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人，或在复杂的形势中发出激扬的声音，催人奋进；或突破重重障碍报道真实的信息，击碎谣传；或于烽火连天中关注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新闻人担负起“确保胜利的信心、倡导民族的气节、发扬正确的舆论”神圣使命，①以纸笔为武器，以媒体为战场，大力宣传团结御侮共同对敌，褒扬忠勇，贬斥丑恶，鼓舞士气民心，坚定必胜信念，在新闻宣传战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我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新闻人，范长江等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笔者这里选取乔冠华、徐铸成、曹聚仁三位典型，述论他们在抗战中的新闻经历与业绩，以此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国际述评专家乔冠华

　　八月秋高风怒号。转眼之间，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已经整三个月了。

　　好像是风卷茅屋的一样，倾刻之间，希特勒自命为难攻不落的“欧洲堡垒”，于今只剩下一座摇摇欲坠的“德国茅棚”了。

　　八月秋高风怒号：胜利在西线，胜利在东线，胜利在海洋——东西南北的胜利都在呼唤我们；现在，是我们认真振作起来的时候了。

　　这是乔冠华1944年9月24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国际形势述评，标题为《八月秋高风怒号》，署名“于怀”。读着这文采飞扬、激情洋溢的文字，怎能不使人心潮澎湃，忠勇奋发！

　　1938年3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留学德国的乔冠华乘船归国，来到广州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参谋，负责收集国外军事情况和国际动态。同年11月广州沦陷，余汉谋派人到香港创办《时事晚报》，乔冠华也前往担任该报主笔，主要为报纸撰写社论。他栖居在报社楼上的一间陋室中，床上摊着一本牛津版的世界地图，追逐时局热点，纵谈天下大势。

　　从1939年3月至9月，乔冠华为《时事晚报》撰写了一百多篇剖析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社论，后结集为《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托好友冯亦代带至上海，由新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冯亦代当时在香港为《星岛日报》翻译英文电讯，他后来回忆说：“而其时，老乔正以他成熟犀利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限于迷乱心情中的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每天读《时事晚报》上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自从胡愈老开拓了中国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后，真是人才辈出，如恽逸群、金仲华、冯宾符、张明养等，而老乔在《时事晚报》所写的文章虽属后出，但却出人头地，迷住了每个关心时事的年轻人。”②《争民主的浪潮》在上海出版后，大受欢迎。因为当时上海租界已成“孤岛”，对于一日数变的世界风云和抗战局势，特别是对于国际上的风云际会，人们不能一目了然，而这本书正起到了匡正视听的作用。

　　乔冠华除了为《时事晚报》撰写社论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胡愈之主办的《世界知识》写文章。1939年9月《时事晚报》因经费不济停刊，他就集中精力为《世界知识》写稿。从1939年4月至1940年11月，他用“乔木”笔名，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地中海是欧洲近代史的一面镜子》、《一年来的欧战》等16篇文章，后结集为《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一书。

　　1939年底，经廖承志等介绍，乔冠华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和“邮检”，《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进步报刊出版发行受限。

　　1941年4月8日，中共在香港创办《华商报》，以此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对外宣传据点，使东南亚华侨与各国进步人士能够及时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乔冠华在《华商报》开设“国际一周”专栏，每周在该报发表一篇国际时评。同时，民主报人邹韬奋秘密离开重庆来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乔冠华担任《大众生活》编委，为其撰写国际时事评论。《华商报》和《大众生活》密切配合，在宣传战线起到了很大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乔冠华脱险回到重庆，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周恩来指定他为《新华日报》撰写国际述评文章。从1943年1月至1946年3月，乔冠华每两周一篇（1944年4月至8月因病由夏衍代替），用“于怀”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近70篇国际政治、军事述评（后结集为《形势比人还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和《从战争到和平》三部书）。这些国际述评，“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哀乐”。③

　　抗战期间，乔冠华笔耕不辍，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评述国际政治、军事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这些国际述评，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叙述清楚，剖析透彻。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云遮雾罩。乔冠华能够综合各种材料，将问题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楚明了，并对时局走向做出合理的分析与判断。1941年6月11日，他根据欧战形势，在《华商报》上发表“巴黎将于两日后不战而降”的评论，这一预见两天后即成事实。其二，文采飞扬，充满激情。例如他1943年12月18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国际述评《怀着信心瞻望》，开篇写道：“尽管是冬天来了，这些时东西战场却都呼吸得到春天的气息；放观大局，宛如置身于百花灿烂的高原；谁能否认这一个冬天是战争开始以来最富于希望的一个冬天呢？历史的大河好像是解了冻的一样（虽然目前正是冰结大河的季节），大事件如奔流汹涌而来。”语言诗化，行文酣畅，读罢令人荡气回肠。清晰的脉络、透辟的分析、诗意的语言、丰沛的情感，为乔冠华赢得了国际述评写作“第一小提琴手”的美誉。

