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舆论中，社会多方共同参与，互相交锋、协商、回应⋯⋯构建了一个行动者网络，推动了议题的发展，也促进了疫情政策的变化。

　　2003年非典暴发时，中国只有5910万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不足5%，绝大多数人从电视、报纸、广播上获得关于疫情的消息。而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1.2%，网民8.54亿。我们见证了一场真正意义上大众参与并推动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多方行动者共同参与，构建了多角度的公共讨论，形成此起彼伏的舆论主题。

　　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在舆论场中的位置是不同的，也是变化的。主流媒体担当着引导舆论、澄清视听的责任。普通网民及自媒体反应迅速，积极参与到信息核实和科学普及、防治疫情的行动中来。各方行动者迅速进入舆论场，发起了一系列议题竞逐，比如社交媒体上兴起了“劝父母戴口罩”这样的议题，对如何正确戴口罩、如何消毒等，有专家迅速发布视频“现身说法”。大量的救援、防治、疫情进展等信息是由政府权威部门发布的，但社交媒体上快速、简便的信息交流、协同合作，使得政府部门无法完全控制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很多突发议题超出政府部门本身设置的议程。总体来说，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舆论中，社会多方共同参与，互相交锋、协商、回应??构建了一个行动者网络，推动了议题的发展，也促进了疫情政策的变化。

　　以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为例，这也是迄今为止出现的公共舆论的顶峰。互联网热点事件数据分析平台“知微事见”的分析显示，该事件的影响力高于93%的事件，共有121家重要媒体参与该事件的讨论。微博关键词指数显示，在2月6日当晚，“李文亮”这个名字的指数飙升。其最高值不但超过之前“红十字会”达到的最高指数，甚至超过“冠状”这个从1月20日以来居高不下的关键词指数。

“知微事见”平台的数据分析


微博的指数趋势分析
 

　　去年12月30日，眼科医生李文亮等8名医护工作者在微信群发布消息称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了SARS（或类似SARS）确诊病例。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布消息，称8名“造谣者”因发布、转发失实信息已被传唤并依法处理。1月20日后，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引起全国范围高度重视时，公众才逐渐认识到这8名“造谣者”是最早向社会警示疫情的“吹哨人”。

　　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文，认为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以及其认知能力。主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并无主观恶意，行为客观上未造成严重伤害的，应保持宽容态度。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进行法律打击，反而会削弱政府公信力。

　　1月29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作出回应，发布声明称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但是这一回应并不能扭转人们对武汉市警方的印象。公安部门的执法方式以及对谣言的认定标准成为热议主题。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央视《今日关注》栏目上表示，这8位预警者是可敬的、忧国忧民的，有一定的见解，并希望与他们展开对话。1月31日与2月1日，财新网先后发出两篇对两位“吹哨人”的采访报道。至此，有关“吹哨人”的社会责任感、地方政府部门未经核查处置预警者的做法、对“吹哨人”的致敬成为公众讨论的重点。

　　2月7日凌晨李文亮病逝的消息使得这一议题再度爆发。中央政府立刻做出反应。2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发布消息称，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全面调查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

　　很多媒体在显要位置做了关于李文亮的报道。无论是党报如《解放日报》《南方日报》，还是市场化媒体如《经济观察报》《新京报》等，都发表评论赞扬李文亮勇于说出真相。《经济观察报》的封面标题要求为武汉“造谣者”正名；《新民晚报》在头版刊文呼吁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羊城晚报》在评论中表示：“说真话，这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伦理，是保持公平正义的基石。”《解放日报》则在头版刊发导读中强调：“于党和政府而言，人民是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尽管期间也有一些关于“李文亮究竟是不是吹哨人”的争议，但通过各方行动者的协同推动，对于他敢于说真话、讲事实的赞颂已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抗击疫情的战役还在最危急的时刻。疫情如一滴水滴，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积极见证并参与了这次疫情抗击的全过程。媒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志愿者、公众等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该重大事件进行讨论、辩论。正是这些讨论一次次地推动着疫情舆论的发展，促进有关部门和机构改进疫情防治工作，推进相关科学知识和防范方法的普及。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NJU核真录”公众号指导老师郑佳雯，编辑部成员张诗童、张司钰、卢雪儿、李逸帆、王诗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