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疫情暴发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竞相寻找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直到今天，病毒的确切起源仍然是未解之题。

　　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幕僚却将相当大的精力倾注于与民主党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与此同时，一股“中国制造新冠病毒”的“阴谋论”愈演愈烈，充斥了美国各类媒体。

　　自疫情暴发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竞相寻找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直到今天，病毒的确切起源仍然是未解之题。然而，已经有病毒学家和传染病专家基于来自多个国家的基因组分析，在《柳叶刀》《自然医学》等权威医学刊物上刊发论文，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病毒是全新的，来自大自然，不是实验室的创造物，也不是有目的操纵的病毒。

　　《纽约时报》在4月11日发表有关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全面报道中披露，今年年初，最早建议特朗普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病毒”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杰提出了“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谬论，并要求美国在亚洲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情报人员搜集能够支持他的言论的证据，但情报人员一无所获。即使如此，据美国《新闻周刊》4月27日的报道透露，美国国防情报局在3月份的一份报告中，修改了其在1月做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可能源于自然”的评估，加入了病毒在武汉“意外地”由于“不安全的实验室实践”而出现的说法。美国保守派媒体人、政客和学者也一直在将“生化武器”和“病毒泄漏”的无稽之谈政治化。2月24日，右翼电台主持人、共和党支持者、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拉什·林博在谈到新型冠状病毒时说：“它可能是一个正在被武器化的中共实验室成果”，因为他认为“所有超级大国都会使用生化武器”。共和党议员汤姆·科顿曾多次在国会和福克斯新闻上表示，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前白宫战略家史蒂夫·班农在福克斯新闻上为科顿辩护，并暗示中国在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经常对中国持有负面偏见的“汉学家”史蒂夫·莫舍在《纽约邮报》上发表文章，利用一系列间接的线索，称中国实验室处理致命病原体的方式不可靠，煽动中国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谣言。

　　而且，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性可以保障其不会发生病毒泄漏事件。美国德克萨斯州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主任吉姆·勒杜克称，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与同为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武汉病毒研究团队一起工作了6年，在病毒所建立的过程和保障安全方面持续提供建议，并进行了科研合作。“我可以告诉你，武汉的实验室相当于美国和欧洲的任何实验室，” 勒杜克对美国Vox新闻网站的记者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确实在培养少量蝙蝠冠状病毒，但它们不是新型冠状病毒。”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为全球最早的“病毒猎手”、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什亚克称：“我们不经常看到蝙蝠，所以没有意识到它们有多普遍、丰富、多样……人们和蝙蝠日夜频繁接触——人们住在洞穴里，在洞穴里避雨，捕猎蝙蝠。”所以，他认为实验室泄漏理论是“讽刺和荒谬的”，因为病毒在实验室外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概率比在实验室内传染给人类的概率要高得多。

　　“特朗普最初不愿听从美国情报界对即将到来的疫情的早期警告，可能是因为他担心经济衰退会影响他的连任。”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浪费了整个2月和3月。”《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也感到非常遗憾，“美国政客却在相信阴谋论，并推动未经检验的治疗方法。” 巴德学院全球倡议主任米歇尔·默里批评道：“美国是当前这场大流行的震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拙劣反应，以及它连最基本的准备工作都没能组织起来。”当前，美国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失业人口也已经超过2200万人，创1939年来的新高。《纽约时报》在4月30日的报道中评论道：“特朗普先生的支持者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试图将流行病归罪于中国，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政府在这场美国危机中管理不力的批评。”不但如此，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中国制造新冠病毒”的阴谋论中还加入对世界卫生组织和前总统奥巴马的批评，让他们和中国一同成为替罪羊，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达什亚克在4月27日接受美国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批评道：“我们开始看到各种阴谋论、对中国的横加指责、那种政治化的东西……真是太不幸了！因为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开放交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讲师，博士）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