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互联网多元传播格局下，积聚了海量信息的社交媒体、信息聚合平台、自媒体和群组中谣言也大行其道。这一问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十分典型。当谣言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客观科学

　　疫情时期谣言的传播特点

　　2月15日，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特别表示，在对抗疫情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同虚假信息和谣言做斗争。他特别指出，假新闻比病毒传播得更快，也非常危险。为此，世卫组织正在与一些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公司合作。

　　谭德塞这一呼声真切无误地说明，谣言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战“疫”中共同面临的次生灾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谣言和辟谣正在成为信息场中的一股“强音”，经过多个辟谣联动机制的努力，绝大多数谣言得到澄清，但仍有不少谣言难以在舆论场中自我消化，不断出现，从而对社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当前疫情中谣言凸显了以下四个特征：

　　1.传播者更加复杂。一般认为谣言的传播者有五种主要类型：因信息不透明而传谣者；因过度关注或恐惧等心理因素而传谣者；媒介素养低无法辨别、歪曲事实者；利用人们心理弱点故意造谣以获利或获取关注者；通过谣言表达诉求、冲突、对抗与探讨意愿者。前三种属无意识传播者，后两种则有其强烈的目的性和“套路”。

　　此次疫情中，谣言传播者覆盖了以上所有类型，但也显现出更加复杂的一面，一些经过完美包装的谣言，让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人加入了谣言传播者的行列，社交媒体上更多人因为意见不同加剧了群体撕裂。一些无法被证实或证伪，或不同专家、机构结论不一样的信息，也随着疫情的发展不断翻滚，相矛盾的结论同时在网上广泛传播，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在这场聚集了全民空前注意力的信息大汇流中，谣言传播者的面目变得更加复杂多变。须特别注意有传播者将谣言披上高尚的外衣。

　　2.谣言的包装更加“完美”。分析本次疫情中数量庞大的谣言，可以看到其“进化”更加迅速，衍生形式更加多样，包装更加“完美”，形成了受众难以辨别的有力判据。这些包装包括：虚构权威来源、模拟专业文本体例、虚构科学依据、拼头结尾真假掺杂等。

　　如有一则让不少媒体机构纷纷上当的谣言，虚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15日发布”的信息源，且以纪委日常发布信息的体例编造消息，仿真度很高。利用公众对疫情的关切，1月26日一张截图占领了各个社交媒体，内容为“网传今晚9时30分，央视新闻频道白岩松主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现场直播，邀请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请家长朋友们届时观看”。当天，白岩松不得不亲自向记者辟谣。2月17日下午，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陈全娇实名举报该所所长王延轶泄漏病毒的假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为增加可信度，该则信息中甚至还有陈研究员的身份证号。几个小时后，病毒所官网刊出陈全娇的声明，对上述假消息进行辟谣。一个多月以来，涉及疫情防治的虚假信息数不胜数，冠以钟南山、李兰娟、某某医院、某某留美生物学博士等权威人士之名大肆传播，即使很快被辟谣，但仍然进行着病毒式衍生、变异，反复出现，欺骗了不少人。

　　3.传播途径更加扁平化、网络化。与“非典”时相比，当前谣言的传播途径已实现了完全网络化、扁平化、去中心化群体传播，借助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快手、抖音、公众号等传播途径，在P图、短视频、剪辑、配音等技术手段的助推下，走上了传播的快车道，在各个平台间交叉传播，到处传染。相比“非典”时期以人际传播为主，扁平化、网络化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以指数级增长，因此一旦出现谣言，辟谣的难度也相应更大，因为信息的流动无法重复谣言传播的路径。

　　4.接收者面临新的信息困境。对接收者而言，当今的谣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像真的，越来越多的谣言更加有“理”有“据”。同时，主流媒体逐渐接受了自媒体式的传播语言，两者的界限愈来愈不清晰。对普通读者而言，真假很难通过信息的表象进行辨别，因此受害者无意中成为新一轮谣言的传播主体，使更多人受骗。这是这个时代的读者共同面临的信息困境。然而，如果愿意，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便利地找到辟谣渠道。提升公众媒介素养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粉碎谣言的主要机制

　　目前主流的辟谣机制包括几个方面：官方牵头的联合平台机制、技术巨头平台机制、媒体辟谣机制、党政发布端辟谣机制和其他个体自发形成的机制。这些机制各自独立又互有渗透，在此次疫情中实现了比较好的互动互补，对网络上出现的绝大多数谣言及时进行了辟谣。

　　1.全国互联网辟谣平台及其运行机制。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于2018年8月29日上线，设立了部委发布、地方回应、媒体求证、专家视角、辟谣课堂等栏目，上线之初整合接入全国各地40余家辟谣平台辟谣数据资源3万余条，目前有中央党校、公安部等31家指导单位，新华网等21家成员单位。除了网站，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同时开设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对外端口。该平台开设了疫情专区，包含了谣言线索提交、疫情实时动态、患者同程查询功能。据笔者统计，截至2月17日下午，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发布疫情辟谣255条，基本覆盖了近一段时间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

