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选取近6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的获奖作品及入围作品为样本，依据“数据标准化”理论，通过内容分析法提炼西方调查性报道在记者能力、机构组织构架和调研方法等方面的特点

　　融媒体时代的信息技术化对新闻生产流程产生深远影响，对信息搜集和数据挖掘提出更高要求。融媒体时代背景不但使得新闻生产过程更多地依赖科学技术，同时也加快了新闻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融。数据分析方法依托自身的科学性，已经广泛应用于指导其他学科的发展，比如医学、生物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1]。但是新闻学作为传统的文科领域，与数据分析理论的交叉较为少见，本文尝试引入“数据标准化”和“最优模型”理论，指导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调查性报道起源于美国，其不但有规范的调研流程和呈现手段，同时也有相对健全的组织架构，是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典型代表[2]。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其中专门设立了调查性报道奖，以普利策调查性报道为研究样本，被认为是了解世界最先进调查性报道发展情况的有效手段[3]。

　　目前中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对比，大多以普利策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为例。二者虽然同为新闻奖项，但“数据标准化”理论认为性质不同、维度不同的两个样本不能直接对比。二者的媒介环境存在本质差异，在评选规则、传播机制、新闻理念和报道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换言之，普利策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不在一个坐标系，直接将其进行对比，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若要进行二者之间的比对，需要首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也就是将两组样本提取出可比对的地方。

　　此外，本文研究样本的选取依据“最优模型”理论，其认为在给定条件下，由于约束条件和模型评分不同，会有一系列的模型入围，评分最高的为顶级模型，其他入围模型为优秀模型。在生物学、医学和经济学等研究领域，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考虑全部的入围模型，而不是仅仅考虑唯一的顶级模型。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获奖作品即为“顶级模型”，入围作品均为“优秀模型”，只是获奖作品在当年的评委评分中得分最高。另外考虑到每年的入围作品都会涉及医疗健康、法律和贪腐等多个“约束条件”，虽然入围作品败北于当年的获奖作品，但均代表了当年调查性报道的最高水平。作者认为全部的入围作品均应该作为研究样本，用来分析美国调查性报道的特征。如2019年大卫·巴斯托等人的作品在入围调查性报道奖之后，被组委会挪到解释性报道奖项，并成功摘得该项新闻奖，足见组委会对入围作品的重视。2018年入围的迈阿密先锋报《搏击俱乐部》 对佛罗里达州青少年司法系统展开了全面调查，并刺激了立法改革，旨在对各州被指控青少年实施更好的保护。该作品虽未折得普利策桂冠，但收获了“约翰·杰伊最佳刑事司法报道奖”和“露西·摩根公开政府报告奖”两项殊荣，足见其在业内的影响力。目前很少有研究对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的入围作品进行过分析，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最终选取2015-2020年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的获奖作品和入围作品，共计18件作品、120篇报道。

　　本文基于近6年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获奖及入围作品，依据“数据标准化”将美国普利策奖作品进行消除“量纲”处理，即提炼出其在调研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并提出能够被我国新闻领域采纳的借鉴意义。

　　准确选好切入口

　　由于调查性报道大多数为揭黑题材，被揭露对象会尽可能地将调研线索隐匿或抹除，迫使可能提供信息的当事人、目击者等封口，使得调研记者常常毫无下手之处。这就需要充分搜集相关的数据信息，包括文案档案、发票账单、医疗记录，甚至信件、贺卡等等。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工作量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有的信息不但数量巨大，而且会跨越很长的时间，对调研记者的体力和业务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

　　2019年入围的《纽约时报》作品的系列报道，记者调研的是特朗普家族在20多年前的逃税历史，不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证据搜集的难度加大。记者只能将切入口转移到已搜集的大量纸质数据，包括1995张纳税申报单，一份10万页的文件，以及几万页的保密文件，包括银行财产单，财务审计，会计账单，现金支出报告，发票单据以及解约条款等。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海量信息中挑选特朗普家族逃税的蛛丝马迹，以此为切入口，逐步戳穿特朗普总统自诩“白手起家”的谎言。

