断提出挑战，而这些挑战无论新与旧，都需要记者加以认真的思考和应对。而责任冲突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判断，“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不断遇到解决价值冲突的必然性，和解决这种决定以便使他能够回答其职责的必然性。而无法逃避这种职责恰恰就是他的命运”。⑤

　　结 语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教授在探讨2014年新闻业前景时指出，新闻不是“真相的机器”，而是李普曼所说的“聚光灯”和“探照灯”。在大数据与信息过剩的风险社会，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应当是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预计明天将有暴风雨”式的对公众的忠告、指南、通知、预警。（@清华史安斌）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虽然事件的危害程度极高，危害范围极大，后续影响极强，但在媒体全方位的信息透明化推送之下，日本民众没有表现出恐慌，“好好地活着，就是对灾害最大的帮助”。对于媒体而言，无论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在风险化的社会中，媒体的责任不仅是反映现实、发挥新闻自由，还应该设法帮助社会大众获得生活上的安全感，燃起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注释：

　　①宋志标：《媒体的灾难日》，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4/0312/article_102205.html，2014年3月12日

　　②伊夫：《马航事件谣言与社交媒体的未来》，财新网，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4-03-09/100648864.html，2014年3月9日

　　③魏巍：《灾难面前，心灵鸡汤为何惹人厌》，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xinlingjitang/ 2014/3/10

　　④郭小平：《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M]，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页

　　⑤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