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日记在疫情期间的流行，反映了其作为热点时刻的诸众记忆、非常时期的日常书写，以及篝火照亮的存在安全之记忆流行的本质。

　　当稍纵即逝的瞬间与片段成为一种叙述，日记将日常生活转换为一种可供细读的文本形式，从而“以文本的方式”对抗遗忘，解决了个体生命在叙事学意义上的存在论命题。[1]与传统日记是一种面向自己进行的隐秘性、私人化写作，纸笔书写、私密保存不同，数字日记是自我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以日记形式进行的数字化记录，其以“比特流”流通和分布于网络空间中，是一种有限度或完全公开的自我展示和记录。

　　数字日记的记忆特征

　　数字日记不仅具有日记作为静态文本所具有的时间标记、第一人称叙事、直面自我的话语特征，其作为数字化存储、流动的数字网络，亦以不同于传统日记的技术形态而存在。

　　1.从权威叙事转向互动叙事

　　日记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个体记忆形式。一方面，日记必须建立在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个体记忆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日记的叙事和记录又成为展示、表达、留存个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有研究发现，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心理状态的第一人称陈述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而他关于他人的心理状态的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陈述则不具有这样的权威性。因此，日记是一种建构、表达个体记忆、自我记忆的权威叙事。记忆建构的工作，经常在社会互动中完成，如在日常对话或各种场合中陈述经历事迹、与家人朋友闲聊过往、翻阅相簿追忆当年等。数字记忆与传统媒体中介的记忆大相径庭之处，正在于数字记忆的分享性、互动性[2]。随着互联网从“出版的媒介”变成“交流的媒介”[3]，数字日记的书写实践，不再是日记主面向自我、独立叙事的封闭过程，而是大量的数字用户参与其中，相互交流、对话，甚至冲突、碰撞的开放过程。

　　2.从自我书写转向公共展演

　　作为一种典型的自我故事的书写形式，日记凭借在专属空间——日记本中书写的文本，将经过挑选的外部世界保存下来，存放在记忆鞋盒中。正是通过书写，通过纸张、日记本、鞋盒等专属空间，日记将其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并形成了自我独占的记忆空间。

　　如果说参与式数字文化的特点是活跃的个人不断地发布、编辑和链接，以达成我们所追求的流动性塑造和展示有吸引力的自我的目的，[4]那么以Vlog为代表的电子日记作为一种完全由视觉逻辑所主导的记录形式，则已转向彻底的视觉表演。[5]数字日记不断展示、表演、互动、分享的过程，使其所形成的自我记忆——无论是日记主，还是参与互动的他者——已失去个人独占性、私有性，进入公共/文化记忆的生产场域，构成社会公共景观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3.从信息转向到连接转向

　　从以“稀缺”生产和定向发布模式为主导的广播时代，转向以新的可访问性经济为驱动的后广播时代，“连接转向”为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见性和新的代理。[6]数字媒体、通信网络和档案的激增与丰富带来了记忆的根本变革。记忆从传统的档案空间、组织、机构的界限中被解放出来，通过大脑、身体、个人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不断地被分发出去[7]。诚如阿帕杜莱所说，正是连接本身，“构成了一种新的异质社会学，因为它们不是面对面互动的自然历史的产物，它们正是依赖于面对面的缺席或不可能”。因此，“它们颠倒了记忆与连接之间的关系。自然的社会群体从记忆中建立连接，而这些虚拟的群体则从连接中建立记忆”。[8]

　　数字日记脱离了手书日记的符号表征和纸质中介的物质形态，以比特、数字二进制形式存储、流通于网络空间中，从而彻底改变了日记的存在状态——从表征的记忆到中介的记忆，直至数字日记的连接的记忆。

　　疫情期间数字日记的流行本质

　　清朝中后期，日记方在中国被印行并广为人知；西方则是十七世纪中后期兴起写日记的风气。正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人们摆脱了种种禁锢和束缚，思想活跃、个性伸展，日记才得以大量涌现。[9]由此可见，虽然日记是一种高度隐秘的私人书写，但其普及和流行不可避免地烙下时代的印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日记的流行体现了这一点。