　　2019年入围的《坦帕湾时报》作品，记者调研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小儿心脏手术死亡率激增的原因。当记者遇到可疑点尝试联系医院时，院方拒绝接受采访，并吩咐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不能发表任何意见。记者只能尝试将切入口转移到已搜集到的几千页医疗报告记录。通过仔细排查，发现在2016年的一次手术中，手术医生汤姆·卡尔将一根手术针遗留在一名新生儿的心脏主动脉上，直到三周之后才被其他医院的医生发现。记者将数千页医疗记录中的这一页，用彩笔勾勒并将图片附在报道中，将报道标题定为“一名新生儿离开医院时，心脏上带着一根手术针”，这也是8篇连续报道中的第一篇，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调研记者以此为切入口，随即开展对问题医生卡尔的调查，发现他早在2008年就受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暂停临床资质的处分。

　　选好切入口是记者顺利开展调研的第一步，对记者自身的知识储备有较高要求，这些多年积累的背景知识是展开深度调查的基石。调研记者是融媒体时代调查性报道的主体，首先要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并日积月累才能对某一调研性质的对象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才能在海量信息或无从入手的情况下精确找准调研的切入口。

　　充分利用资料深度挖掘信息

　　在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调研更考验调研记者通过这些数据对新闻事件本质的趋势预测，及背后驱动力的深度剖析，不但要有挖掘数据的能力，更要有分析数据的业务，这些对调查性报道更为如此。

　　2019年入围的《坦帕湾时报》是揭露医院小儿心脏手术失败率的作品。记者在长达一年多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医院的不同领导层都在隐瞒数据，并且在时报不断刊发报道之后，于2018年7月份删除了主要涉事医生的全部网站信息，并且没有回复是否会继续雇佣他，给进一步的调研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如何得到医院手术失败率的有效证据，尤其是在记者已经“打草惊蛇”，使得医院对一切资料证据更为警觉的时候？

　　核心记者尼尔·贝蒂曾是一位数据分析和开发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将医院拒绝公开的“死亡率”指标转化成计算病人术后恢复所需天数、术后获得败血症的病人数量、术后伤口裂开的病人数量，以及医生将病人放入心脏辅助仪器的次数等指标。而这些数据是记者通过非营利机构“胸部手术协会”获得，包括整个佛罗里达州的10个主要医院跨越10年的2700万个数据库。记者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计算，并借助计算机代码实现运算，发现这所医院在2016年下半年之后小儿心脏手术的死亡率激增，也就是之前的主治医生詹姆斯·奎恩受医院高层排挤离开之后，问题医生接管主要手术，在这之后的6个月内的手术失败率达到最近8年之最。此外，记者也深挖账单大数据，即每一所医院都要向州卫生安全管理局上报开销记录，这些数据会记录每一位病人在医院接受过的治疗，包括病人所做的检查，执行医生以及相应的诊断信息。记者不但提供了数据库，也详细提供了自己算法的科学理论依据，甚至包括运行计算的全部脚本。在铁证如山的“数据”面前，医院的丑行被揭露，政府相关部门也开始介入。

　　通过分析普利策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背景发现，很多记者都像《坦帕湾时报》的尼尔·贝蒂一样，具有娴熟的数据处理技术，或接受过正规的计算机课程及多媒体制作培训，不但能够对前期的新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能保证后期报道内容的优质呈现。而目前国内的整体新闻生态难以短期内改变，这就需要在记者行业引进跨学科人才，同时增加对记者数据分析能力的培训，强化调研记者、数据分析人员、软件开发者以及网页制作人员等相关领域的合作，启发记者的新闻创意。

