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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观察丨新闻伦理事件公共化,媒体人怎么办

2020-06-05 09:45:31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窦锋昌

摘要: “新闻伦理事件的公共化”让原本就负重前行的新闻行业面临新的压力。

  4月12日,财新传媒刊发的文章《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疑云》引发强烈争议。有网友批评:“从天上到地下,从身先士卒去武汉前线到预设立场偏颇暗示性报道,财新的经历像是一趟过山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财新于4月13日晚间发表了致歉声明。但即使这样,依然有网友继续抨击:“考验人心的时刻,竟然这样写高管性侵养女事件。卸载客户端,以后也不再关注!”

  不只是财新,最早于4月9日报道此事的南风窗、澎湃等几家媒体的报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不同的是,财新的报道被指责过于站在“鲍某”一方,而南风窗最早的一篇报道被指责过于站在“养女”一方。这些报道真的“罪大恶极”吗?以财新这则报道为例,我曾认真读过这个报道,确实如很多网友所言,报道存在瑕疵甚至有明显不妥的问题,比如,信源主要是“男方通过中间人”透露的QQ聊天等信息,信源偏重一方且权威性不够,有为男方开脱的意味。但是,我们通过文章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多个地方援引了南风窗披露的女方说法,至少是朝着平衡的方向做了努力。

  相比于南风窗4月9日的报道,财新这篇报道以及南风窗之后的另一篇报道(《“高管性侵养女事件”再调查》,南风窗微信公众号4月12日刊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比较多地反映了男方的观点,让读者对这件事情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知。就算是那些猛烈攻击财新报道的网友,也不能否认这些报道确实有不少信息增量。虽然这些信息增量可能令人不悦。

  总之,相关媒体出现的问题确实值得反思。但面对媒体出现的问题,公众不妨宽容一些。一篇新闻报道出来,只要有了影响力,往往伴随着众多对媒体和记者的质疑甚至讨伐之声。就算是南方周末2016年3月刊发的《刺死辱母者》这样影响很大的报道也难以避免。比如就有观点认为记者故意掩盖于欢妈妈进行社会集资并发放高利贷的事实,报道带有明显的偏向性。

  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争议早突破新闻圈内,变成了全民的争议、全网的争议,我称之为“新闻伦理事件的公共化”。它对媒体及其从业者来说已经成为巨大的“包袱”,给传媒的公信力带来冲击,也加剧了媒体人和社会大众之间的不信任感,甚至割裂了社会。这些频繁发生的新闻伦理事件让原本就负重前行的新闻行业面临新的压力。

  新闻伦理事件的“公共化”来源于新闻生产的“透明化”。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整个链条是封闭的,读者只能看到新闻生产的结果即新闻作品,新闻采写和编辑中的问题比较难进入公众视野。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整个新闻生产过程从“暗箱”走向“透明”,再加上各种新媒体平台的崛起,发表意见更加便利,新闻伦理事件很容易超越媒体范畴而被社会化和公共化。

  面对这样的问题,媒体人应该怎么办?

  首先,要反思媒体的操作确实可能违背了新闻伦理甚至违反了法律。但这样专业性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诉诸大字报式的网络舆论,通过充满火药味的偏执讨论能解决吗?窃以为,就像医疗问题要在专业医疗共同体范围内讨论一样,媒体伦理问题也应该更多地在媒体专业范围内讨论解决,一旦出现重大争议问题,能有一个行业评议会给出专业的评判意见。在这一点上,期待中国的新闻共同体和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尽快建立起来。

  其次,当事记者在网络上发言要格外谨慎,以避免被截屏拿去作为依据进行讨论。2015年,深圳晚报关于姚贝娜的报道引发争议,从事后透露的信息来看,作为深圳晚报竞争对手的南方都市报的一名记者在朋友圈的发言起到了催化剂作用。这一次,财新传媒的写稿记者苑苏文的一则朋友圈发言同样成为网友指责这篇报道的理由之一。

  最后,以笔者在媒体一线工作的认识,绝大数记者都是想把稿子写好的,故意偏袒某一方的记者不是没有,但肯定是极少数。在争议到来的时候,无论是记者还是所在的媒体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都会认真反思自己操作中存在的问题,避免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媒体和记者的存在对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来说必不可少,现阶段,他们已经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当他们有意无意出现问题的时候,公众不妨多一点宽容。这样,他们下一次的表现才可能更好。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4月下】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