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报纸副刊人，坚定文化自信，不仅要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而且要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者，并在各自的地域板块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副刊编辑在过去很长时间被认为是“杂家”，替他人做嫁衣裳。近年来，全国报纸副刊行业热衷副刊编辑学者化的提法，很多副刊人由此对民国时期副刊编辑中的名家李大钊、孙伏园、沈从文等多有提及，他们都在思想或学术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今天的报纸副刊编辑来说，想成为学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立足岗位成为“编辑家”，对地方报纸副刊来说非常难，几无可能；涉足高校、研究所专长的领域，似乎不现实；极少数副刊编辑成为了作家，但作家与学者其实是两个概念。不过，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成长方式。这几年，在全国报纸副刊从业人员中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学者，他们是高校及研究所的学者无法取代的。

　　本文从副刊编辑学者化的困境、地域文化的兴起等方面，探析我国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副刊学者群体现象。

　　副刊编辑学者化的困境

　　全媒体时代，媒体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业务能力，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就报纸副刊领域来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侯军提出副刊编辑学者化的观点，并得到诸多同行的认可，此后他以自己的“杂而专”的经历撰文强调“尤需做专才”[1]。

　　所谓编辑的学者化，就是指既精通编辑业务又在某一专门领域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当代我国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周振甫认为，“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工作是一体的，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便无法很好地开展编辑工作”[2]。

　　周振甫的看法在期刊领域争议不大，但侯军的报纸副刊编辑学者化的提法与传统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过去，老一辈的副刊人普遍认为副刊编辑要做“杂家”。杂家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读书杂，思想杂，写作杂，什么都懂一点儿，杂则杂矣，“家”则不是自封的，需要社会的认可。社会上普遍认为副刊编辑只是“裁缝”，替他人做嫁衣裳，并不认可其 “服装设计大师”地位。很多作者通过副刊成就了自己，而副刊编辑即使水平再高，若无所专，终将被人小觑，自己也没有成就感。

　　提到副刊编辑的学者化，副刊人很容易联想起民国时期的报纸副刊。那时的报纸副刊编辑成“家”的很多，李大钊曾是《晨报》副刊编辑，储安平、胡也频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沈从文主编过《大公报》副刊，冯至主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特别是孙伏园，他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人称“副刊大王”，曾发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等名篇佳作，还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在其主持下，《晨报》副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处重要宣传阵地。[3]

　　民国时期的报纸副刊产生了很多大家，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处于新旧文化转换之交，报纸副刊是新旧思想斗争的载体，是思想、文化启蒙的主要场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及随后的五四运动，中国新旧文化碰撞、中西思想融合激荡，大批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当时的报纸诞生了著名的四大副刊，即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和北京《晨报》《京报》的副刊。

　　相比民国时期来说，今天的报纸副刊已经失去了启蒙的功能，知识遍地开花，特别是全媒体时代，人们接受思想、文化的媒介众多。副刊人中也产生过有名的文化学者、编辑家。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李辉采访过全国大量的顶级文化名人，出版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传奇黄永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传记与随笔集，还策划组织各大中文报纸副刊编辑、副刊作家编纂大型丛书“副刊文丛”。

　　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今天的报纸更多是地域性的。李辉的成功案例难以复制，地方报纸副刊人的平台狭窄，想成为作者、读者口头上的“名编辑”很容易，但成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名编辑则很难。

　　地域文化复兴与副刊担当

　　报纸的副刊附着于新闻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副刊内容。民国时期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作品在中国报纸的副刊唱主角，副刊成就了很多作家。但如今纯文学走向了小众化，一些著名作家也习惯于在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

　　新时代，“报纸副刊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文化责任与担当” [4]，为了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夺得一席之地，留住读者，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将重点放在地域文化的挖掘上。从纯文学走向地域文化传播是当今报纸副刊的特点，这是时代带来的变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内的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地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及人文景观、民间风俗，都具有丰富的地域特色。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以及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许多记忆中的事物正在逐步消失，越来越引发人的怀旧意识。同时，保护地域文化，展现地域文化的魅力，让更多的“乡愁”被守望，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共识。地方报纸，其报道内容、读者对象，都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因此，地方报纸副刊关注地域文化，讲好地域故事，是在地方文化传承中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近年来，《羊城晚报》强调自己姓“羊”，立足羊城，面向岭南，重点挖掘岭南文化。《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共同挖掘成渝两地文化资源，2020年7月，两报共同推出“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深入挖掘历史文脉，传承巴蜀文化，展示古道沿线当今变化。《辽沈晚报》关注辽宁的地域文化，包括红山文化、辽文化、清文化等，形成了浓浓的“辽宁风”。《石家庄日报》《廊坊日报》深度挖掘燕赵文化。《苏州日报》努力培养新苏州人的“苏州文化”认同。《杭州日报》重点讲好杭州的文化故事。《株洲日报》挖掘株洲的历史文化。

