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新闻出版总署网站/2010-09-1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目前数字出版产品形态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彩信、彩铃、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手机游戏）等。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有线互联网、无线通讯网和卫星网络等。由于其海量存储、搜索便捷、传输快速、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等特点，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出版业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取得了较快进展。与此同时，由于存在投入成本高，盈利模式不成熟，相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制约了数字出版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其生产力尚未得以充分释放。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推进出版业升级，现就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

    1.战略目标。要以数字化带动新闻出版业现代化，鼓励自主创新，研发数字出版核心技术，推动出版传播技术升级换代，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新闻出版传播体系；要形成一批发展思路清晰、内容资源充沛、立足自主创新、出版方式多样、营销模式成熟、市场竞争力强、产品影响广泛的数字出版龙头企业；要切实从社会需求出发，将优质内容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打造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反映科学技术进步、体现时代精神、为大众喜闻乐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出版产品和品牌；要构建要素完整、结构合理、水平先进、效益良好、多方共赢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格局，把数字出版产业打造成新闻出版支柱产业。

    2.发展指标。到“十二五”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25%，整体规模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全国形成8-10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亿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或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园区，形成2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到2020年，传统出版单位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其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运营份额在总份额中占有明显优势。

    二、加快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3.加快推动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加快书报刊出版单位采用新技术和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出版流程；高度重视出版资源数字化工作，加快存量资源整理，按统一标准进行分类、存储；积极探索出版资源数字版权授权解决方案；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开展网络出版业务；支持传统出版单位设立完全市场化的数字出版公司，尽快做大做强，成为数字出版龙头企业。

    4.加快推动音像电子出版单位数字化升级。积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加速产业升级；鼓励音像电子出版单位与通信运营商、网络运营商及硬件制造商进行全方位合作，拓展新业态。

    5.加快推动传统印刷复制企业数字化改造。推动传统印刷复制企业积极采用数字和网络技术，改造印刷生产流程和设备，大力发展数字印刷，提高对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服务供给能力。

    6.大力增强网游动漫出版产品的创作和研发能力。鼓励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充分挖掘中华优秀文化，研发网游动漫精品，提高国产网游动漫产品的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网游动漫知名品牌，提高市场运作能力；组织实施民族网游动漫海外推广计划，大力支持国产原创网游动漫产品开发海外市场。

    7.切实加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项目的数字化建设。对新闻出版公共服务工程中的数字化项目予以资金、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支持和鼓励出版单位、数字化公司承担和拓展数字出版公共服务项目；积极支持“农家书屋”向数字化方向发展；高度重视数字阅读，拓展全民阅读的空间；加快全民阅读工程指导性网站建设；积极开发盲文有声教材和读物；充分利用互联网，扩大民文出版物传播范围。

    8.加快国家数字出版重点科技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国家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中华字库工程和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等数字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建设国家重点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库，扶持企业建设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内容资源数据库建设、数字出版软件产品开发以及相关技术研发为主的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加快数字出版领域科技推广和成果转化；扶持以动漫出版、网络游戏出版、数据库出版等为主的数字出版项目；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纸、终端阅读器等新产品、新载体的研发和应用。

    9.加快推进数字出版相关标准研制工作。坚持“基础、急用”标准先行的原则，尽快制定各种数字出版相关的内容标准、格式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管理和服务标准，完成数字出版、移动出版等相关数字出版标准体系的制定，在生产、交换、流通、版权保护等过程中形成符合行业规范的数字出版业标准化体系，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10.推动数字出版产业聚集区建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在有条件的区域建设数字出版产业聚集区，形成一批核心数字出版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基地；吸引国内国际知名的相关企业落户，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支持进入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的企业开展互联网出版业务。

    11.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从事数字出版活动。支持民营新技术公司研发基于不同传输平台和阅读终端的游戏、动漫、音乐等数字出版产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终端等硬件设备；建立数字出版企业评估体系，对长期从事数字出版活动且出版导向正确、技术实力雄厚、竞争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经营业绩突出的非公有制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建立健全互联网出版准入退出机制，完善准入退出评估标准。

    12.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借助网络传输快捷、覆盖广泛和无国界特性，加快推动优秀出版物通过数字出版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增强中国新闻出版的传播能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重点扶持和培育在“走出去”方面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和示范单位，对切实跨出国门并取得显著成绩的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予以资金资助、税收减免和其他奖励。

    13.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数字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作为本地区新闻出版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组织机构，积极创造条件，设立专职数字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统计、规划、协调和引导，做好对本地区从事数字出版内容生产、加工、复制和数字出版产品销售、进出口等活动的数字出版企业的监管与服务工作；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数字出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14.发挥部门合力。地方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争取本地发展和改革、财政、税务、工信、科技等综合职能部门对数字出版工作的支持，将数字出版发展规划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为本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入研究针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财税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推动引导作用，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把国家以及各地支持推进数字化进程、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

    15.优化资源配置。对内容资源丰富、具备技术和其他条件的传统出版单位优先赋予互联网出版权；鼓励条件成熟的传统出版单位开发基于互联网、无线通讯网、有线电视网、卫星传输等各类移动终端的数字出版产品；鼓励传统出版企业与新媒体公司进行深层次合作，探索新型业务模式和营销模式，拓展和延伸出版产业链；倡导联合重组，鼓励非公有制企业与拥有内容资源优势的国有出版企业嫁接重组，拓展发展领域，形成新的市场主体。

    16.加大投入力度。要逐步完善数字出版投入机制，积极争取各级财政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扶持，加大对重点数字出版工程项目的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资金和现代信息服务业专项资金的扶持导向作用，面向全社会，推动设立扶持数字出版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数字出版公共服务平台和骨干项目建设；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用足用好金融领域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繁荣发展的优惠政策，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17.搭建交流平台。继续支持和扶持办好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中国国际动漫创意产业交易会、中国国际漫画节等数字出版产业方面的重要会展；积极组织参与全国图书博览会、全国图书订货交易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深圳文博会、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搭建展示和交流平台，推动数字出版新技术、新经验、新模式的深度交流，展示数字出版新产品和新技术。

    18. 加强版权保护。要加大版权保护宣传力度，强化版权保护意识；加大对数字版权侵权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加快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为版权保护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积极建立以司法、行政、技术和标准相结合的版权保护体系。

    19. 强化网络监管。要建立属地内出版、外宣、公安、通信、“扫黄打非”等部门的协调、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增强网络出版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提高监管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全面提升主动监管能力和技术保障水平；要加大对互联网低俗之风和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打击力度，同时切实加强对网络游戏出版审批把关和网络游戏动态出版、非法出版的监管，全面净化互联网和手机出版环境；各地要加快网络出版监管系统建设，积极探索网络出版监管的有效方式，强化长效动态监管机制。