　　1.热点时刻的诸众记忆

　　相较于平常时期，战争、灾难等非常时期、特殊时期，无疑是记忆的“热点时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大量数字日记在互联网上涌现，有些日记还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些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视角，甚至不同国家的数字日记，构成了“热点时刻”差异纷呈的诸众记忆。正是大量网络用户通过互联网和数字通信建立的连接，参与到数字日记的建构、流通、分享、重构的过程中，从而生成了持续协商、相互参照和借鉴的诸众记忆。

　　2.非常时期的日常书写

　　日常与非日常两个磁场是相互作用的。[10]当突发疫情非日常的磁力明显搅乱民众的日常，日常的磁场同时也在增强抗力，试图将濒临失序危机的生活拉回正常轨道，以留住一般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大量数字日记在疫情暴发初期的流行，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常磁场不断增强抗力，试图将面临非日常疫情剧烈冲击的日常生活拉回正轨的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社会突发灾难性事件，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冲击和情感冲击较大，因而社会公众更需要一个安全的宣泄口来倾诉情感、引起共鸣。[11]数字日记以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将基于不同职业、不同国度的日记主的亲身经历、主观感受定期发布和展示出来，社会公众则通过分享、互动的积极参与，在日记发布和参与日记互动的双重维度上形成日记书写实践的惯例化、习惯化，从而使数字日记扮演了非常时期的“社会安全阀”角色，实现了在非常时期以日常书写和书写日常来对抗非日常破坏和冲击，从而维持生活常态的目的。

　　3.篝火照亮的存在安全

　　存在问题是我们在媒介环境中生存体验的核心。个体如何与群体、社会共同体保持一种整合、意义和连续性，是网络用户进入共同体领域生存的关键。

　　在稳定的周围社会和环境遭到破坏的疫情暴发特殊时期，人们的数字日记实践具有突出的保障存在安全的价值。数字日记作为持续协商、相互参照和借鉴的对象，无论是对意义的生产者，还是对意义的解读者、重构者，都是生产性的，它能够帮助日记主及相关互联网用户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及其意义生产实践中。有研究指出，“9·11事件”中的电视新闻，“相当于篝火。在马车向西行驶、路上发生大灾难的日子里，人们围着篝火，坐下来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试图理解它的影响”[12]。

　　与之类似，疫情暴发初期公开发布的大量数字日记，特别是医务人员有关医疗救治，媒体记者有关抗疫举措的一篇篇数字日记，就像互联网广场上次第点燃的一堆堆数字篝火，将面临疫情冲击心慌意乱的人们吸引、汇聚起来，让他们在篝火的亮光与温暖中，在交流、分享的互动中，积聚战胜黑暗与困难的能量。

　　虽然形式上日记还是第一人称叙事、时间标刻的，但其已不再是日记主独享的自我记忆。数字日记的公开发布、用户参与所造就的私人性与公共性、集体性与个体性的混杂与交织，构成了其独特的记忆存在面貌。这也许正是记忆的本质——作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重建或建构，记忆总是过去与现在、个人与集体、私人与公共、技术与身体相互缠结的。

　　【本文为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新闻记忆的理论研究”（编号：19YJC860009）和2019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年来主流媒体的记忆研究”（编号：JD19-2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5]刘涛.从Blog到Vlog：电子日记的另一幅面孔[J].教育传媒研究，2019(4):10-13.

　　[2]Garde-Hansen, J., Hoskins, A., & Reading, A. Save as… digital memories[M].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9:10.

　　[3]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3.

　　[4]Kansteiner, W. ‘Digital anxiety, transnational cosmopolitanism, and never again genocide without memory’ In Hoskins, A., 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2018:143–155.

　　[6]Hoskins, A. Media, memory and emergence[J]. Media Development, 2010 (2):15-18.

　　[7]Hoskins, A. ‘The Restless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dia and memory.’ In Hoskins, A. 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1-24.

　　[8]Appadurai, A. ‘Archive and Aspiration.’ In Brouwer, J. & Mulder, A. Information is alive: Art and theory on archiving and retrieving data[M].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2003:14-25.

　　[9]钱念孙.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J].学术界，2002(3):212-223.

　　[10]洪郁如.战争记忆与殖民地经验：开原绿的台湾日记[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4（24）：47-82.

　　[11]唐铮，赵雯涓.主观性文体在疫情期间的呈现与利弊——以口述实录和日记体新闻为例[J].青年记者，2020(5上):20-22.

　　[12]Zelizer, B. & Allan, 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2nd E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1:4.

　　（龚新琼：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教授；邢江：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