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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观察丨融媒时代媒体权力的四个转向

2021-07-02 08:27:28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刘瑞一

摘要:近年来,伴随媒体融合进程的持续推进,传统媒体在端口建设、编采流程、技术手段等方面不断调适,传媒内部内容生产、分发与传播的权力正在部分位移。

  近年来,伴随媒体融合进程的持续推进,传统媒体在端口建设、编采流程、技术手段等方面不断调适,传媒内部内容生产、分发与传播的权力正在部分位移。与此同时,互联网公司主导下的内容类聚合平台亦对传媒权力形成外部竞合,并由此将传统媒体推向自建平台还是借船出海的十字路口。本研究将透视传统媒体在内部重构与外部竞夺的情境下媒体权力的四个转向,并对每种转向的具体表现、形成机理及现实影响予以剖析。

  新闻场域的变换与端口权力的迁移

  媒体融合发展中新媒体端口成为主要发力点,是传统媒体践行主力军上互联网这一舆论主战场的必然选择。端口迁移的过程也是新闻场域变换的过程。“场域”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布尔迪厄,被定义为社会行动者采取相应行动的场所。它不仅标识了个体所处的绝对位置,还界定了个体与个体间的相对位置,并借由位置落差编织出折射现实权力结构的关系网络。以这一理论观照新闻场域的转场,在新闻传播赛道变更表象的背后所隐喻的实则是传媒游戏规则乃至权力规则的重构——不仅新媒体端口在媒体建制中占据更高权重,内容生产传播的优先权亦在易位,这一点可在上观新闻的这个案例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上观新闻原名上海观察,是《解放日报》推出的新闻阅读客户端。2021年2月,光明日报社对上观新闻媒体融合近况进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上观新闻的组织架构、评价体系等均已围绕新媒体展开,报纸的概念被淡化。不仅如此,“先报后端”已被“先端后报”所取代。报纸新闻来源囊括如下两部分: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党媒的通稿,或者报纸编辑在新媒体稿库中抓取适合报纸的素材,进而将其转换为符合报纸语态的新闻。

  端口权力的交接之于传统媒体机遇与挑战并存,其所引发的是硬件层面和软件层面的双重变革。在硬件层面,一个亟待探讨的议题是如何在现行体制框架下,设置与媒体融合大势相匹配的组织机构、人员配比、薪资待遇等。在软件层面,大众传播模式在新媒体语境下被消解,个体取代机构成为信息生产传播的基本单元,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左右新闻分发广度的关键要素。能否以产品思维、关系思维、服务思维观照新闻生产,将新闻打造成集内容属性、社交属性、服务属性于一体的文化产品,成为衡量传统媒体能否上好转型第一课的标尺。

  “记者-编辑”二元关系结构中的去权与赋权

  传统媒体在软硬件层面的一系列调整亦在重构记者和编辑之间的权力格局。在前互联网时代,记者和编辑处在相对闭合的、机构化的生产链条之中:记者负责提供初始稿件;编辑则负责把关、润色,并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稿件的生杀大权。二者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并拥有相对明确的权力落点。

  记者和编辑在二元关系结构中首次被剥离还要追溯至门户网站时期。中国现行的新闻体制决定了商业网站没有采访权,只能通过购买传统媒体版权的方式填补内容上的缺位。在这一政策背景之下,网站编辑要做的是对抓取到的新闻做二次加工,以驱使原本的独白型文本向更贴合鼠标点击惯习的复调型对话文本转变。在后一种文本形态中,不同的文本符号被杂糅进同一个表意空间,并承担起相应的指涉功能。

  依据福柯的观点,空间本身亦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容器。在本文的研究语境下,“空间”一词被赋予了如下两层意涵:一是指媒体机构所在的有形物理场所,二是指门户网站的不同页卡及附着于其上的位置分布。一方面,网络编辑这一工种的出现本身即富有某种象征意义,它使原本由媒体机构全权负责的采编流程超出代表媒体权力的封闭场所而实现部分外包;另一方面,网络编辑遵从专业判断对新闻作出取舍,并推送至不同的页面卡位,由此影响传统媒体内容二次乃至N次传播的概率——这一切都在增添编辑在权力天平的砝码。