    20. 完善法规体系。加快修订《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发布《手机媒体出版服务管理办法》、《数据库出版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学出版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游戏审批管理细则》等部门规章，加快规范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法规体系建设。

    21.健全考评体系。要建立健全数字出版工作考评体系，加大对出版单位数字出版业绩考核的指标权重，重点评估其数字出版总体规划、新兴媒体和服务建设、内容资源数字化加工水平、出版流程再造、数字出版企业的市场表现、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数字出版创新成果等具体指标和数据；充分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数字出版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文化创造力，把推动数字出版的实际效果和发展水平纳入年度考评指标。

    22.加快人才培养。要不断完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加大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力度，特别是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出版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营销人才、高级策划人才及数字出版编辑人才的培养，加快解决数字出版产业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短缺问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出版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鼓励数字出版企业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逐步建立起教育培训和岗位实践相结合的数字出版产业人才培养机制；进一步健全人才引进、使用和考核机制。

                                                                

CTR市场研究：中国报业广告下半年增长堪忧

中国新闻出版网/2010-09-17

　　在熬过2009年几乎一整年的寒冬之后，今年的报业广告可否令报业当家人松一口气？据CTR市场研究公司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1月－6月，报纸广告刊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1.9%。从数据上看，这是近几年少有的增长率，那么，是不是下半年可以高枕无忧呢？对此，CTR市场研究公司整合营销中心总经理姚林表示，回顾上半年的中国报业广告，尽管数据喜人，但真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这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如果对增长进行结构性分析，可以看出，今年的增长中包含着显著的不确定因素，下半年的增长令人堪忧。”姚林表示。

姚林所说的结构性分析，是指报业广告资源虽广泛，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告贡献量排在前3名的行业——房地产、汽车、商业零售业，它们可以占到报业广告的半壁江山。今年上半年，这3个行业广告的具体表现是：房地产广告仅增长1.6%，汽车大增50.9%，零售业增长35.7%。那么，这3个行业在下半年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房地产广告：调控政策影响仍将持续

2010年房地产行业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国家调控了。4月，《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颁布，由此拉开了房地产调控的大幕。5个多月过去了，调控政策丝毫没有松动，市场也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开发商与消费者的博弈也许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市场的萎缩已经对广告市场产生了明显影响。

据CTR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前4个月，报业房地产广告保持了较好的增长趋势，增长了8%。虽然状况大大好于去年同期，但增长率还是低于报业广告总体情况。随后，调控政策的影响立竿见影。5月，报业房地产广告形势急转直下，环比下降39%，同比下降12%；6月，环比虽然略升5%，但同比继续下降9%。5月、6月的下降使得上半年报业的房地产广告仅增长1.6%。“各种迹象表明，下半年国家的调控政策不会松动，开发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也不会停止。在这种态势下，房地产作为报纸的第一大广告行业，极有可能对报业广告产生较大影响。”姚林分析道。

汽车广告：增势不变但转移难免

2010年上半年，中国汽车持续着2009年的增长势头。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是892.73万辆和901.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84%和47.67%。在市场繁荣的推动下，汽车广告大幅度攀升。对此，姚林指出：“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再一次表明，汽车行业景气与否是决定广告趋势的关键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5月以来，汽车的库存开始增加，销量有所下降，这在4月以后的广告环比增长中已经有所表现。”

尽管汽车广告看起来红红火火，但姚林还是提醒报业经营者要关注一个不利的现象，即汽车行业广告的转移。他认为，汽车行业已经深刻意识到传媒环境和消费趋势的变化，开始更多地采用多种营销传播方式，在洞察消费者媒介接触习惯变化的同时，更注意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因此，汽车行业广告预算也开始向新媒体倾斜。实际上，汽车行业的这种状况几年前已经在IT、通讯广告中显现出来，只不过这些行业在报纸广告中的重要性不及汽车，所以，广告的转移还不至于对报业产生大的影响。“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半年汽车广告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也会有所回落，但较高的增长趋势不会改变。”姚林表示。

商业零售业广告：渐成报业广告增长主力

报业广告的另一个支柱行业是商业零售业。有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2669亿元，增长18.2%，增长率明显超过去年。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显现出了对消费市场的推动，于是，此类广告也呈现出一路上扬的态势。今年1月~6月，报业商业零售业广告增长了35.7%，是近年来少有的增长幅度。业界预计，今年下半年，国家会继续通过政策拉动内需，如果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商业零售业广告就会成为今年报纸广告增长的主要动力。

姚林说：“从这3个支柱行业的表现看，报业广告虽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这毕竟是恢复性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况且，2010年上半年报业广告前3个行业的集中度为51.9%，比2009年又略有降低。”姚林预测说，随着经济回暖基础的进一步稳固，2010年的广告整体必将有所回升，预计广告业将可达到两位数的增长，但由于其支柱行业广告投放特征的变化，以及受传媒环境的变化影响，报业广告想在短期内彻底摆脱困境并非易事。

                                                       

新京报面向全球中文用户推出“苹果版”

新京报/2010-09-16

　　15日上午，《新京报》旗下派博在线(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宣布，正式推出基于苹果系列终端上的阅读软件“新京报新闻”APP(以下简称“苹果版”)。用户可在第一时间获取《新京报》消息和资讯。

　　目前，《新京报》传统的强势版面内容产品如时事评论、第一现场新闻图片等，都已经完成对接。在用户体验方面，“苹果版”的特点为突出图片导航，充分考虑了iPhone多触点多角度阅读灵活的应用模式，支持图文之间自由切换模式，在中文APP新闻软件中独树一帜。同时，新京报APP软件还提供邮件分享、用户收藏等功能，领先于目前市面上其他中文新闻软件。

　　“目前新京报APP软件已经登陆苹果公司的官方系统，用户可以通过APP Store免费下载。”新京报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软件实际上是一个格式化的阅读器，它可以帮助用户，通过互联网或3G网络，从新京报的网络服务器上获取数据，并生成最适合苹果产品屏幕阅读的格式。软件本身是不收费的，但电信运营商会根据具体情况，向用户收取连接网络的过程中产生的流量费用。”

　　据了解，目前新京报APP为1.0版本，适用于iPhone、iTouch、iPad等产品。同时，相关团队正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不排除未来通过和电信运营商整合，推出“阅读套餐”的可能。(记者林其玲)

                                                        

传苹果将推数字报纸订阅 广告费四六分成

凤凰网传媒/2010-09-19

　　据国外媒体报道，传闻苹果公司最近正打算推出一项新的数字报纸订阅服务，通过与各内容提供商合作，让使用者通过App应用程序订阅，而所得收入由苹果与内容提供商按比例分成。

美国《圣何塞信使报》报道，该数字报纸订阅服务针对使用苹果iOS的iPhone、iPod Touch、iPad等设备。另外，美国密苏里大学唐纳德·W·雷诺新闻学院数字出版系主任罗杰·费德勒说，苹果将把应用程序按月订购的订阅费和程序显示广告的收入与媒体分成，其中订阅费用三七分成，广告营收四六分成。

