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首页>青记微评 > 正文

青记观察丨疫情中媒体报道的四个新现象

2020-08-14 09:07:05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蓝 婧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发展充满了未知,如果能够较为准确地预判点位,就能在与其他媒体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暴发于岁末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对所有媒体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以下简称“红星新闻”)整合联动全平台、全部门参与其中,运用图文、直播、视频、可视化产品等多种报道方式,形成一体化“作战”机制,其中,深度报道中心肩负了此次疫情报道的主力任务。梳理本次疫情的媒体报道情况,笔者发现了四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采访:国内新闻报道战线的后移

  到现场去,是很多媒体人信奉的职业准则,笔者所在的红星新闻有个口号是:新闻发生了,商报在现场。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是红星新闻对一名记者最基本的要求。

  几年前,采访国内新闻的记者中,还有很多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的记者,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线索来源,也有固定的线人和为数不少的职业报料人。电话采访等被称为连线采访,这种采访方式在传统新闻操作中被认为只能做快讯,因为获取的信息流于表面,这种采访方式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彼时,网络爆料尚不成气候,电话采访的信息本身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专注于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快讯只能作为他们的线索,如果线索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记者则必须抵达现场进行深入调查。在这样的工作节奏下,一般非长线新闻,记者至少要用一周的时间把事情调查清楚,然后发回一条较为扎实的报道。

  但是近年来,新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新闻现场的定义也不同于以往了。

  网络时代到来,爆料渠道更加多元化,从微博、微信到各种短视频平台,职业报料人的空间被压缩,事件当事人越来越多地直接通过网络渠道爆料。同样,网络的四通八达使得很多新闻不需要记者到达现场,便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当事人、目击者、涉事地和关联方等都可以通过网络找到联络方式。连线采访的优势凸显,特别是重大事故的采访中,借助连线采访,记者往往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关键人物,发出报道。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国内新闻在时效性上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当天必须发出紧跟热点的快讯,一般情况下,第二天到三天就会有媒体推出一篇有更多增量的类深度报道。在此次疫情报道中,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地震、火灾、洪水等具体的现场不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是无形的,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作为唯一最明确的现场——“医院”,由于各种防护要求,进入难度相对较高。前述灾害或者事故,往往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发生,记者介入时一般都是灾后现场了,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全国甚至全球,至今也没有谁能断言其结束的时间,新冠肺炎报道的现场之广、战线之长,前所未有。除此之外,在疫情中,武汉采取了封城的措施。由于封城的措施来得非常突然,很多媒体未能及时向武汉派出足够的记者,由于对现场采访的防护要求很高,媒体向一线派出记者的决定也十分慎重。

  在疫情报道中,红星新闻前线记者人手有限,他们主要保证到达重大核心现场和提供必须在武汉面采的题材,不少突发新闻,甚至一些深度报道,都是由后方记者完成的。比如武汉突然宣布“封城”,前方记者主要捕捉“封城”当天的现场,同时我们立即组织了后方四名记者,采访了四种不同身份的“武汉人”的故事,当天便推出了《身处封城之下的武汉:我会继续在这里,这应该只是一个阶段性事件》。又如疫情初期,有一些武汉人因恐慌逃离武汉,外地人逐渐“恐鄂”,在武汉“封城”后的几天,这种效应逐渐被凸显。1月27日,红星新闻推出独家报道《从“离城”到“恐鄂”,一位鄂A牌照车主的跨省漂流》,介绍了多名因为恐慌而逃城的市民、卷入逃离事件的旅游者、返乡过年的大学生的经历,深度还原了疫情之下在外武汉人的故事。

  这两条后方采写稿件的相同之处都是找“故事”。

  在震后现场、水灾肆虐的村庄,找到经历灾难的当事人是比较容易的。但“封城”后,大家都足不出户,找到一个有故事的当事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红星新闻记者主动借助社交媒体,通过朋友圈、网上爆料、自述等获取线索,快速找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当事人。

  策划:预判点位、策划先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发展充满了未知,因此,除了紧跟突发热点的硬新闻外,红星新闻在疫情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在积极进行策划,如果能够较为准确地预判点位,就能在与其他媒体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疫情初期,红星新闻在武汉只有一名驻站记者。从2019年12月底华南海鲜市场被曝出现疫情开始,《武汉发现病毒性肺炎病例,实地探访华南海鲜市场:大多数摊主正常营业》《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野味店铺均已关门,有疾控人员持名单排查现场》揭开了红星新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序幕,这也是全国媒体中较早发出的与疫情有关的报道,此后这一名记者一直坚守在武汉一线。1月20日,中央召开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专题会议,红星新闻又派出两名记者,一名前往武汉支援,一名去往武汉周边的黄冈等地采访。由于前期判断准确,红星新闻得以在武汉“封城”之前,派出记者深入武汉之外的疫情最严重的区域进行采访,而不是所有的现场记者都困于武汉城中。

