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兼论中国新闻史研究与唯物史观

　　小方①是谁？几年前，恐怕就连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不少专家学者都对其不甚了解。然而，先是方大曾部分传记影像资料相继问世，接着是各类纪念活动不断展开，随后“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东方卡帕”②等荣誉称号接踵而至，甚至专门的纪念馆落成，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观之，小方无疑经历了一个“从消失到重现”“历边缘而中心”的转变。因此今天我们不仅应当知道为什么要纪念方大曾、研究方大曾，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纪念方大曾、又该怎样研究方大曾。从历史缘由和现实意义两个维度着眼上述问题，进而讨论新闻史研究的唯物史观，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回归历史：讲了“好故事”不代表讲好了“故事”

　　记者总是与时代交光互影，他们“不但写在时代的边上，有时候更是写在时代的中心点上”。③纵观方大曾短暂的记者生涯，能够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身战场，以文字记录时代的变迁，用胶片定格岁月的沧桑，这是其生命的底色，亦是他今天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理由。但是，公允地说，除了报国的情怀和对新闻事业的追求，小方所留下的图文资料，其史料价值恐怕要远超对当时军民士气的鼓舞。且不论究竟有多少百姓和军士可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读报纸、看画报，就其通讯报道的水准和影响力而言，范长江便曾直言小方初写通讯时“未引起广泛关注”，甚至直到其失联前的最后两则通讯，他也只是委婉地说那时小方“是平汉前方唯一的记者，所以通讯很生色”。④然而，目前在大多数纪念或者研究方大曾的各类文章、活动中，往往只把目光聚焦于其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上，共同塑造了一个杰出摄影记者的光辉形象，却疏于回归历史，在具体的语境中考察其真正的新闻贡献，以至于在不断纪念和宣传其人其事的过程中，讲了“好故事”，却没有讲好“故事”。

　　具体来看，在目前主流的宣传话语中，方大曾普遍被认为是“七七事变”的报道第一人。⑤仅就笔者目力所及，这一说法实则有待商榷。根据方大曾自己在《卢沟桥抗战记》的描述，他是在“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乃骑着自行车赴卢沟桥视察”。⑥换言之，方大曾最早是在十日清晨才赶到卢沟桥。然而，在七月十日的上海《申报》上，有一篇名为《石部维持宛平治安》的消息，这则消息清楚地写道：“九日下午四时，记者接到卢沟桥事件已和平解决报告，即冒雨赶赴卢沟桥探访各种消息……兹综合报告如次……”⑦可见，这名记者应该是早于方大曾赶到卢沟桥前线的。稍显遗憾的是，这则消息并未署名，只是以电文的形式发了出来。同时，在当天的天津《大公报》上，同样援引了这则电文，并以《卢沟桥视察记》为题，又添加了一则消息：“记者九日下午冒雨赶赴卢沟桥，出广安门至大井村，约八九里，沿途寂无一人……”⑧由此可见，尽管写出这两则消息的作者身份还有待进一步追溯，但方大曾理应不是所谓的“第一人”。退一万步说，这个所谓的“第一人”头衔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试问有多少人记得“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报道的第一人？更何况，记者奔赴现场报道本就是职责所系，重大历史事件更是报道者甚多，有时也的确很难辨析谁先谁后，所以在笔者看来，以“快慢”论英雄着实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能让记者载入史册的，始终是其作品的内容和对时代的影响。

　　因此，当前无论是作为新闻从业人员还是新闻研究人员，我们都应当将目光聚焦在方大曾具体的新闻作品和新闻实践上，而不是轻易冠之以“第一人”的噱头，利用其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经历，将他一步步捧上神坛，甚至塑造成可以和范长江相媲美的杰出记者。实际上，在抗战期间，与小方一样有报国理想的新闻人比比皆是，如在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高压下，坚持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呼吁新闻界团结起来的恽逸群、萨空了、陆诒、谢六逸等；至于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则更是不胜枚举：仅太行山一役，便有《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何云等几十位战地记者牺牲。以笔者浅见，如此众人拾柴般地使“小方热”不断升温，实际上在无形中贬抑了一批同样优秀的记者，更不用说梁启超、邵飘萍、范长江、胡乔木、邹韬奋、邓拓等更加杰出、更有历史功绩的新闻人。

　　反思现状：学术研究需要坚持唯物史观

　　近代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尝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邻。”⑨观今日“小方热”之虚火怪象，怕也不是历史的偶然。君不见，《新闻记者》杂志的“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已持续多年，舆论场上的“反转新闻”亦不断发酵，在“后真相时代”，实事求是似乎愈发成为“镜中月”“水中花”。套用当下的流行语，我们还真有些“走得太远，却忘了为什么出发”的味道。有学者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的新闻界正面临着“失魂落魄”的危险，需要重塑“新闻魂”。⑩如何重塑？关键还是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观察一切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其思想之丰富、内涵之精深，对于指导当下中国新闻学特别是新闻史的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亦是社会的底色。因此，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想要“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首要前提就是正本清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概而言之，举其大者，凡四：