订阅应用程序还可以在征得用户同意后，收集和发送用户的一些个人信息，广告商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更好的定制有针对性的广告。

目前苹果官方并未对此作任何回应。

此前，在苹果iPad上市之初，传统媒体对这一新兴媒介很感兴趣，但大多数没有将主要内容放上iOS平台，用户仍需要登录媒体官网或者订阅纸质版本来获取全文。由于媒体大多数希望只向苹果一次性交纳应用程序上架的费用，此后收入不与苹果分成，也不愿意和苹果分享订户信息，因此合作可能很困难。

在先前由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一次会议上，企鹅出版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麦金森也曾透露，电子书产品在苹果提出的分成比例之下，出版商只能获得50％左右的利润。

                                                                

安徽出版集团并购拉脱维亚S&G印刷公司

北京商报/2010-09-13

　　近日，安徽出版集团正式收购拉脱维亚S&G印刷公司。这次并购首开中国和拉脱维亚经济文化产业界合作先河，是中拉两国在拉脱维亚成立的首家合资企业。

此次安徽出版集团并购S&G印刷公司是2009年回良玉副总理出访拉脱维亚的重点经贸成果之一，也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点跟踪项目。根据未来规划，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特别是利用安徽出版集团在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专长，推动S&G印刷公司快速发展成为一家业务丰富的印刷传媒企业，将其打造成为高质量商业印刷国际合作基地和文化商业培训基地。

成立于1992年的S&G公司是拉脱维亚惟一一家提供高档优质印刷、设计服务的企业，同时也是惟一获得欧盟基金扶持的出版物印刷企业。企业生产范围涉及图书、期刊、广告印刷品等，并提供完整的印前、印后服务。目前，其业务订单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东方网新版“东方财经”平台上线

第一财经日报/2010-09-14

　　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满足网民理财的资讯和服务需求，东方网整合优势资源，对原有财经频道进行全面升级，战略打造的新版“东方财经”finance.eastday.com正式改版上线。

新版“东方财经”平台下属5个子频道，涵盖海派财经生活各方面：“东方经济”聚焦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东方商业”聚焦商业风云、职场生涯和创业传奇；“东方股市”聚焦股票、基金、上市公司；“东方理财”聚焦银行产品、贵金属、艺术品收藏、外汇、期货、债券、彩票、保险等理财投资；“东方消费”聚焦安心消费、优惠消费、体验消费等。

作为东方网全面合作伙伴，工商银行将就金融资讯服务、金融交互服务等领域与“东方财经”开展一系列活动。13日，东方网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联手推出大型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泰晤士报》发行量16年来首次低于50万份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09-14

    据美国《哈芬顿邮报》9月10日报道，英国发行量稽核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鲁珀特·默多克旗下的《泰晤士报》8月的发行量为494205份，自1994年以来首次低于50万份，相比7月下降了1.76%。

    默多克之所以在1981年收购《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其目的是要建立他的“报业帝国”。而目前的发行数据表明，默多克的“付费墙”战略并没有迅速提高印刷版报纸的发行量，更没有达到集团高层所预期的效果。《泰晤士报》网站自今年7月2日收费以来，印刷版报纸的发行量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

    而洛德·罗瑟米尔的《每日邮报》却在8月以2169690份的日发行量创造了该报今年最好的发行纪录，这一数字相比7月增长了2.45%。其发行总监尼尔·贾格尔表示，这应该归功于集团的一些促销手段。

    《每日邮报》的竞争对手《太阳报》在8月也创造了今年以来的第二个好成绩，该报当月的日发行量为3009987份，但是相比7月却下降了1.07%。

    《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每日星报》等在8月的日发行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网络版十月开始收费

凤凰网传媒/2010-09-17

　　据国外媒体报道，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在线版本将会收费。这份以打探名流与政客消息著称的小报，将通过向读者收费来构建网站门槛。

在这个网民已经习惯免费的年代，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一直是网络新闻收费的支持者，其希望可以借此改变报纸收入下滑的势头。默多克旗下掌管英国报纸业务的新闻集团国际(News International)说，《世界新闻报》网络版将会从10月开始收费，将会以其独家视频和图片为特色。每日收费1英镑，但四天则优惠收费1.99英镑。值得注意的是，其在iPad上的应用则是单独每周收费1.19英镑。

“《世界新闻报》网站将是我们在四个月内启动数字内容收费阅读的第三个对象。” 新闻集团国际首席执行官丽贝卡·布鲁克斯(Rebekah Brooks)在一份声明中说。“新闻集团国际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开拓新商业路径，而成为产业领导者。”

                                                          

新闻集团旗下公司同意出售《斐济时报》

新浪科技/2010-09-16

　　据国外媒体报道，新闻集团旗下News Limited同意出售《斐济时报》给Motibhai & Co.，该交易仍有待斐济监管部门的最终批准，预计将于9月22日结束。

　　

　　双方并未披露交易细节。Motibhai表示，将确保该报纸作为该集团内部的一个独立单位保持运营。该交易仍有待于斐济监管部门的最终批准，预计将于9月22日结束。

　　此前斐济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要求该国媒体集团须由斐济企业持有。根据斐济的媒体法令，News Limited需要在9月28日之前剥离其在《斐济时报》除10%以外的所有股份。(萧然)

                                                           

日本报纸相继停刊 与同业网络业外合作加强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09-14

　　现状　广告收入大幅减少  一些报纸相继停刊

　　根据日本新闻协会的统计，2008年日本报纸的发行总量为5149万份，比上年减少1%。报社的销售总额为2.14万亿日元，为上一年的95.2%。根据电通总研《日本的广告收入2008年》的统计，2008年报纸广告费为8276亿日元，是上年的87.5%，跟10年前的1998年相比，减少了近30%。

　　广告收入减少大致有以下3个原因：2008年秋天至今，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世界整体经济放缓；正在经历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将部分广告投放转移到海外市场上；部分资金流入新媒体，如采取投放软广告等更加复杂的形式。

　　根据各大报社的收支统计，预定报纸的销售总额减少，广告收入减少10%～15%的报社很多。2008年，每日新闻社北海道分社下设的《秋田魁新报》的晚报停止发行；2009年2月，《南日本新闻》停刊；同年3月，《冲绳时报》和《琉球新报》也停止发行。地方报纸也同样面临停止发行的遭遇：2008年10月《名古屋时报》、2009年3月《札幌时报》、2009年8月《日刊岩见泽新闻》也相继休刊。

　　与其他媒体合作  开发纸媒以外事业

　　报社之间的合作正在进一步强化。比如，3家全国性报纸的联合网站“A LA TA NI SU”和全国地方性报纸的联合网站“47新闻联盟”已经开始合作；2008年以来，全国报纸和地方报纸之间实行委托印刷；《读卖新闻》这样的全国报纸向地方报纸提供新闻、照片等服务。

