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不断恶化的金融和政治环境及无数的风险和威胁，管理层、编辑和新闻工作者应在短期内优先考虑增加信息安全知识和培训。

　　媒体从业者面临线上骚扰和攻击

　　长期以来，记者一直将美国视为维护新闻批判性和独立性报道权利的国家。然而，政府主导的信息泄露调查、网络骚扰以及对媒体工作者人身攻击的不断增长已经开始刺破美国的新闻自由环境。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助长了这种环境，他对新闻界不断攻击，称媒体为“人民的敌人”，并进行虚假指控，以说服人们不相信媒体对他的负面报道。这种不良环境减少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并增加了愤世嫉俗和消极情绪。

　　美国政府对媒体的“妖魔化”也加剧了对媒体从业者在线和线下骚扰及人身暴力攻击，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甚至向记者发出死亡威胁。尽管新闻自由组织在全球新闻工作者中长期追踪人身暴力、监禁和殴打的行为，但直到最近几年，新闻自由组织才将注意力转向美国。自2017年成立以来，美国新闻自由追踪者记录了400多起涉及侵犯新闻自由的事件。人身攻击包括记者在工作过程中或针对性攻击中遭受到暴力、伤害或设备损坏。记者在新闻发布会和现场直播中遭到袭击，这些人身攻击和在线骚扰给记者带来了沉重打击，导致精神健康危机和职业倦怠。

　　在美国之外，针对新闻记者的线上骚扰也在日益加剧。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19年的调查，在线骚扰被确定为记者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在115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90%的受访者认为在线骚扰是记者面临的最大威胁。85%的受访者表示，过去5年来，新闻工作者安全性有所下降。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遇到人身安全问题和威胁，很多为口头骚扰和在线骚扰。女记者比男记者更容易遭受网络中的性别歧视，少数族裔记者以及那些涉及白人民族主义或种族等热门话题的记者经常成为攻击目标。

　　记者还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在线威胁，包括网络钓鱼（包含恶意链接的消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使网站离线）以及针对用户设备的软件和硬件漏洞等黑客攻击。2014年，Google专家发现，全球25个最受欢迎的媒体中有21个是国家资助的黑客攻击目标。

　　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安全思考

　　记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和互连性，这些可以生成有关人们自己的网络、位置以及使用习惯相关的数据和元数据。当然，对于记者来说，数字技术带来很多积极的方面，他们可以跟踪和收集数据。作为信息的收集者、策划者和传播者，新闻记者面临被他们希望追究责任的强大实体进行秘密观察和调查的更大风险。

　　尽管对信息安全技术的思考可能与美国现任政府存在特别关联性，在奥巴马政府在任期间，已经加大了调查信息泄露源的力度。根据美国《间谍法》，奥巴马政府司法部所起诉泄密者是此前所有政府加起来的两倍以上。2013年，美国执法部门秘密地获得了与美联社记者相关的20多个电话连线记录，包括家庭电话和手机。FBI寻求并获得逮捕令，抓捕前福克斯新闻记者詹姆斯·罗森与他的消息来源所有潜在联系，其中包括他个人电子邮件、电话记录和安全徽章记录，以识别他往返美国国务院的所有动向。

　　过去几十年中，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美国政府扩大了监视范围，提高了监视能力。各种形式的监视，与数字化连接社会中的日常实践和经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的记者，处于独特的位置，处于例行和自动监视，以及来自各种目标复杂而有针对性的监视之下的危险中。因此，记者及其消息来源不知道所面临的对象在如何或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进行监视。元数据的痕迹可以识别记者及其消息来源，而不用担心受到法院传票的威胁。公共场所的面部识别技术、车牌扫描、监视器身份识别和监视软件的开发，都可能加剧这一问题。

