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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乡土电影的特点

2015-10-10 09:38:20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0月上   作者:孙宝国

摘要:  ● 孙宝国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发布《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抗战成为当

  ● 孙宝国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发布《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抗战”成为当时中国乡土电影的主导元素。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抗战时期乡土电影的乡土性,更多地体现出乡土概念中的“故土”、“国家”、“民族”等意蕴。本文仅从政策背景、题材内容、形态特征三个方面,就抗战时期的乡土电影试做分析。

  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日两国军队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暂居武汉。在此期间,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1月29日成立,并随即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讨论。费穆、史东山、阳翰笙、袁牧之、杨村人等电影界人士纷纷撰文发表意见,论及抗战电影的制作与发行。尽管意见不尽相同,但大家的共识是电影应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任务,即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抗战斗志与必胜的信念。于是,电影抛开了娱乐化的目标和伦理化的诉求,开始围绕宣传与服兵役的主题量身订制。作为当时唯一的影像大众传播工具,电影制作种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故事片与新闻纪录片的数量比例相差巨大,故事片只占新闻纪录片的六分之一。

  大家关于抗战电影的另一个共识是电影观众的变化与电影制作方式的调整。由于电影从都市转向地域广袤而人口分散的大后方,电影观众就不再以大都市的小市民为主,而更多面向小城镇居民、农民和士兵,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士兵的主要成员也是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基层民众。为了配合抗战的艰难进程,电影制作者必须适应文化水平较低的士兵与农民观众的审美文化,号召民众参战、抗战,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随着抗战的进展,1940年冬,上承武汉“国防电影”的讨论,陪都重庆电影界四十余人集会,开展了关于“中国电影路线”问题的讨论。孙师毅的《中国电影路线问题》一文认为,电影应该贴近“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表现士兵、军官、农民、工友以及其他一切在抗战中流血流汗的人物的事迹、感情、生活和工作”。杨村人的《农村电影的制作问题》一文进一步倡导“通俗化”、“大众化”的“农村影片”,主张在取材上最好是农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属于“农民自己的故事”;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也必须“使文化水准低下的农民,能够领会,能够欣赏,从而发挥宣传教育的效能”;在影片的导演手法上,宜“浅易、通俗、避免‘都会影片’应用的摄影法”。①“农村电影”的概念由此被正式提出并研究。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乡土电影发端于左翼电影运动,但首次真正受到重视并得到较大发展是在全面抗战时期。

  题材内容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电影格局被战争与政治切割成大后方、解放区、孤岛、沦陷区四个区域。特殊的历史背景促使大后方电影暂时放弃了商业电影的制作模式,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退居其次,宣传教育和新闻传播的功能被推到前台,“抗战”成为大后方乡土电影创作的总主题。

  一是描写将士英勇抗战。“抗战中的中国军人大多数不过就是四万万人民中的普通农民,他们在武器落后、匮乏无援的条件下,以坚韧、吃苦、服从、英勇和牺牲的精神,筑起了捍卫民族生存的血肉长城。”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现了一大批直接再现敌我殊死较量,彰显中国军队将士血战卫国的影片。譬如,《八百壮士》是一部反映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团坚守上海四行仓库并英勇抗击日寇的影片;《胜利进行曲》是一部反映1939年长沙会战的影片;《长空万里》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描写中国空军作战行动的影片;《气壮山河》是抗战电影中唯一反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影片。

  二是动员农民参加抗战。抗战时期乡土电影的表现手法一般都比较朴素,叙事十分流畅,故事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揭示符合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欣赏习惯。这些作品大都以农民为主人公,讴歌了农民对土地和家乡的热爱,塑造了他们淳朴善良、坚强不屈的性格。譬如,《保卫我们的土地》表现了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好丈夫》描写了中国农民在抗日战争中从被动参加到主动请战的心路历程。

  三是展现全民团结抗战。抗战是军队的抗战、农民的抗战,更是全国人民的抗战。抗战时代的乡土电影对此有比较充分的展现。譬如,《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表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团结抗战的心声和行动;《塞上风云》讲述了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团结抗战的故事;《还我故乡》讲述了沦陷区某县城大财主王相庭由投敌到觉悟的转变过程;《血溅樱花》讲述了受蒙蔽的日本人民奋起反战的凄婉故事。

  形态特征

  综观抗战时期的乡土电影,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三个鲜明的形态特征。

  一是纪录性原则。抗战电影的生产目的,无疑是为了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以便实现“电影抗战”的诉求。为此,就必须用纪实的手法,为观众提供尽量真实的视听形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感动观众,才能让观众热血沸腾。因此,把故事性与纪录性进行有机的交叉或结合,就成了当时电影创作的一大形态特征。譬如,有些影片直接从真实战争中选取题材,如《八百壮士》再现了将士在淞沪会战中的英勇壮举,《胜利进行曲》取材于中国军队湘北大捷的战例,《青年中国》反映的是一支抗战宣传队的真实经历;《长空万里》改编自淞沪会战的真实战役。再譬如,有些影片有机地剪入了相当数量的纪录片素材,以局部的方式增加了纪录性因素,如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都直接运用了部分纪录片素材。

  二是大众性原则。抗战电影的表现手法抛开了噱头、技巧、艺术的新奇,遵循简明通俗的大众性原则,务求让士兵与农民观众看懂,即抗战电影的“下乡”和“入伍”。如《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影片,无论是剧作结构、镜头运用,还是表演状态、剪辑方法,都力求浅显易懂。导演史东山在创作《保卫我们的土地》时要求“剧情要简单有力,内心表现不能太复杂,不能穿插无味的笑料,使农民当做玩意儿看;叙述剧情务须周详,表演的速度务须稍慢”。③在《好丈夫》中,史东山甚至不惜采用了默片方式,目的就是让不同方言地区的观众都能看懂“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剧情。

  三是艺术性原则。抗战时期乡土电影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士兵、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譬如影片《好丈夫》歌颂了普通农民质朴善良的心地和他们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别开生面地避免了当时电影作品“直接煽动”抗战的流行写法,从“兵役问题”角度,间接地鼓励农民不计个人恩怨,积极参加抗战。

  【本文为作者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的201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吉林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研究”(编号:2015A1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③韩婷婷:《抗战与农村电影的发展》,《电影文学》,2013年第12期,第4~5页

  ②王纪潮:《四万万人同誓死》,《人民日报》,第24版,2015年7月16日

  [作者为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宣传处(电视剧处)处长,历史学博士,高级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0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