　　更引人关注的是，各大报社与其他媒体开展纸质媒体之外的合作。2008年年末，朝日新闻社同旅游业的知名企业JTB合资成立公司，意在强化旅游和文化事业领域的合作关系；2009年6月，朝日新闻社又与KDDI·朝日电视台合作，面对手机用户提供新的信息服务；产经新闻集团的《产经数码》从2008年12月开始向IPHONE手机用户提供当日免费的产经新闻；从2009年4月开始，日本经济新闻将其晨报的主要新闻制作成音频节目《听听日经》，作为podcast的收费节目；一些地方报纸的记者也开始拍摄新闻，并将这些视频新闻节目提供给地方的电视台。

　　灵活使用营销策略  恢复报纸媒体活力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各国报社都陷入困境。从2008年开始，美国很多知名报纸不得不裁员、停刊。根据美国报社编辑协会（ASNE）的统计，2008年美国报业有5900名编辑人员被裁，总人数比上一年减少11.3%。英国、法国的报社也面临相同困境。

　　日本新闻产业的销售额同广告收入的比例大概是6∶4，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对销售的依赖较高，2008年秋天以来世界经济的衰退对日本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此巨大的产业必须分阶段地尽早适应新环境，日本新闻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积极灵活地使用市场营销策略。迄今为止，日本报业对于这种市场营销的理念已经讨论过很多次。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工作长期以来，并且今后还将继续作为支撑报纸的中心工作，但是今后必须变革商务模式，必须以市场营销为基础讨论改革方式，这十分紧迫。

　　以2009年为例，新闻阅读率总体上虽然超过50%，但从具体来看，50多岁的读者大约占80%，60多岁的占比高达80%～90%，10岁～20多岁的只有20%～30%；30多岁的男性占比为38.3%，40多岁的占比为69.3%，与5年前相比30多岁的人减少了25.4%，40多岁的人减少了20.0%。高年龄层的阅读率较高，中年人和年轻人远离新闻的趋势非常明显。

　　报社作为巨大的知识载体，拥有庞大的采访对象，每天都要提供大量及时的信息，物流方面还配备有非常稳定的家庭配送网。如果能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再灵活使用市场营销策略，恢复纸质媒体的活力，复兴报纸媒体是很有可能的。

　　收入单项分析

　　根据日本新闻协会的统计，2008年度，报社的收入总额为2.14万亿日元，是上一年度的95.2%，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销售收入为1.2308万亿日元，是上一年的99%；广告收入为5655亿日元，是上一年的85.1%；其他收入为3437亿日元。2008年的日报发行数量为5149万份，稍有减少，为上一年的99%。从发行的种类来看，日报、晚报合订为1572万份，单独发行的日报为3440万份，单独发行的晚报为137万份。单独发行的日报比较平稳，合订和单独发行的晚报减少了4%～5%。

　　报纸数量和发行页数减少

　　很多晚报停刊，2008年发行的普通日报为201份。具体来看，日报、晚报合订本为28份，占比13.9%；日报为71份，占比35.3%；晚报为28份，占比13.9%；区分不明的报纸为74份，占比36.8%。《秋田魁新报》、《南日本新闻》以及《冲绳时报》和《琉球新报》分别于2008年、2009年2月、2009年3月停止发行晚报。地方经济下滑导致报纸广告收入减少，报纸使用纸张费用的涨价导致制作成本提高，日晚报合订版的发行状况依然比较严峻，发行数量较小的晚报被停止发行。2008年发行的报纸页数为108.3万张，为上一年的98%，连续两年呈减少趋势。

　　12个行业广告投入减少

　　2007年度报社的收入、支出与上一年相比，无论发行数量大小，销售收入都有所增加，广告收入都有所减少。支出方面，纸张费用增加。从整体的平均收入构成来看，销售收入的增加、广告收入的减少的趋势仍将继续。

　　2008年报纸广告费大幅减少，为8276亿日元，为上一年的87.5%。排名靠前的12个行业中，除食品行业投入微增以外，其他行业都减少了广告投入。降幅较大的是金融、保险、汽车及其相关产业、IT、通信。比较这10年的情况，食品行业与1999年相比增加了184%，大幅减少的是汽车及其相关产业、金融、保险、饮料等。

　　记者10年增加近一成

　　2009年，报纸、通讯社的从业人员数量为49075人，为上一年的98.1%，连续17年减少。从数据来看，1964年后首次低于5万人；从部门来看，2000年制作、印刷、配送等部门是11802人，2009年是5014人，10年期间减员达一半。原因主要包括自然退休、制作过程的合理化、印刷、配送部门分离出来建立新公司。

　　报纸、通讯社的记者大约有2万人，占总人数比例增加近10个百分点，女性记者的比例有小幅增加。

　　全国性报纸收入萎缩

　　2009年上半年，全国性报纸发行总量为26753589份，为上一年的98.3%，4家报纸发行量小幅减少，《产经新闻》减少16.1%。全国报纸的销售量都呈下降趋势。由于金融危机导致销售量萎缩，广告收入大幅减少，报纸的纸张成本增加都使得控制成本非常困难，各大报社都在努力削减成本。其中，朝日新闻社的收入减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部门子公司化。

　　主要的区域性报纸、地方性报纸的收益也有所减少。区域性报纸、地方性报纸无论发行量多少，经营策略大多比较稳重，根据最新的收益统计，战后首次出现赤字的是中日新闻社，发行量稳定或者微减的报社比较多。

　　售报者数量大幅减少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商业统计表》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报刊亭的销售额为2.0049万亿日元，为上一年调查结果的94.1%；从业人员是381130人，为上一年的94.3%；销售额只有1997年的93.4%，从业人员为1997年的83.6%，店数为1997年的88.8%，从业人员的数量大幅减少。

　　根据日本新闻协会的调查显示，2008年报刊亭为20099家，减少325家，与2007年减少了190家相比有较大降幅；从业人员总数417169人，减少7609人，1996年曾高达483286人，1997年开始连续12年减少；2008年，售报者为9565人，减少1998人，为上一年的82.7%，降幅较大，与2004年相比降幅近一半。

　　中青年男性阅读率较低

　　根据视频调查媒体MCR的统计，2009年每天都阅读日报的人为56.7%，与上一年相比变化不大。但是，完全不读日报的人增加了2.2个百分点，达到21.9%。从性别、年龄来看，2009年与2004年相比，50岁～59岁的女性阅读日报的比例增加3.2%；大幅减少的是30岁～39岁的男性，降幅达25.4%；40岁～49岁的读者减少20%，10岁～19岁的读者减少19.6%，20岁～29岁的读者减少17.9%。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年轻人和中年男性的阅读率非常低。