　　甄别信息可信度，避免报道失真

　　调查性报道数据挖掘的难度不但体现在量大，还体现在排除错误信息源的干扰上。2018年获奖的《华盛顿邮报》作品，记者调研的是一位亚拉巴马州参选议员摩尔当年性侵未成年少女的丑闻。随着一系列报道的不断刊出和调研的进一步深入，一位女性主动联系到邮报，并提供了一系列自己当年被议员性侵的信息，包括在1992年被摩尔威胁堕胎。但在记者要求她提供堕胎证据的时候，她再三搪塞，在未获得确凿证据之前，邮报并未刊发关于这位女性的报道。多次交流中这位女性反复询问自己的供词是否会影响到摩尔的参选结果，记者凭借敏感的职业能力，洞察了她的不良动机，并上报给《华盛顿邮报》的领导层，开展对这位蓄谋诬陷邮报的女性的调查，利用“全国各州许可制度”大数据库，发现她的间谍身份，虚构故事情节恶意诬陷邮报。庆幸的是邮报秉持调查性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坚守新闻底线，化解了这场可能使得邮报名誉扫地的危机。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2017年获奖的《查尔斯顿宪邮报》作品中，记者报道的是大量阿片类药物涌入西弗吉尼亚州一些经济萧条的县，调查过程中政府提供了若干不实数据进行干扰，记者识破这些失真信息后，开始了自己对数据的搜集。最终在报道中呈现了一个个权威、准确的数据，增强了报道的说服力。并在其中的一篇报道中将标题直接定为“7.8亿粒药丸，1728人死亡”，直接打脸政府提供的不实数据。

　　调查性报道的揭丑对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设计或者虚构信息来干扰调研记者的判断，如果记者不加以求证，错误地采纳了这些信息，报道失实新闻，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也会重创媒体的公信力。这就需要调研记者和新闻机构筛选排除误导信息在调研过程中的不良影响。

　　依托新闻机构后盾

　　通过分析近6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除了核心的调研记者之外，还有强大的新闻机构作为组织后盾，协助核心记者搜集数据，制作网页，拍摄视频和摄影等。每一件优秀的作品都离不开整个团队的支持，值得指出的是2020年入围的《华尔街日报》作品，2018年获奖的《华盛顿邮报》作品和2015年入围的《华尔街日报》作品，都将“全体职员”作为核心记者的提名名单，反映了西方媒体对团队合作的重视。

　　这一方面体现在记者在调研过程中对所在新闻机构的依赖，如2019年获奖的《洛杉矶时报》作品，在核心记者背后，更多的记者都曾参与，在整个10篇报道中，4篇都有核心记者之外的记者加入，并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人事信息、参与参访等协助工作。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如2016年获奖作品《狂乱、危险而隐秘》就是由《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和《坦帕湾时报》两家新闻机构合作完成，揭露了佛罗里达州精神病院的暴力问题。而同年入围的另一作品是由《马歇尔计划》和《纽约时报》共同完成。强大的组织框架后盾还表现在新闻机构对调研记者的保护和培训，如2018年获奖的《华盛顿邮报》，在组织意识到有人蓄意抹黑调研记者的时候，每次都会派出至少一名工作人员暗中保护与调研对象会面的记者。

　　我国也正在改变调查性报道“单打独斗”的状态，如“呼格吉勒图案”冤假错案的调查，就是一名调研记者依靠强大的组织机构深度调查的结果。但结合作者从事调查性报道10余年的工作经验来看，目前国内不同新闻机构之间在调查性报道领域的合作还相对较少，这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结  语

　　在新时期融媒体迅猛发展之际，我国调查性报道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调查记者的组织机制构建，从调查方法、采访手段等方面加强对调查记者的培训，并秉承“师夷长技”的态度借鉴西方调查性报道的“精华”。同时，要加强媒体内部、跨媒体的合作，充分发挥媒体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使调查性报道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引，陈敏，廖小飞.大数据应用的现状与展望[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13（02）.

　　[2]程道才.西方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及采写要求 [J]. 当代传播, 2006（02）.

　　[3]莫文，崔文斐，穆冠成，李秀芹.2018年普利策新闻奖与美国新闻报道风向标[J]. 青年记者, 2019（01）.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新华通讯社甘肃分社记者）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