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大疫情中的深度报道，不仅需要专业的判断、快速决断的头脑，更需要新闻记者的勇气和担当。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央视《新闻1+1》栏目宣布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后，这场新冠肺炎的真相逐渐为人所知，每日急剧攀升的确诊数字和极强的传染性让人们恐慌，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6日中午，笔者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调查》摄制组赶到武汉。

　　如此重大疫情，规模、范围远超17年前的“非典”，感染者如何被确诊、如何隔离？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如何确定？怎样防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疫情来袭，医院如何运转？当地医护人员怎样面对汹涌而至的就诊人群？“封城”后的武汉，普通民众的生活是怎样的？这些是所有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对以深度报道见长的《新闻调查》栏目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遭遇战和持久战——疫情形势每天都在变化，每天的报道重点都在转移，以往摆开架势、深度调研、背景挖掘、总揽全局的经验和优势此时似乎都成了累赘。确实，这样的遭遇战某种意义上不是深度报道栏目的优势，总台在武汉一线的人员配置也说明了这一点：大量的记者以短新闻和消息类报道为主，每天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和医护人员的感人事件为报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但这也正是《新闻调查》来武汉的目的和意义——深度报道节目要在这样重大的疫情报道中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新闻调查》要像一条丝线串联起所有这些重要的节点，疫情终会过去，但记录永存。

　　重大疫情中的深度报道，具体又该如何操作呢？

　　首先是面对海量信息如何筛选

　　战“疫”初始，每天线索不断，消息类记者只需择优而选，略微加以拓展就是一条几分钟的好新闻或者新闻特写，但这恰恰不是《新闻调查》需要的，深度报道栏目不是简单的几个新闻特写的叠加，深度报道此时需要的是故事的延展以及由此而展现的重大疫情中人性的闪光。对海量信息进行选择，重要的是抓好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必须符合以下条件：这个点应该是疫情的焦点，是各方信息的汇聚点；这个点上发生的故事始终在流动，而流动在重大疫情中就意味着深入和层面的多样性。

　　无疑，符合这样要求的目标只能也必须是医院，在这场重大疫情中，直到现在，医院始终是各方矛盾、冲突、人性展示的十字路口、交叉点。选择哪一家医院呢？首批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是肯定的，当时武汉金银潭、协和、同济等大医院大批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而记者越多的地方恰恰应该是深度报道越要规避的，这样的“明星医院”注定无法成为深度报道的对象——由于制作和播出周期的天然掣肘，《新闻调查》无法和消息类报道拼时效，换句话说，如果也是跟风而上，节目出来之时，也是这些医院新闻资源被挖掘殆尽之日。

　　经过仔细但快速地筛选，笔者选择了武汉市肺科医院，这是因为：当时除了少数的湖北省内媒体，还没有中央级媒体来过这里，但我恰恰觉得这会是一个富矿，除了这个最重要的原因，还因为武汉市肺科医院是首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加上金银潭医院，武汉首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疗单位只有这两家，同时肺科医院是一家专门收治呼吸传染病的专业医院，医疗力量和救治水平在业内一直有口碑，这样的一家医院不可能没有故事，医院虽然规模小，但解剖起来反而容易操作。从事深度报道的媒体人都知道的一个经验就是：切口要小、挖掘要深。

　　其次是如何动态体现调查过程

　　调查对象一经确定，调查过程似乎就是纲举目张的问题，但是深度报道要讲好故事，故事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物，没有一波三折、披沙沥金的人物命运，深度报道只会成为故事的罗列，无法深入下去，也无法吸引观众。在满屏都是感人泪下的医患故事中，怎么才能找到足以承载起一个深度报道的人物，从而推动故事的深入进行，并以此为起点以小见大地揭示疫情发生、发展的过程？1月底的武汉，疫情严峻，每日的病患数都在高速增长，不断增长的感染者数量和整个武汉一床难求是当时最大的矛盾。到达武汉的第二天，笔者就在思考能否找到一个经历从发病就医、确诊到治疗全过程的采访对象，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物，由于其天然具备的内在推动，调查过程自然也会顺水推舟，特别是重大疫情下的人物命运备受关注。是否确诊？如何就诊？密切接触者怎么隔离？社区防控如何实现？这一个个的问号让整个报道的调查过程自然具有了极强的悬念。