　　针对记者的监视与间谍软件

　　随着监视技术变得更加复杂和廉价，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针对记者的间谍软件使用量正在增加。这些因素的融合为全球记者寻求在线表达创造了新的现实。维基解密间谍文件、市民实验室调查、非政府组织报告和新闻报道等泄露的文件都表明了这一点。

　　同时，更多媒体正面临着持续财务困难和雇员不稳定，这些使新闻业面临更多的挑战。美国的新闻业受到严重打击，新闻荒漠化趋势席卷整个美国，造成了消息灵通的公众和几乎被割断的社区。同时，从各类印刷媒体到BuzzFeed、Vice等数字出版物，几乎都在大批裁员，这削弱了新闻机构应对时事动向、从事调查性新闻或公众宣传的能力。

　　2019年美国有近8000名记者失业，这是美国自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行业最高流失率。与此同时，新闻机构越来越多地利用有线服务和其他出版物的联合内容来填补报纸中的空白，而诸如Google News和Business Insider之类的聚合网站仍在吸引读者。数字广告收入的销售价格仅为印刷出版物中广告费用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体公司在努力寻找一种成功的数字新闻业务模式。

　　新闻工作室面临信息安全挑战

　　尽管存在这些无数且相互联系的挑战，新闻机构在新闻编辑室中发展信息安全文化刚刚起步，美国新闻机构在探索如何建立和维护安全文化和应付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就业不稳定和公众对媒体失去信任之际，新闻工作者及新闻编辑室中的信息安全实践可能会改变新闻业的文化和专业规范。

　　斯诺登的信息揭露了新闻记者对监视和加密信息的方式的关注之时，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黑客事件对记者敲响了警钟。记者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记者对了解有关信息安全、如何保护自己越来越有兴趣。近年来，数据泄露和丑闻的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也提高了记者对公司、机构和个人的安全与风险意识。2014年Sony黑客事件向所有人展示了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件，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是剑桥分析的丑闻事件，这些违规行为的持续性提高了记者的信息安全意识。记者和新闻机构受到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或国家/地区黑客的直接攻击，他们开始更加关注信息安全。消息来源被曝光，逮捕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也使新闻工作者提升了对实施信息安全技术必要性的认知与关注。

　　如何在新闻编辑室中发展安全文化

　　在24小时×7天不间断的新闻周期中，记者充当专家并可能混淆事实和观点。一些人认为，始终在线的新闻周期兴起导致了更多的评论、观点和猜测，从而使事实信息与其他形式信息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同时，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具有党派性，这导致公众对新闻媒体可能不会严肃对待。

　　新闻机构正通过各种机制和实践来发展安全文化，包括采用SecureDrop，组建内部信息安全团队，及专门讨论信息安全主题的内部会议等，对信息安全工具进行学习。在全球范围超过65个主要新闻机构，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在使用SecureDrop。这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提交系统，新闻机构可以将其以匿名方式安装，从而更安全地从消息源接收提示。五年来，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新闻自由基金会”领导了这一系统的开发和安装推广。

　　源源不断发生的违规事件以及对记者的在线骚扰和破坏攻击，加剧了新闻编辑室对信息安全需求和实践的认识。新闻机构已开始采用匿名提交系统Secure Drop和更新“提示页”的方式来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然而即使是Secure Drop也面临着挑战。一位受访者表示，通过Secure Drop接收到的信息验证可能具有挑战性，这会使报道故事变得更加困难。

　　当前，很少有评估记者如何改善其信息安全实践的指标。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不断恶化的金融和政治环境及无数的风险和威胁，管理层、编辑和新闻工作者应在短期内优先考虑增加信息安全知识和培训。这些资源将确保记者有更多安全可用的资源，并保证他们可以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中继续开展工作。

　　(本文原文为《The Rise of the Security Champion: Beta-testing Newsroom Security Cultures》，编译自https://www.cjr.org/tow_center_reports/security-cultures-champions.php。作者詹妮弗·亨里森为前富布赖特研究学者，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编译者王茜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全英文国际项目主任，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2020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