  社交媒体兴起以降,传统媒体向两微一抖等新兴数字化端口的靠拢使记者、编辑间部分剥离的趋势由传媒机构外部渗透进内部,“小编新闻”成为2020年国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对象。在此,“小编”这一概念指代的是数字化端口的运营人员,不仅承担着新闻把关人的角色,还肩负着营销新闻的使命。在多元主体介入所造就的“世界都在说”的语境下,新闻生产“敞口对话”阶段的来临亦于无形间形塑着“小编”的职业取向。他们倾向于推送高话题度新闻以满足KPI考核,但这些内容未必由本机构的记者提供,相互转载、素材重组与新闻策展等构成了“小编”工作的日常。此种不到现场的新闻生产方式正向强化着记者去权与编辑赋权的过程,虽然这未必对传媒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中,“脸面”至关重要且需要相互给予——但其对新闻生态的伤害是实在的,由此引发的新闻伦理领域的一系列争议正在弱化新闻业在公众心中“认知权威”的形象。

  智能机器之于新闻人的赋能与异化

  智能机器对新闻业的介入亦在冲击既有的传媒权力结构,机器与新闻人的融合引发了业界和学界对人机关系的探索与争鸣。有学者从机器之于人的比较优势的角度,抛出“技术主体论”的观点。有学者则坚称“纵使传播关系千变万化,唯一的主体只能是人”[1],而“智能机器主体化论调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因为机器究其本质不过是人作为主体的对象化结果”[2]。还有学者试图绕开媒介哲学层面的新闻主体之争,从人机合作的视域观照“人机协同”的未来图景,并将赛博格化的人视为媒体融合的终极归宿。

  可以预见的是,类似的争议还将继续,甚至短时间内恐难有定论,但求同存异,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智能机器正在各个层面赋能新闻生产。在采写层面,机器新闻写作在生成格式化、套路化、模板化新闻方面的高效与精准备受赞誉;在分发层面,算法借由对人之行为数据的抓取,将个性化的“我的日报”从尼葛洛庞帝式的预言变为可能;在传播层面,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康晓辉”到新华社的“新小微”,AI合成主播仿真度高、专业能力强——不仅能言多国语言,还能实现从文本到视频输出的无缝衔接。

  在上述亮眼表现的加持下,“机器或将使新闻人失业”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反对者通常从机器生产的固有局限(如难以理解和分析情感这样的抽象概念)和新闻人价值定位(如能够胜任机器无法胜任的深度新闻和调查式新闻)的角度予以批驳。伴随理工科学者主导下的人工智能成果的引介,对新闻生产前置步骤(即模型如何获取和生成文本)的揭秘为否思失业论的粗疏之处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线索。在这一视域框架下,一个首要回应的问题是:机器真的比人脑更高效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经验数据证明,在处理同类任务时,以BERT为代表的、专门用于处理人类语言的AI算法所消耗的电能远高于人脑所消耗的能量。进一步地,机器真的能够使人从重复的低效率劳动中解放出来吗?如果我们把数据标注员等新工种纳入考量的范畴,类似的设问至少从目前看仍带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

  内容类聚合平台对新闻生产的隐性规训

  内容类聚合平台在新闻业的攻城略地曾一度引发大众对新闻业边界失守乃至消失的反思。就本质而言,它可视为一个以技术、数据、算法和社交为原料,以连接媒体和用户为功能指向所搭建的中介装置。它并不生产新闻,却承担着内容交汇中枢、分发中枢和用户交互中枢的角色定位。如果将传统媒体定义为卖方(即售卖新闻的一方),将内容类聚合平台定义为买方(即购买新闻的一方),那么,在由二者所编织的“买方-卖方”的二元关系谱系中,双方地位亦经历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嬗变,其间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是内容类聚合平台的急遽扩张。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媒体与其自建平台,不如借船出海,转型为纯粹的内容提供者。客观评价,此种论调有其理论上的自洽性,却无法掩盖其在传媒实践中的苍白无力:不仅从内容类聚合平台到媒体端口的导流效果有限,传统媒体的用户数据亦面临流失的风险——而后者构成了内容类聚合平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来源。

  追根究底,内容类聚合平台和传统媒体拥有不同的底层驱动逻辑。前者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技术主义和市场本位的;后者虽并不排斥商业属性,但首要强调的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价值统合。在与内容类聚合平台的话语权争夺中,传统媒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将某些技术主义、商业主义的逻辑成分纳为己用,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复合型的驱动逻辑。然而,部分传统媒体面对新的调适并没有找准方向,反而矫枉过正,陷入阅读量、转载量等数据迷思之中。这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或将新闻生产置于被平台制定的数据主义、算法主义所裹挟的风险之中。这是内容类聚合平台对新闻生产的一种隐性规训,如何破除此种迷思将成为传统媒体新的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1]陈昌凤.传播关系千变万化,人是不变的主体[J].全球传媒学刊,2021(1).

  [2]杨保军.简论智能新闻的主体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1).

  (作者为光明日报社新闻研究部编辑,博士)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11期】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