　　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这样的采访对象可能有很多，但新冠肺炎极强的传染性特别是无症状潜在传染者的客观存在，给这样的寻找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访医护人员和已确诊患者通常都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层层防护之后，记者自身被感染的可能性反而很小。而从发热患者到疑似再到确诊，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很多这样的过程都是由病患独自前往医院，在没有充分隔离的状况下完成。换句话说，记者和这样的群体接触是一个充满感染风险的过程，这给记者分析判断采访对象带来了难度。

　　无巧不成书，在肺科医院采访时，一位发热患者L主动找到我们，诉说自己和家人的病情：他的妻子高烧不退已经几天，他自己也有发热的现象，家中老母亲开始身体不适，却投医无门（这种现象直到大规模的方舱医院建立起来才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一方面是深度报道难得遇到的采访对象，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笔者在简单防护措施的保护下（戴口罩、手套并保持安全距离）开始了采访——记录这一家人在大疫情下的命运起伏，成为调查过程中的动态核心因素。

　　最后是记者在重大疫情中操作深度报道应该起到何种作用

　　疫情发展让人揪心，围绕疫情满天飞的各种说法和不断涌现出的报道热点，需要记者有冷静的头脑和迅速取舍素材的能力。深度报道的特点要求记者不能困扰于情感的滥觞，更不能纠缠于各种热点，记者的第一要务是捕捉人所未见的种种细节，不断编织深度报道的网格。采访对象L像很多武汉人一样，他一家人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原本最有可能感染的L的妻子经过核酸检测呈阴性被排除感染，原来状况还可以的L两天之后情况直转而下，发烧不退、咳嗽、肺部CT检测呈磨玻璃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者。他能否顺利就医住院？妻子如何隔离？家中76岁老母需居家隔离，但无人照顾又该怎样生活？如果说这样的极端情况在疫情旋涡中心的武汉还算“正常”，但当记者了解到L有一个女儿，因家人的病情已提前数天被父母逼着赶到外面躲避，特殊时刻、特殊的亲情碰撞，让我们决定把这个细节放大：父母病重，奶奶体弱，危急时刻，一家四口又分散四地。对记者来说，我们还要关注这样的细节：她提前离开家庭，作为密切接触者，当地社区是否掌握她的情况？相应的隔离措施能否跟上？当时武汉市政府刚刚提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以及一个都不漏的“拉网式”排查，能否落到实处？社区又面临怎样的压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这些细节以及细节的不断发展，推动着深度报道不断往深里走，而记者就是这些细节的挑选和编织者。深度报道和调查报道的经典节目美国《60分钟》的制片人唐?休伊特曾说：“我们有好的发现新闻的记者，也有好的报道新闻的记者。什么让我们成功？四个字——讲个故事。”对我们这期节目来说，讲故事的操盘手就是记者，而故事的灵魂在于细节。

　　深度报道中的记者出镜要起到画龙点睛、构建全篇结构的作用。没有记者出镜的深度报道客观上容易让观众陷入节目的情绪和节奏，而忽略节目的主旨和出发点。关键节点的记者出镜，不仅符合电视“人性化传播”的本质，更可以让节目脉络清晰、具整体感。在《武汉17日》中，笔者有意识地选择了几个主要的时间点：L的意外确诊、L的家属怎么办、L在外的女儿是否得到有效隔离，通过记者出镜，有效地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家人的命运上，以及由此带出的整个武汉面对重大疫情暴发，救治和防护体系是否已经有效运转起来。要时刻意识到的是，重大疫情下的这一期节目，留给摄制组的时间从前期采访到最后制作完成，只有七八天时间，这几天里疫情的不断发展，同行的不断发稿，让这样的一期深度报道节目面临时效性压力，不允许我们在拍摄和文稿上精心打磨，记者的适时出镜，让节目得以提纲挈领地分段、分块、有针对性地迅速处理，使节目在短时间内播出有了保障。

　　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的直接冲击下面临严峻形势。面对媒体格局的改变，深度报道更应在全民关注的突发性新闻中扬长避短，在突发性事件里深入挖掘普遍现象和规律、“新闻背后的新闻”，这才是传统媒体的专长。

　　重大疫情中的深度报道，不仅需要专业的判断、快速决断的头脑，更需要新闻记者的勇气和担当，笔者17年前参加“非典”报道、2014年赴西非采访埃博拉疫情的经验此时都派上了用场。在《武汉17日》节目最后的结尾，笔者在空旷的武汉长江二桥旁出镜说了这样一句话：“采访就要结束，我向每一位采访对象都要了一张他们不戴口罩的照片，希望不远的将来，这些笑脸能再一次绽放。”重大疫情中的深度报道，不仅要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更要给人信心和勇气。

　　（作者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