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言论的释放在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存在。

　　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武汉作家方方通过日记的方式每天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并在网上发布，几乎每一篇都会引发巨大反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争议。几天前，我所在的一个以媒体人为主的微信群就围绕着方方的“武汉日记”展开辩论，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反对方方日记的网友，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说事”。

　　第一，日记的线索来源之一是方方的私人朋友。比如，一篇日记里写道，医生朋友给她传了一张照片让她心碎。“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读者自然会有疑问，这样的线索来源可靠吗？一个足不出户靠别人提供素材的写手写出的东西可信吗？这个反驳是有普遍性的，网上就有一篇文章认为争议的焦点是“日记的悲情内容是否真实？到底是日记还是日记体小说？”

　　第二，方方所处的是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她没有直接投身抗击疫情，也没有做志愿者，她有什么资格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各级党政干部、志愿者以及病患“评头论足“？如果她真的要救人于危难之间、真的要对疫情防控做出贡献的话，那就应该投身火热的抗疫一线，而不是关在家里写日记。

　　第三，日记透露出不少“负能量”，不仅不能对新冠肺炎的防治起到助推作用，反而会给疫情防治拖后腿。关于这一点，方方自己是有认知的。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她说：“我不是一个专门挑刺的人，对治理难处也多有体谅。对自己所看到的明亮之处，也在‘武汉日记’中及时给予呈现。”但是，日记一旦面世，如何解读就不由作者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多篇“武汉日记”刊发后不久就被删掉了或者不能转发。

　　不过，在我看来，上面三点反对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借助于《青年记者》这个新闻传播的重要平台，我要为方方的“武汉日记”辩护几句。

　　第一，方方不是一个记者，她只是一个“评论员”。对“武汉日记”质量高低的判断标准不能适用“新闻报道”的标准，而要适用“新闻评论”的标准。对于“新闻报道”来说，记者要去一线采访，要反复核实，要摒除自己的主观色彩，要把“事实”和“意见”清楚地分开。对“新闻评论”的作者来说，她的评论当然也要有事实基础，但是这个事实基础未必来自自己的采访，它更多来自于媒体已经发表的报道。

　　方方所写的日记总体上应该归于评论的范畴而不是报道的范畴。评论难以用“真假”判断，没有“真评论”或“假评论”之说，判断评论高下的标准是评论的合理性、逻辑性以及事实基础。在方方的日记中，很多事实性因素来自于其他媒体的公开报道，部分来自她的朋友。如果来自私人渠道，那么就要掂量其可信度的高低，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此基础上发表观点，这是方方在以后的写作中需要注意的。

　　在当下的“新闻生产社会化”阶段，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自媒体平台上的绝大部分写手都不是职业记者，都属于像方方这样的UGC作者，他们写的文章基本属于“夹叙夹议”式的新闻评论。不过，方方要写新闻，目前的体制也不允许，因为她没有记者证。但是写评论是可以的，我们的新闻史上历来都有没有记者证的“特约评论员”。

　　第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方方是一个作家，擅长的是文字工作，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有人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后人可以看到的历史，方方肯定是合适的人选之一。

　　记得2011年去日本采访大地震，在灾区一线，我们的记者基本看不到志愿者的身影。采访日本同行后知道，在日本人的理念中，救灾是专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救灾能力，地震发生之后，每个人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就相当于对救灾做出了一份贡献。

　　就此而言，我们没必要苛责方方没有投身火热的抗疫一线，关在家里写日记比去一线更能发挥她的作用，这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第三，至于方方“武汉日记”中“负能量”的问题，我认为方方其实无需遮掩。像3月10日的日记中所呼吁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院长和书记要为该院大批量医护人员染病请辞”，这样的言论无疑会被一部分人认为是“负能量”，会影响一线的士气，会干扰疫情的防控。我想说的是，不同言论的释放在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就算方方不说，也会有其他人去说。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还是要用事实反驳。如果事实能够证明，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领导在此次事件中已经竭尽所能没有玩忽职守，那么方方的这个言论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