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播生态发生根本性重构的时代，专业新闻机构必须放弃专业自负，打破自以为是的专业壁垒，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新闻生产，在与公众的平等对话过程中建构对新闻事件合理的解释框架，寻求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名为《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视频，这个18分钟的纪录短片是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老师、同学在元宵节发起的UGC项目，他们以快手作为内容来源平台，沟通了77位作者，使用112条手机短视频，完成了一部抗疫公益纪录片。画面从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民幸福的“过早”开始，到正月十五漆黑天空中一轮硕大的土黄色月亮升起为止，多角度呈现了40天时间武汉普通市民的挣扎、绝望、勇敢以及乐观和幽默。

　　清影工作室的同学坦承制作这样一部片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疫情中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但面对疫情不甘于旁观，不甘于等待。也就是说，这种制作形式，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选择。的确，我们必须看到，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专业新闻人亲临现场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在笔者看来，强调新闻人在场的重要性，并不影响像《手机里的武汉新年》这样以UGC形式制作媒体产品的价值。

　　这样的作品虽然缺陷多多，但在其中普通人不再仅仅是被报道的对象，他们本身就是报道活动的主体，他们是报道的参与者，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普通人与专业新闻人及媒体机构平等对话，就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作品的价值就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它蕴含着新闻业发展的方向：在传播生态发生根本性重构的时代，专业新闻机构必须放弃专业自负，打破自以为是的专业壁垒，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新闻生产，在与公众的平等对话过程中建构对新闻事件合理的解释框架，寻求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

　　公众参与新闻生产，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式，一是所谓“众筹”，二是所谓“众包”。众筹是以公众小额捐助的方式资助专业记者从事特定选题的报道，这是公众用钞票投票，为新闻从业者的报道选题把关。而众包其实就是利用大众的智慧和力量集体完成一个新闻生产计划。互联网的成熟，带来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行动的“人人时代”，形成了可观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众包在新闻生产包括调查性报道过程中，其实大有可为。

　　新闻业众包生产的经典案例，是2009年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编辑们结集两万多名英国人在网上调查英国议会史上最大丑闻，这次调查最终导致十余名议会成员辞职，并激发了英国彻底的政治改革。贪腐案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调查这样的案件，还是要依靠专业新闻机构。事实上，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于新闻生产而言，众包其实就是一个自发的存在，比如2007年“周老虎事件”时，全民打虎，近乎狂欢，谈不上由谁主导和发起，那时新浪微博还没有上线，更没有微信。而这次疫情发生在社交媒体空前发达的时代，民间的记录者无以计数。专业的媒体机构当然要进行独立的调查报道，但是，和独立调查一样重要的，还有扮演好类似策展人的角色，在专业与业余的对话中，完成对事件真相的多角度、多侧面展示。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完成的《手机中的武汉新年》，就是这样一次尝试。正如戴维?温伯格评价《卫报》众包调查议员贪腐案时强调的：“当足够多的人参与的时候，足够的宽度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深度”。

　　专业机构与普通公众之间的这种对话，是一种相互赋权、相互加持的过程，普通人的许多触角，专业机构媒体无法到达；一些转瞬即逝的场景，专业媒体人无法即时在场；普通公众的喜怒哀乐，许多媒体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所以，对媒体机构来说，普通公众的记录无疑是极为丰富的资源。而许多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信息处在碎片化状态，未必能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比如《手机里的武汉新年》中有一个镜头，有一个市民在楼底的平台上骑车转圈，有一户人家的宠物狗冲着窗外哀鸣，旁边有主人感慨“这把人都憋疯了啊！”这样的镜头如果单独发布在快手、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更多地会被认为是一种搞笑，但经过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编导的精心编排，在片中看到这个镜头，很多人会感到一种苦涩和辛酸。

　　笔者还想说的是，当下各媒体都在努力寻求转型的路径，但类似众筹、众包、用户生产内容等似乎没有太多传统媒体坚持尝试。在内容生产中缺乏新媒体思维，转型的路能走多远？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