　　通过对报纸的认识来看，大多数人认为报纸具有影响力，且比较及时。对于报纸售价的妥当性的调研，回答“不好说”的居多，回答“合适”的占37.3%，认为“完全不合适”的人数大幅上升至18.7%。

　　体育娱乐类报纸零售率高

　　2008年体育娱乐类报纸的发行数是4927728份，为上一年的97.3%，虽然只是小幅减少，但减少到500万份以下。体育娱乐类报纸占日报总发行数量的9.6%，1999年占比为11.7%，9年时间减少了2.1%。发行的页数小幅减少至126374页，为上一年的98.2%，广告投放量为502843亿日元，为上一年的92.2%，出现大幅减少。

　　个别体育娱乐类杂志合并，旨在强化提供信息的能力。例如，2009年4月大阪日报体育娱乐报社、西部日报体育娱乐报社、名古屋日报体育娱乐报社合并，设立西日本日报体育娱乐报社。

　　2008年，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与奥运相关的体育日报、体育报道大幅增加。

　　体育娱乐类报纸比一般报纸零售率高，根据日本新闻协会的统计，2008年普通报纸的平均零售率为4.8%，预定率为94.6%；从2009年体育娱乐日报的统计数据来看，其零售率高达35%，预定率为65%。1980年以来，随着24小时便利店的普及、销售场所的增加，体育娱乐类报纸的销量也有所增加。但近年来，地铁和车站都关闭了报刊亭，这对报纸的销量造成了一定影响。零售率高是因为读者对体育报道的内容产生兴趣，虽然都是日报，但体育娱乐类报纸和一般报纸的性质还是不同的。分析体育娱乐类报纸零售率高的经验，并将其推广到一般性报纸上能大大促进报纸的销量。

　　地区性报纸深入合作

　　2008年，地区性报纸共有177种，根据种类可分为99种日报、29种周刊、15种半月刊。

　　2009年8月开始，《岩木民报》、《桐生时报》、《南信州新闻》、《市民时报》、《晚报三重新闻》、《南纪州新闻》、《岛根日日新闻》共同设立了电子新闻专门销售网站“新闻在线.com”，并按照纸面排版的原样在网上发行收费的电子版报纸，发行对象是发行地区以外、不追求新闻时效性的读者。

　　读卖新闻社1997年开始向地区性报纸提供新闻和照片。2009年，又有3家报社加盟，达到了35家。地域性报纸之间的合作也在深入，网络化进程不断推进。

　　通讯社调低加盟报社费用

　　通讯社正在采取措施控制成本，如降低合同规定的薪酬、裁员。2009年3月，共同通讯社的收入为425亿日元。2009年度预算时，首次将加盟报社的费用调低了4%，针对金融危机导致广告收入锐减的小报社展开支援。时事通讯社也调低了最终决算。

　　2009年2月，某世界级通讯社裁减了录像、播音部门的100多人，废除了英语以外其他语言的播音工作。2009年4月，AP通讯社发表声明，将在2010年向其他报社提供新闻的合同金额调低至35亿日元。小报社面临着广告收入的减少以及销售数量减少的困境。

　　传统媒体呈现网络化趋势

　　从2009年通讯社的数字、电波媒体的状况来看，为了从技术上保证大容量的信息提供，网站都增加了能提供更丰富内容的视频以及纸质媒体上的图像内容。如今，携带摄影器材拍摄录影的记者和报社越来越多。

　　针对手机用户提供的信息服务也不再免费，虽然只占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但也算是一种收益。

　　报社整体的趋势是，编辑部开始设置网络部门，整合网络和纸面的编辑。媒体新闻每日IP的浏览量由2008年的11位（948万人）迅速升至第2位（1632万人）。根据调查，访问每日IP的网友有5成是由雅虎新闻链接过来的。

                                                        

《纽约时报》停印倒计时

第一财经日报/2010-09-14

9月8日，《纽约时报》主席和发行人苏兹伯格在伦敦的这番表述，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每天早晨在上班前，从地铁站花2美元买一份《纽约时报》已经成为许多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是《纽约时报》首次明确回应外界传闻。传闻称，该报将在2015年停止印刷。

《纽约时报》从1851年起就开始发行，目前发行量居全美第三（冠亚军为《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该报曾赢得104次普利策奖，数量超过任何其他机构。

如今，这样一份辉煌的报纸，却要“毁”在网络手中了。

“如果《纽约时报》停止印刷，我将感到非常惋惜。”在纽约华尔街从事公共关系管理的弗朗西科·贝奥奇（Francisco Baiocchi）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纸媒被网络媒体逼得走投无路，有点像一个母亲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却反被孩子给掐死了。”

其实，大家都还很难想象，没有了报纸的《纽约时报》，单靠网络能否再续其在传媒业的崇高地位。更重要的是，盈利前景如何。

网络化生存

早在5年前，《纽约时报》就已经开始尝试从网络上赚钱。

2005年9月，《纽约时报》启动了一项名为TimesSelect的订阅服务，在网上对许多以往免费的专栏进行收费。TimesSelect的价格为一个月7.95美元，或者一年49.95美元，对于报纸订阅家庭以及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则是免费。

为了绕开这一费用，网络作者们经常重新转贴TimesSelect的内容。这个收费项目也受到了一些专栏作家的批评，例如《纽约时报》的国际版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公开说：“我讨厌它，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它切断了我和很多很多人的关系。我有很多海外的读者，我觉得我和读者完全隔绝了。”

2007年9月17日，《纽约时报》宣布停止对部分网站内容的收费，证实了许多媒体业内人士的观点——从读者那里收取的费用，无法超越从免费网站上得到的额外广告收入。此后，在对读者几乎开放整个网站内容的同时，《纽约时报》向读者免费提供了从1987年至今的所有《纽约时报》内容。

然而苏兹伯格则坚持认为，TimesSelect实验的流产并不表明其失败，而是因为报纸还可以通过广告赢取更高的利润。

《纽约时报》的网络化步伐并未因此停息。明年初，《纽约时报》将和谷歌合作推出类似咪表的付费阅读方式——“初次点击免费”（First Click Free）。

谷歌推出的“初次点击免费”项目允许读者免费阅读一定数量的文章，在超过限量后，读者将被带入付费页面，才可以继续阅读其他文章。免费文章的数量由网站自己决定。

苏兹伯格说这种方式“益处在于让那些从搜索引擎找到我们的数百万读者仍然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他强调说：“我们想要确保NYTimes.com（《纽约时报》网站）持续作为开放的网络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该付费策略的很多细节尚未做最终决定。苏兹伯格表示：“我们正在进行深度研究，以决定价格和收费内容的范围。我们将完善这些政策，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在不久的将来推出（该模式）”。