　　乔冠华当时年仅而立，却能写出如此众多的高水平国际述评文章，源自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一生最喜欢的诗句，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形诸文字，发诸报端，正是为了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当然，这与他的高才博学也密不可分。1936年乔冠华还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时，鉴于西班牙战争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他就开始钻研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军事著作，研究欧洲战争史和军事地理，为他以后撰写欧战述评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文章，使中国读者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势，鼓舞军民保家卫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看到他撰写的国际述评后，曾大加赞赏说，“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④

　　上海“孤岛”健笔徐铸成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于日寇之手，租界成为“孤岛”。日本占领军要求在租界出版的各家中文报纸，必须接受新闻检查。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除《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立报》义不受辱，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出版。受日方新闻检查的《新闻报》、《时报》被人唾弃，新出版的《新申报》等汉奸报纸更为人所不齿，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战局势——旧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一度出现了“新闻真空”。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宝礼等人于1938年1月25日发起创刊了《文汇报》。为避开日方新闻检查，《文汇报》借鉴其他报纸的做法，挂洋商牌子，聘请英国人克明任董事长、发行人兼总主笔。

　　徐铸成本来担任《大公报》上海版要闻编辑，该报因拒绝接受日方新闻检查而停刊，他也被报社遣散，闲居上海。《文汇报》创刊后，严宝礼就约请徐铸成为《文汇报》写社论。徐铸成为《文汇报》所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淞沪之役六周纪念》：“吾人认为中国民族前途之光明，于一二八之役已吐露其曙光矣。今中国军民如能本一二八之役的精神，坚持到底，最后胜利自可从万分艰苦中获得。”⑤他告诫上海市民：“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四周的巨浪，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天空的铁鸟，随时会震伤你们的心弦；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处的地位；为了你们自己，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堕；为了你们的子孙，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⑥对上海工商界等几个想投敌的“软骨头”，他又撰写了《告若干上海人》社论，严正警告这些人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去当小丑”，葬送了自己！

　　徐铸成为《文汇报》撰写社论一个月后，严宝礼延聘他正式进入报社，以主笔名义主持《文汇报》编辑部，全权处理编辑部事务，使他的权力凌驾于总编辑之上，这种人事安排在当时的报馆中是独一无二的。严宝礼对徐铸成的赏识之深、任事之专，在中国新闻史上堪称佳话。徐铸成也没有辜负严宝礼的厚望，他主持《文汇报》编辑部事务后，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战，及时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事迹，重视对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及抗日根据地延安情况的宣传报道，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敌，数月间就使《文汇报》的发行量激增至近六万份，一举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文汇报》获得巨大成功，使年仅31岁的主笔徐铸成激动不已，信心倍增：“有一天黎明，我工毕回家，到霞飞路、吕班路口时，就下车让汽车回去，到当时的‘法国花园’去了一圈。看到树荫下、水池边靠椅上坐着的人，不少埋着头在看报，我走近一看，十之八九都是《文汇报》。我抹着感激的热泪，暗暗自己发誓：尽管我十分幼稚，我一定尽力办好这张报纸，尽力跟周围的恶势力斗争，决不辜负读者的鼓励和期望。”⑦

　　《文汇报》获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创刊适当其时。当时“孤岛”民众抗战热情高涨，平时看惯的大报大部分停刊，继续出版的《新闻报》只能刊登经日方检查过的新闻，《时报》每每为日伪张目；几张所谓的洋商报如《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或言论吞吞吐吐，或态度暧昧；进步的《译报》只译载外文报刊内容，《导报》还没有创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汇报》应运而生，填补了“新闻真空”。其次是编辑方针。徐铸成主持编辑部工作的第一天，就为《文汇报》制定了“挂洋招牌，办中国报”的编辑方针。他认为，《文汇报》虽然挂着洋商招牌，编报者却是爱国的中国人。因此，报纸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卖国投降，不论在社论、新闻标题和新闻写作方面，还是在副刊编辑等方面，都堂堂正正、毫不隐讳地表达这个立场。在徐铸成的主持下，《文汇报》名义上是洋商报，却敢于闯出洋商报的禁区，说出爱国的中国人要说的话，报道他们要知道的消息。第三，徐铸成所撰写的社论，慷慨激昂，文笔犀利，深入浅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为《文汇报》赢得了广大读者。

　　《文汇报》的爱国立场赢得“孤岛”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同时，却招致日伪的切齿忌恨。《告若干上海人》社论发表的翌日，报馆接到恐吓信，说《文汇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若不改弦更张，再有反日情绪，将有杀身之祸。第二天，报馆即受到暴徒炸弹袭击，造成职员死伤。徐铸成和《文汇报》同人不为所惧，接着发表《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社论，指出炸弹的光顾、黑暗势力的进攻，正足以证明同人的苦斗已获得相当成效，发誓“愿为维护言论自由奋斗到底”。徐铸成正式进入《文汇报》不久，报馆又收到一个热水瓶匣子，上面写着“文汇报主笔先生亲收”。拆开一看，里面竟然装着一支血淋淋的手臂，还附有一张纸条：“主笔先生，如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过了20多天，忽然有人把一大筐水果送到编辑部收发室，经租界巡捕房化验，每只水果都打进了烈性毒汁。面对敌人的恐吓与毒手，徐铸成等《文汇报》同人并没有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为抗战救国鼓与呼。