　　其一，坚持唯物论的新闻观，实事求是

　　所谓唯物论的新闻观，无非就是要据实而录、秉笔直书。马克思早已指出，人类社会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一个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想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史实出发。史实又从何而来？自然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多地占有研究资料，并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客观分析、认真梳理。落实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报纸、图书、日记、书信、档案等显然是最常用的研究资料，但须知“档案是历史的实践元素，新闻是历史的景观元素”，?官书很难无饰讳，私信难免有诬枉。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既不能以自身的主观好恶臧否人物，又不能仅凭未加甄别的、零散的材料拼凑历史，更不能拿简单化和脸谱化的价值认同去观照世事。如本文所关注的摄影记者方大曾，其历史功绩自然不容被抹杀，但我们也不能以先入为主的同情基调，仅选择其自己留下的或其家人提供的资料来彰显他的功绩，更不能选择性地忽略他人的不同声音：据范长江回忆，方大曾在供职《大公报》时期，甚至还有在不确定信源准确的情况下，擅自放弃既定的采访任务而单独行动的情况。?你可以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解读，也可以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受，但历史如山，始终矗立在那里。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

　　其二，坚持群众路线，为人民著书立说

　　毛泽东给《解放日报》的八字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想必大多数人还记得。区区八字，却将中国新闻业的精髓娓娓道出。所谓不尚空谈，上文已有所述，此不赘言。那么何谓深入群众？无非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早已证明：“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不可否认，英雄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惜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汲汲于构建民国范儿、精英意识的历史叙事，就时间层面言之，集中体现为重民国而轻当代，从空间角度来看，则表现为多东南（沿海）而少西北（内陆）。当下“小方热”的虚火，不外又是一例，不妨稍微总结一下目前对于小方的主流叙事：民国时期，出身外交官世家的方大曾本可选择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孤身前往战场报道，鼓舞了当时军民的士气不说，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文资料，最后更是由于报道战事而失联，年轻的生命消失于中国抗战的第一线。?显而易见，这套主流叙事话语，还是过于突出方大曾短暂且颇具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却没有将其置于全民抗战的历史背景中整体考察。

　　其三，坚持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突破教条与僵化

　　权威的信仰始终无法替代信仰的权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常讲常新，永葆活力，就在于唯物史观要求我们用发展、联系的眼光来看待和把握研究对象。所谓“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这也与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预流”不谋而合。对此，葛兆光教授的解释十分精辟：“学术也如河流，一波才去一波随，任何资料、焦点、方法的移动，都会引起历史追溯、文化认同、传统解说的更深刻变化。”?说到底，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强调的无非是“连古今、通中外”这六个字。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不能仅仅聚焦于一城一报或一人一事的静态深描，更应当见树又见林，要在动态的历史长河中因时、因地制宜，分清主次，抓住主流，洞悉经验材料的内在逻辑以及隐而不彰的历史意义，此乃“连古今”。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善于借鉴并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利用西方生命史、阅读史等理论方法从事研究，产生了不少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拓展新闻史学界的研究视野、丰富多元的研究成果显然大有裨益，是可谓“通中外”。当然，在“连古今、通中外”的过程中，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努力规避“南橘北枳”的情况出现，更不能削足适履，照搬照抄。

　　其四，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意识创新学术发展

　　恩格斯曾盛赞马克思，称他“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总能看到问题的所在”。可见，坚持问题导向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学术创新的源头活水。还以“小方热”现象为例，作为研究者，我们决不能盲目跟风，而应该时刻保持清醒与冷静，以怀疑的态度和探究的精神，看清“故事”的背后，力图揭示其为什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一句话，不想做人云亦云的研究，首先就需要有质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当然，这种批判不是盲目的批评，而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厘清思路，多角度、全方位地审视经验材料，以期找到新的研究命题。在这一方面，刘海龙教授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胡翼青教授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俞凡副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再研究》等研究成果均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结  语

　　总起来说，国难当头之际，方大曾义无反顾前往战场采访，留下若干珍贵的图文报道，为历史存真，为军民鼓气，其精神值得尊敬，功绩值得纪念。但是，如果我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视抗战新闻史的基本史实，尤其是众多为国捐躯的中国记者所做的历史贡献，一味抬高方大曾的历史地位，也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此暴露的问题需要认真反思。

　　注释：

　　①小方即方大曾，本名方德曾，笔名小方，摄影记者，曾亲赴一线报道绥远抗战、卢沟桥事变等，后曾短暂供职于天津《大公报》

　　②指罗伯特·卡帕，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记者之一，其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激励了无数战地摄影记者

　　③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载《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页

　　④范长江：《忆小方》，《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06-808页

　　⑤可参见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年版；杨红林的《方大曾在绥远前线的采访活动》，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9期等文章

　　⑥小方：《卢沟桥抗战记》，《世界知识》，1937年第6卷

　　⑦《石部维持宛平治安》，《申报》第20351号，1937年7月10日

　　⑧《卢沟桥视察记》，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10日，第3版

　　⑨蒙文通：《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第403页，转引自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⑩李彬：《再塑新闻魂——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科学与价值》，《新闻记者》，2016年第6期

　　?张世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法】德布雷著，陈卫星 王扬译：《普通媒介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范长江：《忆小方》，载《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07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4年10月15日

　　?参见方大曾相关纪念书文，如《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年版；《解读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原文是：“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1页

　　?参见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载《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以〈时务报〉的译稿为例》，载《史林》2006年第5期；卞东磊: 《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等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