前途仍难测

居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作家察克·迪纳斯坦因（Zack Dinerstein）认为《纽约时报》停止印刷对生态环境或许是一件好事，“想想每天印刷报纸而用掉的那些纸，以及因此被砍伐掉的森林。如果我们用电脑或手机来阅读，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纸的用量。”他还认为，变成网络媒体后，《纽约时报》的时效性或许会更加强。“传统上，我们总是要等到第二天，去报摊买报纸才可以看到前一天的新闻。如果报纸变成网络版的话，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下载，新闻就在指边。”

然而，在不少人看来《纽约时报》全面网络化也存在着不小的风险。

美国知名科技博客网站Business Insider的创始人亨利·布洛吉特（Henry Blodget）撰文分析认为，如果《纽约时报》停止印刷，网络新闻业务的经济模式将无法支持其传统媒体的基础构架。“除非《纽约时报》公司可以想出一个神奇的新的数字化利润来源，它最终将不得不进行重组和精简。或出售给一个资金雄厚的买家，让他们出于对时报的爱而宁愿亏损经营。”

“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线的收费项目成功实施，它也无法承担报纸目前的成本结构。”布洛吉特说。据他估计，《纽约时报》目前在新闻编辑部上的开销是2亿美元，而在线利润是1.5亿美元。如果收费项目非常成功，假设有100万用户每年花100美元订阅，这就为在线业务增加了另外1亿美元的利润（假设公司的广告收入不变）。有这2.5亿美元的利润，《纽约时报》也许可以承担1亿美元的新闻编辑部费用。

“目前来说，1亿美元的新闻编辑部预算是一个庞大的预算，其他大多数的网络出版物都会对之垂涎欲滴。但是1亿美元仍然远远少于《纽约时报》目前的新闻编辑部的预算。所以若真如苏兹伯格所说，《纽约时报》最终不得不停止印刷的话，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公司必须要重组。”布洛吉特说道。

读者还要担心的则是《纽约时报》未来的新闻品质。“如果《纽约时报》全面成为网络媒体，我很怀疑他们的新闻质量是否可以维持在现在的水平。”贝奥奇对记者说，“目前网络媒体中，即使是比较出色的《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和《纽约时报》比起来，文章质量仍然是参差不齐。《纽约时报》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几乎是新闻的衡量标准。虽然目前很多人可以写网络博客，可是这些业余的作家永远无法达到那些从新闻学院培训出来、专门给报纸写文章的撰稿人的专业水平。”

                                                    

“新闻敏感”不可走火入魔

工人日报/2010-09-16

    “新闻真实”本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再次重拾看似老生常谈。可实际上，随着新媒体的大量崛起和信息来源的日益多元，媒体要坚守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确实面临越来越多的考验

　　近日来，舆论界再现假新闻与打假之战，起因是少数媒体就社会热点的报道，言之凿凿，一度令外界信以为真，引发社会沸沸扬扬大讨论，不料，短短几日内就被打回原形，证实是捕风捉影的不实报道，其中，近日的“空房管家”和“教材大换血”事件很是典型。

    9月6日，北京某报刊发报道称，为了应对当地即将试点的空置房调查，有人专门推出“空房管家”服务，可定时上门“开灯、放水”，必要时还可“身份扮演”，为了表明该业务的走俏程度，报道特别申明，“近期咨询这种‘空房管家’的电话是越来越多。”当天，这则报道登上众多门户网站首页迅速传播，随后数日内，相关消息、评论大量见诸媒体。然而，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事实渐渐浮出水面——“空房管家”有悖常理，缺乏现实生存土壤，9月10日，本报刊发记者调查《空房管家：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证实“这个所谓的新职业并没有真实存在过，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即便有人愿意提供服务，也没有市场需求。《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媒体也质疑其是“商家炒作”、“炮制幻影”、“假想敌”。至此，“空房管家”闹剧暂告一段落。

    再看“教材大换血”事件，其传播路径与“空房管家”大同小异。原本一条未经调查核实的微博，被广州某报发现后，把鸡毛当成了令箭，加上众多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捧，生生打造出了各地中学语文教材“鲁迅大撤退”的概念，当众多语文教师站出来批评这则报道失实后，公众愕然。

    媒体从业者具备新闻敏感，本是职业天性使然。不过，像上述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新闻敏感”却有走火入魔之嫌。曾经轰动一时的“纸包子”事件尚未淡出公众记忆，个别从业者就放松了对自身职业底线的自律，为了造成轰动效应，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夸大甚至捏造事实，混淆视听，误导公众。长此以往，媒体的公信力何在？

    当然，将上述例子与“纸包子”事件相提并论，的确有些苛刻，大体判断，前两者并非出自主观恶意，只是前期记者调查不够周密严谨，后期刊发过程中把关不严。而“纸包子”事件则是刻意造假，情节实属恶劣。不过，这却不能成为媒体从业者放松警惕和拒绝反思的理由。严格来讲，所谓假新闻不仅包括完全失实的报道，也应该包括部分失实的报道，不仅包括主观故意，也应包括无心的失责，因为其后果是相同的——误导公众，引发社会不良反应，给无辜者造成损失和困扰，令媒体本身陷入失信的境地。

    “新闻真实”本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再次重拾看似老生常谈。可实际上，随着新媒体的大量崛起和信息来源的日益多元，媒体要坚守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确实面临越来越多的考验。这种情况下，如果媒体不能保持严格的自律，就可能给假新闻的出炉留下可乘之机。如果误报之后，又缺乏直面错误的勇气，则更令人遗憾。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不迷失，真正做到自律、自警、自省，并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减少和杜绝假新闻，值得媒体人探索与深思。   （程莉莉）

                                                            

请舆论尊重司法理性

检察日报/2010-09-17 

　　9月16日上午，江苏省新沂市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9·7宝马碾死男童案”的最新进展，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伍某(9月16日正义网)。　

　　看得出来，当地有关部门已然洞悉该案所蕴含的重大影响力，力求在办案过程中以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的程序运作，尽可能消除舆论的猜忌与质疑。　

　　但是我仍然担心，在目前的舆情态势下，司法机关的每一步调查与认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减不断高涨的坊间咒骂声?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普通民众的心理期许?　

