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进一步探索“大喇叭”应急广播体系的新媒体化，让内容精准找到受众，让受众精准获取信息，实现应急广播的精准传播，打通突发事件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赋予

　　广播一直是党和政府在基层的重要“喉舌”，除信息传播功能外，还具备较强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伴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面深入，农村“大喇叭”这种特殊的“应急广播体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村“大喇叭”在新冠肺炎防疫中传播效果如何，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值得业界和学界深入思考和总结。

　　“大喇叭”在新冠肺炎防疫中的积极作用

　　互联网对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本次新冠肺炎防疫中，农村“大喇叭”在加强基层宣传、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亲近媒体”与“亲近新闻”的人际传播。农村“大喇叭”在乡土地域的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第一，从播出者与受众的视角看，彼此均较为熟悉，受众不仅能听到播出者的声音，脑海中能还原“声音源”的音容笑貌。在新冠肺炎防疫中，时常可以看到村民蹲在“大喇叭”下与“声音源”调侃互动。事实上，村民已将“大喇叭”当作一种“亲近媒体”。第二，受众对播出机器的构造、存在也较为熟悉，甚至部分村民还参与了广播站的施工搭建。“大喇叭”作为一个传播工具已经融入村民的日常，承担着传播“内部信息”“亲近新闻”的重要职能，一旦发出声音，就标志着日常生活的平衡被打破，能够迅速引起村民的注意，正所谓“喇叭一响，有事要讲”。第三，“大喇叭”的播放时间虽然具有随意性，但播放的内容都是预警类信息，涉及区域内所有个体的健康、安全，能够贴近民众心理、生活，构成了“亲近新闻”的基本特质，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第四，“大喇叭”的互动效果集中体现在村民的“行动能力”上。公开报道的新闻显示，许多村民不仅乐于接受防疫知识，改变生活方式、习惯，而且捐出“坝坝舞音箱”，主动成为义务宣传志愿者，使得流动音箱、宣传车与“大喇叭”构建起一个全覆盖的疫情信息传播体系，并使得防疫知识与技巧走进了边远村组、大街小巷。①

　　2.段子语言“自我赋权”背后的喜剧调和。“自我赋权”是媒介赋权中的一部分，主要产生于新媒体的传播活动中，其并非是一种天然的给予公众的权利，而是通过一定方式保证、增加权利。②自我赋权给予个体更多的表达空间，在此空间中个体可以对热点事件进行讨论、解构，这种解构既有可能将社会舆论引向正轨，也有可能使舆论出现偏差。

　　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安徽省亳州市一位村干部的“大喇叭”喊话火了：“喂，喂喂，各位老少爷儿们，我是恁类村书记，下边我再说说疫情防控里事儿吭……这两天，李高产还真没到处串门子，我代表村‘两委’对你提出表扬。还是那句话：春节年年有，亲戚今年不走明年走，戴口罩，讲卫生，勤洗手，白往人多的地方走。不吃大桌，不握手，不随礼，但是心里有，你要是，想喝酒，自己在家弄两口，三六九，往外走，听我嘞话咋咋你都不管走。”

　　村干部通过“段子语言”向广大村民传播防疫知识，通过“接地气”“冒热气”的通俗语言对防控措施进行解读，是“大喇叭”实施“自我赋权”的表现。第一，重构“防疫话题”，找到传播重点。“李高产”转变的段子与防疫知识的有机结合，不但没有使“防疫信息”出现偏差，而且二者的结合客观上将一个严肃性话题变得幽默化，此外还佐证了村干部自我的“工作成绩”，以及村民行动上变化的现实。第二，增强村民的社会责任感，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村干部在“大喇叭”中的自我赋权，既涉及公共领域的传播，又涉及私人领域的表达。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向来都不可能完全泾渭分明。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村干部“喊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见领袖，不仅打破了“官方”与“民间”之间的界限，而且用调侃方式极力营造喜剧气氛的同时，力图将政策传达到位，这种展示是一种喜剧调和。第三，村干部“喊话”凸显了自我赋权中的理性。自我赋权在互联网中的传播多数呈现一种非理性状态，村干部在“大喇叭”中的喊话虽然个性，但是更加体现理性。村干部们的“喊话”不仅解决了严肃性话题的“传播障碍”，而且将官方语言进行解构，融入实际生活元素，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新旧事物融合满足猎奇心理。无人机搭载“大喇叭”喊话没戴口罩的老奶奶，配备红外线热成像镜头和“大喇叭”的无人机远程测量村民体温……越来越多的无人机开始飞向中国农村上空，更多防疫视频上传到互联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③乡村的落后在返乡群体中形成刻板印象，“大喇叭”在青年人群体的意识中也属于“落后产品”。当“大喇叭”的“旧”与无人机的“新”组合在一起时，满足了许多人的猎奇心理，无形中达到了更全面、更及时的传播效果。“猎奇心理”从本质上来看，也可认为是一种“逆反心理”，一方面表现为较为强烈的反触性心理活动，越是阻拦越想从主观上获取；另一方面，“逆反心理”也可表现为对未知世界的浓厚兴趣，越是隐藏越想揣度事实。疫情之下，现实空间与互联网交汇，传统“大喇叭”与“无人机”结合，激发了民众对搭载信息的兴趣，无形中打通了防疫信息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正在筑牢乡村世界的防疫心理和空间。