  疫情后半场,武汉各大医院新冠肺炎病人数量连续清零,大量患者出院,湖北乃至武汉逐步解封,而人仍是报道的核心。红星新闻抓住重症、复阳者、痊愈者、试药者等几个关键人群提前策划,在后期疫情新闻减少的情况下,推出了一系列优质稿件。如大量患者痊愈后,重症病人是最后待解的难题,红星新闻专访了重症专家予以解读,独家推出了《武汉连续4日零新增,仍有1794名重症患者 他们的救治情况如何?》;针对患者康复后的新问题,即复阳情况出现会不会导致疫情反复等问题,红星新闻推出了《三次出院、两次复阳,一位新冠复阳患者曲折就医》;在疫情逐渐向好后,红星新闻关注痊愈的患者的生活,针对他们痊愈后回到社会面临的困境独家推出《等待复工的新冠肺炎治愈者:我战胜了疾病 别当我是一颗病毒》;对于如何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发生,疫苗的进展如何等问题,红星新闻推出了《专访新冠疫苗首批志愿者:从顾虑重重到满心期盼》;武汉“解封”后,武汉本地人在疫情中如何回归正常生活,红星新闻抓住社区这个基层单位,独家推出《回访百步亭:已有23个无疫情小区》。这些策划所选择的话题都是受众最关心的话题,被访对象的讲述也都有一定的故事性、可读性,对于受众全面了解疫情信息有很大的帮助,稿件推出后,产生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写作:前后端联动的团队合作

  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习惯于“单打独斗”,优秀的记者可以做到从联系采访到挖掘资源再到最后成稿,全部独立完成。在新媒体时代,公众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单单依靠一个记者单打独斗,很难应对新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记者们需要根据点位,兵分多路突破,最后由一位主笔进行统稿。

  此次疫情报道,由于前方人力有限,报道战线后移,红星新闻推出的多篇深度报道都采用了团队化写作的方式,以便前后端能够密切配合,迅速推出有价值的稿件。

  1月24日红星新闻推出的《从疫情暴发到大年三十,武汉的25天》,是疫情初期媒体中最早梳理疫情发展脉络的深度稿件。前后方记者通力合作,通过探访华南海鲜市场、多家定点医院,以及采访最早的被感染的家庭,“封城”后的武汉市民生活等,呈现从疫情暴发到大年三十,武汉人民经历的漫长的25天。稿件推出后,获得很大反响。

  疫情后期,武汉首发“解封令”,但很快通知被撤回,在短短的3.5小时期间,有没有人成功离开?疫情最重地区的人员出城情况,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问题。红星新闻的前方记者现场探访武汉主要高速路口的关卡情况,后方记者则借助智能软件进行大数据分析,这是前后方通力合作的一次典型。《武汉“解封”3.5小时,究竟有多少人“抢跑”出城?》一文发布后48小时,企鹅号、头条号、百家号三个平台的阅读数据达3000万+。

  团队采访中,每名记者获取的内容可能不多,但是他们获取的内容可以共同组成一篇报道,而团队写作的核心仍然是有独家、有亮点、有增量。《纪念李文亮:我盼望好了就上一线,不想当逃兵》一文便是团队写作的报道。当晚李文亮病危的消息全国关注,红星新闻前后方共派出四位记者,在武汉的记者主要负责医院现场动态的报道,后方一路记者之前曾和李文亮有过对话,熟悉事件当事人及整个事件脉络,另外还有两路记者负责李文亮的同事及亲友的采访,整个团队全方位覆盖采访对象,有助于第一时间获取重要信息。多数媒体的报道局限于医院同事对李文亮的回忆,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红星新闻的后方团队独家寻找到了李文亮的老家、高中就读学校,采访到了他的班主任、学校领导以及他的舅妈,还原了李文亮在辽宁北镇市的青春成长岁月。

  除了要努力采访到独家的内容外,团队协作还需要有一位核心的人物,即了解事件全局且把控能力强的记者,由他进行统稿。这名记者需要有清晰的思路和行文逻辑、全局思维,且文字能力强,不仅能把控自己采访到的内容,且能对整个报道的脉络和其他成员采访到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控能力,能将几个人的文字融为一体。

  队伍:年轻记者直接进入深度调查领域

  在过去,媒体业界有一个说法,即做深度记者和调查记者,如果不跑上个三五年热线新闻,可能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一方面,记者的线索来源是通过不断的采访积累起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记者的调查能力和采访能力需要经年累月的磨砺和经验积累。

  但现在,全国媒体都存在大量资深调查记者流失的情况,不少年轻记者,在国内新闻领域从业资历尚浅,但因采访需要,也直接进入了深度报道领域。

  此次疫情中,各大媒体都派出了一些年轻记者。据笔者观察,有些记者虽然从高校毕业仅一两年,但文字已比较成熟,一方面是因为其写作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在训练中掌握了一定的深度报道“语言”和行文“套路”。但笔者认为,真正的深度报道不能只靠文笔、靠模板套路。深度报道的核心是对每一个事件及其背后的现象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这需要大量扎实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深度报道队伍年轻化或许是一种趋势,但年轻的记者还需要在更多的采访中进行更多的锻炼,通过更多地到达现场挖掘线索,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作者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主编)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2020年7月下】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