　　对于普通人而言，评判案件总是难以脱离主观道德，尤其是不在场的情况下，其立论的根据只能依据媒体的报道与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令。但司法作为一种智识的判断推理活动，不仅需要“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更要求办案者首先剔除主观上的先入为主，以“绝对不偏”的中立态度展开调查与判断。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理性的司法很难完全满足公众的道德期待。　

　　我以为，舆论在“宝马碾死男童”的法律定性上过于武断。公安机关尚未调查取证结束，网络上就已经开始为是否“故意杀人”而打得不可开交，一些标题党更是打出“司机可能判死刑”的倾向性话语来吸引眼球，媒体也是发出了“碾伤不如碾死”的制度性拷问。定罪与量刑原本就不单是一种技术活，更暗含着复杂的动机考量和案情评判，需要在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基础上合理推断。而舆论这种先入为主、极带倾向性的渲染，很难说对司法有什么积极作用。　

　　客观、中立的立场，乃是司法获取最大公平与正义的前提条件，只有恪守冷静理性的行为品格，一视同仁地对待涉案当事人，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夙愿。在刑事案件中，理性的司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首先推定为无罪，将各种可能性和动机都纳入考量范围，不偏不倚地展开客观调查。而一个法治的社会，民众应当理解司法的这种“刻板”与“固守”，尊重司法的超情感理性与中立，因为它是捍卫我们每一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终极保障。　

　　理性，不仅是司法与法治的灵魂，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品质，它是现代公民告别狂热而臻至理智的主体性要素。在以往诸多影响性案件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呼吁司法机关不要偏离理性而屈从一时的民意。现在看来，光期待司法机关的坚守还远远不够，因为在一个全民沸腾的狂热氛围中，我们很担心，理性的司法是否能够力挽狂澜，去做社会理性的中流砥柱。理性的司法需要理性的公民社会，动辄亢奋的民意介入，不仅难以培育出一个理性的司法，甚至会让理性者遭遇到始料未及的伤害。　

　　那么，我们如何坚守理性?如何克制内心的盲目与狂热?或许“宝马碾死男童案”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省的“镜子”。   （兵临）

                                                                  

夏季达沃斯侧记：采访之易与不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0-09-14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天津举行的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或称“夏季达沃斯”）有点像中国每年一度的“两会”：参会代表一如“两会”代表参加分组会议那样，忙于参与各种分论坛，而记者们也一如抓“两会”代表那样，忙于“逮”各类嘉宾。

像报道“两会”那样，各个媒体为了报道达沃斯的盛况，纷纷派出了阵容强大的报道组，由于名额有限，也同样分为上会记者和不上会记者。当然，如果所在机构的“能量”比较大，也可以以工作人员身份进入会场，进去之后伺机履行记者职能。

此外，不上会记者也可以像在中国“两会”期间那样，在会外对参会代表进行采访。只要对方同意，采访甚至可以在其下榻酒店进行，而酒店不会像“两会”代表驻地那样戒备森严、一般情况下只能约出来谈。当然，“两会”期间如果有哪位代表好心把你带进驻地酒店，你就可以通过代表名册挨个去敲门拜访，而达沃斯期间则不存在这种“扫楼”的可能性，因为参会嘉宾的驻地一般不向外公布。

作为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的天津梅江国际会展中心，建筑规模和气势之夺人绝不输人民大会堂，安检规格也不在其下。由于会展中心离主干道较远，记者们所乘坐的出租车又早早被拦在戒严区外，不像嘉宾那样有专车可以直通中心大堂门前，因此便免不了一番“跋涉”之苦。

到得大堂门前，记者们又被礼貌地告知，供媒体人员进入会场的专用通道在N3。考虑到大堂通道是N1，N3想必不会太远，众多小记们便打起精神再度踏上“征途”。孰料N3之远超乎想象，几乎要环行会展中心大半周，而会展中心规模要大于人民大会堂，于是此番“跋涉”为苦尤甚，那些脚穿高跟鞋的女记们的锻炼强度更是非同小可。

进得会场，把迷宫一般的区块辨认清楚，采访大幕正式揭开。由于各个关卡普遍安放了电子读卡器，进出都要将胸前卡片贴上去验明正身，因此想混进那些“大脑袋”云集的高端封闭式论坛颇为不易。

相对于达沃斯各分论坛的封闭性，“两会”人民代表们的参政议政要公开透明很多，而且会期更长。因此在达沃斯采人，难度要比中国“两会”上困难很多，更要充分利用参会嘉宾们赶场的间歇在各种“田间地头”完成采访。

考虑到采访的偶发性和采访对象的不确定性，一如“两会”期间，记者们的问题大多围绕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比如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房地产调控、二次探底、乃至新能源等等，而嘉宾们也大多比较配合，普遍能就上述问题发表一番中规中矩的看法。

比如，面对记者“您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面临日本‘失落的十年’这样的前景吗”之类的宏大问题，嘉宾们一般出语谨慎，会给出类似“我认为日本‘失落的十年’成因复杂，日元升值仅是原因之一，跟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之类的答案，而记者们一般也就颇为心满意足，第二天见报或见网的标题就可堂而皇之地列为某某专家或人士指出，中国不会陷入日本式“失落的十年”。由于读者们对类似警醒的话题总是保持着高度兴趣，因此从采访者到被采访者乃至读者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大家皆大欢喜。很多时候，我们对大而化之的话题关注本身就是大而化之的结果。

与以往财经会议报道不同的是，此次包括酷六网和土豆网这样被大家普遍视为娱乐八卦类的网站也派出了强大的视频组。看着标着“酷六”和“土豆”字样的话筒在会场上下翻飞，让人颇觉莞尔。这让经济界的这场头脑风暴多了些娱乐的花边。      （苏琦）

                                                    

习近平提权为民所赋，中共第五代领导将启政改

财经网/2010-09-14

　　在舆论普遍关注温家宝8月21日至22日，和胡锦涛9月6日，分别在深圳发表的重要讲话之际，中共第六号人物、也是十八大重要接班人之一的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幕典礼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权为民所赋”的新观念。有意思的是，他的讲话也是在9月6日这一天才全文发表。

　　从8月21日起的半个月内，中共3位重量级人物，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谈起政治体制改革，非常罕见。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虽然明确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实上，3年来在现实中少有被提起，上上下下似乎对此都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讳莫如深。

　　政改无法落到现实

　　这当中，温家宝是一个另类，他在今年的数次讲话中，以不同形式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其中，6月1日，他在东京接受专访时清晰描绘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8月21日至22日，他在深圳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要求深圳官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则会葬送一切，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从温家宝的讲话中，人们感受到的，是他对政治体制改革迫切性的深刻认识。很多人就此解读说，温自知自己的任期还有两年就将结束，出于一个中共党员的良知，和他自身已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才直抒胸臆，言语无忌。相形之下，身为一把手的胡锦涛，3年来只要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出言谨慎，而且几乎都是照搬十七大报告的老调调，了无新意。事实上，中共自2007年后，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几乎就是原地踏步。所谓说归说做归做，政改始终像是海市蜃楼，落不到现实的大地上。

　　但形势逼人。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年已经是第32个年头，经济领域的改革，无论是大是小，几乎都已充分展开。现今社会遇到的各类矛盾、问题，归结到最终层面，都与政治体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牵连着。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政改，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无以为继，中国的发展前景就会日趋黯淡，中国的社会矛盾就会越积越多，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这有数字为证，2003年中国大陆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5年间翻了一倍。2009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中共下达死命令严防死守，但到年底，群体性事件仍然达到了创纪录的23万起，相比上一年又翻了一番。