　　2.技术巨头搭建的辟谣机制。腾讯自2017年开设了较真平台小程序，按其公开资料，该平台旨在联合社会各专业力量，共同致力于改善目前的虚假信息传播状况，此外还有“微信辟谣”小程序。较真平台自1月下旬至2月17日，共发布350多条涉及疫情的信息，其中分“真”“假”“疑”三类，断定为“假”的辟谣信息占绝大多数。相比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信源全部为官方或权威渠道，腾讯较真平台信源除了政府发布、权威媒体、腾讯较真团队之外，还有大量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辟谣，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广大专业人士的作用。2019年，阿里巴巴发布了一项旨在粉碎网络谣言和假新闻的AI技术——“AI谣言粉碎机”。其算法模型由阿里巴巴达摩院机器智能实验室研发，据称目前在特定场景中的准确率已经达到81%。未来，有望帮助社交平台和新闻网站在假新闻尚未造成大面积伤害时就快速识别出来，遏制其传播。

　　3.权威媒体和机构辟谣机制。一般而言，主流媒体会根据谣言的关注热度和贴近性选择是否辟谣。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辟谣报道也构成了本次疫情信息传播的重要内容，简而言之，重要的辟谣新闻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主流媒体在当前疫情辟谣中承担着最大的比重。其他专业机构衍生的泛媒体也日趋活跃，并获取了自身大量的粉丝，如中国科协在微博上开设的“科学辟谣”粉丝数16.2万。果壳网、丁香医生、知乎等也是活跃度很高的辟谣主体，他们的表现常常反过来成为主流媒体报道的内容。

　　4.党政机关信息发布端口、专业机构辟谣机制。由各级党委政府和下属单位信息发布端承担的辟谣工作，已占当前辟谣总数的较高比例。根据笔者对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2月3日—2月17日发布的255条（其中15条有两个信源）涉疫情辟谣信息的分析：由权威媒体辟谣的信息109条（40.37%），由党委政府及其下属单位等官方机构辟谣的信息71条（26.30%），由各级辟谣平台、辟谣网辟谣的信息69条（25.56%），由腾讯较真辟谣的信息16条（5.92%），由科协、医院、大使馆等辟谣的共有5条（1.85%）。

　　联合辟谣平台在发布辟谣信息之前进行了筛选，但呈现出的分布仍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整个疫情信息传播过程中针对最有影响的一批谣言各辟谣机制发挥作用的权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初步得出结论：权威媒体仍是疫情辟谣信息的主要发布者；各级党委政府和下属单位成为辟谣的重要主体，权重仅次于媒体；各地各级辟谣平台辟谣体系开始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从辟谣信源可以看出，上述四个辟谣机制初步实现了互联互通，合力发挥作用。

　　我们还注意到，涉事单位、涉事人、志愿者的回应，虽非辟谣的长效机制中的一环，却是很多重大谣言反转最为关键的推动力量，也是谣言最有力的终结力量。这一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更为突出，因为人人拥有了说话的平台和说话的便利，这也是信息扁平化流动的结果，他们形成了整个社会辟谣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存在的困境和应对思路

　　联动了社会各个层面的辟谣机制在发挥正面良性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困境。谣言的蔓延，从来没有挣脱传播学的范围。

　　困境1：尽管有众多辟谣平台存在，却只有极少人会主动地去考究信息的真实性，普通读者更愿意关注社交媒体和公众号中经过别人筛选和加工的信息。

　　应对：强化服务性，辟谣平台之外，还需要辟谣信息的二次传播、三次传播，将之立体地、全方位地呈送到读者的手机端。主流媒体应挖掘谣言背后的新闻价值，做大、做好辟谣新闻。

　　困境2：谣言跑得比真相快。

　　传播学和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条谣言能够大行其道，往往在于它具有优质的传播特性，满足了读者的心理。而辟谣信息虽然关注同一个话题，却往往无法像谣言一样实现病毒式传播。

　　应对：优化辟谣信息的呈现方式，激发受众的阅读意愿，主流媒体不能自说自话，让读者进一步流失。

　　困境3：一些谣言经过辟谣，仍然得不到公众信任。

　　应对：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谣言现象，而应提升信息发布透明度，强化公信力，洞察民众的实际和心理需求，及时回应，果断处置，真诚对待。

　　困境4：新谣言层出不穷。

　　应对：谣言无法消灭，但可以像应对病毒一样打疫苗。谭德塞透露，世卫组织正寻求与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公司合作应对谣言，这一思路与我国网络谣言治理有相通之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2018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指出，微博客平台必须建立健全辟谣机制，而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建立健全辟谣机制。相信随着AI技术的进步和机制的完善，各个平台能够实现谣言还未流行时即识别并迅速处置。

　　（作者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记者）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