　　“大喇叭”在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中的优化策略

　　尽管农村“大喇叭”在此次疫情信息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客观上讲，一方面传播形式、传播内容单一，互动性较差，稍纵即逝；另一方面碎片化的无序传播、照搬文件的拼凑传播等现象大量存在，影响了传播效果。如何优化农村“大喇叭”在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的问题。

　　1.充分发动返乡大学生群体参与信息传播。农村“大喇叭”最大的传播瓶颈在于专业人员缺乏、内容单一。随着疫情攻坚战的逐步深入，乡村干部的主要精力全面转向入户排查、登记等，“大喇叭”在疫情防治的中后阶段几乎成为当地政策的“录播宣传”工具，个性化、定制化内容越来越少。随着各地“推迟开学”“网络课堂”等政策的推行，大批学生滞留在乡村的时间增长，部分乡村开始发动返乡大学生等参与当地的“大喇叭”宣传工作。农村大学生既活跃于乡村世界，又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文化空间，相较于城市大学生，他们更了解农村，而相较于没有上大学的乡村青年，他们更加具有号召力。因此，充分发动农村大学生群体参与乡村传播，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关头，引导大学生群体介入乡村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充分调动乡村文化大户群体参与信息传播。农村地区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攻方向，尤其是疫情笼罩时，如何输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助推防疫信息传播和纾解民众的紧张情绪，是十分紧迫的事情，而乡村文化大户是“大喇叭”丰富传播内容和形式的重要支撑。危急时刻，各地通过发动文化大户创作具有教育效果的标语、口号、顺口溜、快板、三句半、歌曲等宣传品，并通过“大喇叭”传播，入心入脑、缓解情绪，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第一，文化“大喇叭”可以赋予乡村生活意义。疫情暴发期间，村民不敢外出、不敢扎堆、不能返城务工，时间过长会形成一些焦虑，通过文化大户创作的文艺作品既可以丰富“大喇叭”的内容，又可以给乡土社会传递一些文化色彩，丰富单调的生活。第二，文化“大喇叭”可以赋予乡村社会良好的秩序。当前，各级干部在排查、隔离、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压力较大，个别地区已经出现“恶意传播病毒”“隐瞒病情”“抗拒隔离”等个案，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除了需要强有力的司法系统以外，还需要在乡村中植入更多的文化基因，有文化的乡村可以看到长幼有序，有文化的乡村会秩序井然，而这一切理应成为“大喇叭”未来努力的方向。第三，文化“大喇叭”最终也将成为助力乡村打赢新冠肺炎的基础。通俗易懂、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能够直抵人心，这比“硬传播”“文件传播”效果更好，当前网络世界中疫情谣言时有出现，乡土社会并不是谣言的空白地。相反，由于信息闭塞、传播工具单一，大量谣言通过“口头传播”造成人心惶惶，例如，邻村又出现病毒了、有人传染了、有人死了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有关部门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辟谣以外，还需要“大喇叭”主动作为，组织乡土文化大户用文化产品填补这一舆论空白。

　　3.实现“大喇叭”与新媒体的融合传播。“大喇叭”、微信群、QQ群、小标语、流动车等齐上阵，是本次农村疫情信息传播的主要特点。客观上讲，“大喇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就是抖音等新媒体扩散的结果，新媒体与“大喇叭”的融合式传播，形成合力，显得至关重要。第一，融合新媒体使“大喇叭”资源占有从有限到丰富。无论是河南“硬核喇叭”、安徽“喊话村支书”，还是成都等地的“无人机喇叭”喊话和测体温，“大喇叭”推出的宣传内容或片段成为新媒体传播的热点。虽然传播内容或许存在瑕疵，但舆论是一片好评，大量的自媒体传播使“大喇叭”有了无数的“眼”、无数的“腿”、无数的“资源”，这给传统的农村广播事业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与探索的空间。第二，融合新媒体使“大喇叭”宣传视角从外部到内部。过去的“大喇叭”宣传主要是以“文件”“通知”等“外部视角”为主，往往所涉范围较广、内容宏观、针对性较弱，连通新媒体之后的“大喇叭”，则可以根据微信群、QQ群里村民的需求设置内容，甚至可以通过网络与村民实现互动，这就使“大喇叭”的宣传视角转向更易让村民关注的“内部视角”，“大喇叭”从以往的“传声筒”角色中脱离出来，更具个性与生命力。

　　结  语

　　综上所述，“大喇叭”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传播价值与积极作用。但是，如何整合各类资源丰富“大喇叭”的传播内容与形式，尤其是如何进一步探索“大喇叭”应急广播体系的新媒体化，让内容精准找到受众，让受众精准获取信息，实现应急广播的精准传播，打通突发事件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赋予“大喇叭”应急广播在传统广播以外的新媒体基因，让“大喇叭”实现更有效地服务乡村的宗旨，仍然具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本文为四川动漫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创新中心2020年重大委托课题“从新冠肺炎疫情看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媒介生态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张星秀：《街巷响起“大喇叭” 居民自治作用大》[EB/OL]，http://news.sxrb.com/GB/314061/9518697.html，2020年2月2日

　　②许志强 刘彤 万春梅：《赋能与嬗变：新兴科技驱动与媒体创新发展》[J]，《电视研究》，2018年第5期

　　③《无人机成为中国农村阻击疫情“奇兵”》，[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580308267102912&wfr=spider&for=pc，2020年2月4日

　　（刘彤：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许志强：四川传媒学院教授；田志：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