　　胡温不为实属无奈

　　在残酷无情的数字面前，中共高层显然意识到，再靠小打小闹的小动作来敷衍政治体制改革，无异于往一堆沙子上撒几滴水。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政改作凝合剂，这堆沙丘早晚都会被四面八方的来风吹平，甚至连一粒沙子也难以剩下。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说易行难，在庞大而又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新权贵集团的阻挠下，如若没有一言九鼎的铁腕人物推动，政改岂是说改就改得了的？以胡温的能量，他们一开始搭档，通过在非典疫情中的拨乱反正，一举赢得新政的政声，但之后的第一任任期乃至于第二任任期的前3年，新政再也没能谱出续篇。

　　是胡温不为吗？实是不能为不敢为也！邓小平1980年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直到1997年去世，他也没有在政改方面推动中国往前行进一步。而胡温加在一起的影响力，尚不如一个邓小平。邓小平都不敢、也不能推动的事情，胡温又能如何呢？

　　时过境迁。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刚起步，政改的迫切性并不特别强烈。3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中国的政改已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胡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知难为也要强行上路。没想到的是，上路一开始就遭遇兜头一记闷棍，所谓的大部制改革虎头蛇尾，最终仅减少了1个部门，真正地贻笑大方。从此，除温家宝还有时提及政改外，其他人对此都集体失语。直到今年8月，深圳纪念特区30周年，改革开放如何深入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时，温家宝先过来放话试水，胡锦涛紧接着视反应情况跟进。

　　值得玩味的是，新华社8月21日发稿，删去了温家宝讲话中政改的内容。但一周后，新华社补充报道则说，温家宝在深圳重提政改引起关注。一删一报，个中内情想必十分复杂。所以，胡锦涛9月6日在深圳的讲话，表面上面面俱到，内容丰富，实际上全是旧话重提，是新瓶装旧酒。相对于温讲话的激情激进，胡的讲话更像是一杯温吞水，喝下去后除了润润嗓子，再也没有其他感觉。

　　权力观加上新前提

　　但是，南方不亮北方亮。习近平1日的讲话，6日发全文，在这篇讲话中，习首次提出了“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资产阶级权力观的根本区别。

　　2002年底，新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提出了被称为“新三民主义”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相对而言，习近平的新论，实质上是为“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增加了一个“权为民所赋”的前提。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政府必须民选，领袖必须民选，这是宪政民主的根本要义。早在2003年，已逝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在肯定“新三民主义”的同时，就强调“一定要补充一条‘权为民所授’，这一条还是前提。”可惜的是，朱厚泽的建议一直未被采纳。

　　现在，作为第五代领导人之一的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权为民所赋”，这是一个静悄悄的巨大进步，实际上也是接受了朱厚泽的主张。“赋”是“赋予”，“授”是“授予”，意思相当接近。在讲话的全文中，习近平只强调“权为民所赋”是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没有再做深入的分析。虽然就是这样两句话，但已经证明习在思考执政党权力合法性的问题，预示着中共启动政改的日期不会太久远了。

　　胡总授意新权力观

　　就习近平目前的地位言，他不可能独立地，也不敢擅自为“新三民主义”加上一个前提。他敢于这样提出，显然是得到了胡锦涛的授权或授意，也就是说，胡锦涛其实是有意启动政改的。既如此，胡本人为何在深圳的讲话中又出现了事实上的退步呢？胡锦涛生性谨慎，在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他明确表示只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才能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所谓“不折腾”，就是要循序渐进，要社会稳定，不要内讧内耗，不要争论争执，不要搞路线斗争。基于这样一点，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他同样希望能够平稳有序地布局和展开，而任何的急躁冒进，不仅会事倍功半，更会影响社会稳定。顾及到自己的任期，胡锦涛一方面想平稳过度，不希望任内再出现任何跌宕闪失，但另方面，他又想在政改上有点作为，至少也要为下一任营造氛围。于是，他让左膀温家宝冲杀在前，不断甩出狠话猛话，以试探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应；同时，他又让右臂习近平抛出宪政要义的根本前提，从理论上为政改做前瞻性的准备；而他自己，则在幕后掌舵，随时调整策略，积小步为大步，谨慎推动政改前行。

　　这番布局，用心良苦。但在当今的中国，政改面临的阻力巨大，胡温既无邓小平的影响力，也无对岸当年蒋经国的胆略，若非如此，就只能任由政改原地踏步说说而已。中国政改真正起步，还是要等到第五代领导登台掌权之后。    （作者：香港商报副总编辑 西蒙周）

                                                     

分析：直通中南海？

英国《金融时报》/2010-09-14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个网络留言板，民众可以在这里给高层政治领导人留言。这一创新是执政党将宣传工作与互联网时代的公关技巧相结合的最新尝试。

 “直通中南海”网页上有个留言框，网络用户可以在留言后，选择胡锦涛或者任何一位其它政治局常委，把信息发送到他们的名下。

此举是中共领导层展现责任心和透明度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覆盖范围广泛，且力度日渐加大。中共正力图在不放权的情况下，应对众多的社会及经济压力。

由于网络的存在淡化了官方媒体传统的信息垄断地位，中共的这种努力已变得更为迫切。腐败、滥用职权等种种一党执政的弊端，如今在网络上每天都能看到。

“（新网站的）主要任务是公关，”为党政机构做过大量咨询及媒体培训工作的传媒及公关专家董关鹏表示。

从开通首日的新网页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网页上谈到，胡锦涛已收到37746条留言，主要是表示支持的留言，还有一些则对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表示温和的担忧。

其中一条留言说：“我建议加大力度打击横行乡里的村官和腐败现象。”

有些留言抱怨房价太高。

还有些留言则对领导层开通留言板的决定和总体工作提出赞扬。

试图指责中国共产党缺乏民主的留言无法发出，进行过此类尝试的计算机用户，可能无法再向胡锦涛的邮箱发信。

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网站推出的留言板，标志着中国官员主动利用互联网、而非坐等网络后果的一系列努力达到了巅峰。

中国各省市政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其中一些网站近年也推出了互动模式。

胡锦涛和温家宝过去都曾与网友们交谈。高级领导人留言板将这种努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公关公司奥美中国总裁柯颖德表示：“多年来，中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向公关公司和记者们请教如何才能更好地作出反应。”该公司承担着为中国政府官员进行媒体培训的工作。

柯颖德补充称：“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尽管在如何使用上目前尚未可知。让主席接收10亿人的电子邮件不太现实。”（席佳琳）

                                                                 

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这种论调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 “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 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 “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 “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3. 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 忧国忧民的担当与2. 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3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 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的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的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60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15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30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113页)。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详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终结”)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 “家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云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 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

　　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

　　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 “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

　　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30年、后30年—— 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30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