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人应当用属于人的哲学去塑造技术，而不是一味适应和放大技术的“便利性”。

　　最近，微信上线的新版本增加了一项新功能：可以删除来自他人的朋友圈评论。至此，中国主要的社交平台在功能上均实现了用户对已发布内容和评论的完全控制——微博早已陆续完成了对内容修改、内容显示和评论设置等功能的更新。从产品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趋势自然指向对用户的个人化、自主性需求的满足；但从平台文化的角度看，这一系列的功能调整显然旨在营造更加和谐的网络舆论生态，因为无论是修改已发布内容还是删除、设定评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回避言语冲突。

　　网络信息平台，尤其是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这种“超级平台”的功能设定与改进，从来都不简单是为了“提供方便”，而一定有着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一视角往往被用于对各大代表性平台的比较分析。比如，在Google Scholar上，我们可以很容易检索到数十篇对微博和Twitter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研究者于其中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比如Twitter的“只转发不评论”设定令每一个用户在此平台上发布的全部信息都是显性的（即可以通过点击头像完全显示出来）；而微博的评论功能则带有隐蔽性，一个活跃的微博用户完全可以通过只评论、不转发的方式隐藏自己的数字存在。再如微博对单条发布的扩容，实际上已经令这一平台超越了“micro-blogging”的概念范畴，从而为社会事件的公共讨论预留了巨大的空间；而Twitter一直坚持140个字符的容量限定，约束了复杂、系统的观念阐发（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需要连发数十条推文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观点），使Twitter的文化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状态。

　　另一对经常被比较的平台是微信和Facebook，这种比较的合理性当然源于两个平台在形式上都属于“熟人社交”（但实际上未必如此），并且都在功能上融合了点对点即时通信（Facebook是通过内嵌的Messenger实现的）和个人化信息发布两个网络社交的重要方向。但总体来看，与Facebook相比，微信对用户的使用行为有更加强烈的干预性，包括未经当事人确认即可将其拉入某一群组的设定等。由于微信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工作和生活的主要技术场景，因此其熟人社交不可避免与体制性的层级产生交缠，这也给其用户带来了Facebook上不会出现的社交压力（比如如何与领导进行朋友圈互动）。

　　比较中美超级社交平台的功能设定，可以让我们对两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做出观察。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网络舆论生态都更加中心化，大平台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对用户行为、言论和注意力的“虹吸”，因此不但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巨大的话语能量，而且能够以更加深入的方式介入人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日常生活的殖民化”问题。而美国的网络舆论则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功能繁多且分散，信息内容始终贯彻着碎片化的逻辑，这就使得严肃的社会议题动辄被肢解、琐碎化，用户难以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图景，间接巩固了拥有更高信息层级的政治精英的权力地位。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大平台的版本更新和功能调整视为一种工具性的优化，而要看到其可能具有的文化指向问题。总体上说，如果一国互联网超级平台在功能升级中坚持事实导向、公共性导向的原则，并不断对技术的非理性倾向予以限制，那么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便会向较为良性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社交平台的功能设定更加鼓励甚至纵容“否定的文化”，甚至为可能的线下暴力行为提供便利，那么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便一定会日趋恶化。

　　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人应当用属于人的哲学去塑造技术，而不是一味适应和放大技术的“便利性”。Web2.0架构天然的否定权威、消解中心的文化偏向，并不必然就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自然状态；而拥有平台文化塑造权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拥抱技术的“天然状态”。以人文精神实现对技术力量的驯化是我们在当下历史条件下必须协力完成的任务。

　　（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