　　关注地域文化，表现地域文化，还能增加副刊与百姓的贴近性，使受众通过对文化的关注，转化为对副刊的关注，成为副刊的忠实读者，扩大了副刊的受众群。这也是报纸自身提升竞争力的需要。

　　副刊人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作为

　　地域文化的复兴，为报纸副刊地域文化学者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地方报纸副刊人，坚定文化自信，不仅要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而且要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者，并在各自的地域板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羊城晚报》副刊部主任陈桥生成为岭南文化学者，出版了《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一书。该书阐释了唐以前的岭南文化，尤其是“岭南学”的发生、发展，对岭南文化研究具有突破性贡献。暨南大学著名学者蒋述卓评价陈桥生：“他作为一个文化传媒兼学术研究者，也起到了一个文化摆渡人的作用。这是广东传媒、学术、文化之大幸。” [5]

　　已去世的《四川日报》副刊部主任伍松乔，主持了20余项大型巴蜀文化活动策划与项目研究，出版《寻找巴蜀红色故里》《成都：柔与刚——一座城市的DNA》等专著。

　　《石家庄日报》原副刊部编辑王律，深入研究河北文化，从一位副刊人成长为地域文化学者和传记作家，他出版了60多万字的《石门风云》，被列为石家庄市政府推荐的地方乡土教材。他写的《开国记忆——一位报人的红色档案》一书，记录了百位革命老人的口述实录。

　　《廊坊日报》副刊部主任、文化学者孟德明写出了17万字的文史专著《秘境三关》。该书论述宋代冀中地区的神秘符号“三关”，全面解读了“杨家将故事”生发之地的历史变迁及历史事件，丰富了廊坊古代边贸的内容，填补了廊坊边关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

　　《汴梁晚报》专副刊部主任赵国栋，具有浓厚的开封情结，醉心于开封及赵宋文化的挖掘，出版了《逐鹿神州》《府衙文化》（与人合作）、《大宋王朝》等著作。

　　笔者长期担任《株洲日报》副刊部主任，从2007年开始，历经8年的研究、考证，于2015年写成了30万字的学术著作《株洲文明史略》，系统解读了株洲五千年地域文明，填补了株洲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该书问世后，不仅引起了本土专家学者的热捧，还引起了以研究中国南方文明而知名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原主任、英国牛津大学院士科大卫教授等一些学者的关注。湖南省文史馆员、著名作家聂鑫森称它是“湖南第一本地域文明史著作”。

　　当今报纸副刊人之所以能在地域文化研究中脱颖而出，除了外在的大环境影响外，还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这一代副刊人大多是60后，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很多人具有较好的文史哲知识功底，学术基础和水平不亚于高校教师，只是因长期从事报纸编辑工作被人们忽视了他们的学术造诣。其次，就地域文化研究来说，副刊人比学院派更具有优势。学院派的研究大多从理论到理论，很难有学术上的突破，而副刊人作为记者，接触面广、杂，学术研究更接地气，从地方文史资料到民间家谱档案，再到百姓口述历史，无所不包。再次，厚积薄发，副刊人本身并没有学术研究任务和压力，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 其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兴趣和热爱。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占有翔实的资料， 十年磨一剑，他们大多在50岁左右推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1]侯军.泛媒体时代，尤需做“专才”[J].中国记者，2018（5）.

　　[2]范艳芹.周振甫的“学者型编辑”思想理念与实践[J].新闻世界，2020（11）.

　　[3]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3—113.

　　[4]何菁. 报纸副刊的时代责任[J].青年记者，2017（6）.

　　[5]蒋述卓.探寻唐前岭南文脉[N].光明日报，2019-12-25.

　　（作者为株洲日报社副刊文艺部主任）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