　　《文汇报》当初请英人克明担任董事长、发行人兼总主笔，无非是让他充当报纸的“保护伞”，使《文汇报》挂上“洋商”招牌，规避日方的新闻检查。克明开始的确也尽到了一些保驾护航的职责，并能遵守诺言，没有干预报纸的新闻和言论。但是，随着报纸业务的蒸蒸日上，他的“胃口”逐渐扩大，首先提出加薪，而后开始插手编辑部和经理部，企图控制整个《文汇报》。徐铸成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1939年5月18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以《文汇报》“言论激烈”为由，通知《文汇报》停刊两周。这显然是日本向英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在报纸停刊期间，汪伪政权派汉奸用巨款收买克明，指使他免除严宝礼的经理职务，还给他配了编辑班子，等复刊后偷梁换柱，将《文汇报》改造为汪伪集团掌控的汉奸报纸。为使《文汇报》的声名不被玷污，徐铸成联合编辑部26人，在《申报》上联名发表《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要求克明保证不改变报纸原来的编辑方针，否则大家暂不参与编辑工作。

　　徐铸成等同人的抵制并不能阻止克明复刊《文汇报》。幸而英国公司法规定，如果持三分之一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同意，公司不得继续经营。严宝礼等想尽一切办法收购散股，所持股份超过三分之一后联名写了一份停刊报告，呈给从重庆来沪的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寇尔考虑如果在上海租界出版有一张公开亲日的英商报，对英国也不利，就批示驻沪领事，吊销了英商文汇出版公司暨《文汇报》的登记执照。徐铸成、严宝礼等《文汇报》同人，以釜底抽薪之法，彻底粉碎了克明伙同汪伪政权企图使《文汇报》变色的阴谋，保住了“文汇报”这三个字的纯洁，也保住了中国报人的民族气节。他们“壮士断腕”，自我终结赖以安身立命的《文汇报》，在中国新闻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

　　战地记者曹聚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使家住上海、37岁的大学教授曹聚仁下决心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了惊险而传奇的战地记者生活。八年抗战，他以中央社战地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东战场的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采访，写下了难以计数的新闻报道、战地杂感和人物通讯，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香港《立报》、《星岛日报》等刊载，有的还被选入战时教科书，流布极广。曹聚仁的战时文字，不仅记录了八年抗战的壮阔画卷，而且对抗战发挥了直接助益，因为在他的字里行间，始终充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作为战地记者，曹聚仁的成就和贡献主要有：

　　第一，“独占”淞沪前线新闻。“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帅部出于保密考虑，规定淞沪各军不得随便发布军事新闻，所有新闻拟定后必须报告给苏州第三战区长官部，再由长官部转告上海市政府，然后由市府新闻处转告中外记者。如此这般辗转下来，新闻都已成了明日黄花，报纸不愿采用。日军方面则每天发布五六次新闻，在宣传上反而占了先机。因此，各报都希望有战地记者，直接进入前线采访。但是，前线各师司令部都不欢迎记者，因为记者的采访车常常引来敌人的炮弹，非常不安全。这是淞沪会战前期报社与前线部队之间难于解决的矛盾。

　　上海《大晚报》总编辑曾虚白听说曹聚仁是88师师长孙元良的朋友，有进入前线的门路，就请他担任《大晚报》的战地记者。战事进行20天后，曹聚仁终于在孙元良的安排下以个人名义进驻88师师部，每天随军进退，将战地见闻写成通讯、特写，发给《大晚报》，后来还给上海《立报》和中央社发新闻。淞沪战线上的新闻，自曹聚仁到了军中之后，才转入正常化。由于得天独厚的采访优势和过人的采写能力，曹聚仁的淞沪战事电讯，几乎占据了上海报纸两个月的头条。

　　10月3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我军闸北阵地，尔后敌方发言人向各国记者宣称：“闸北中国军队阵地经轰炸后，完全动摇，即将向后总溃退。”曹聚仁闻讯后一言不发，马上到阵地查看了一圈，随即写成电讯发给报社和通讯社，用事实说明我军不但没有溃退，而且在进行英勇反攻。第二天，上海的中外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出了这则电讯。消息一出，敌方所谓的我军“总溃退”之说不攻自破，消解了市民们的恐慌情绪。曹聚仁所采写的淞沪战讯报道，将我军将士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告诉了后方民众，使大家同仇敌忾，踊跃劳军援军。

　　第二，首报台儿庄大捷。淞沪战事结束后，曹聚仁被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1938年3月底，他从武汉来到徐州前线，参与报道台儿庄会战。当时，《大公报》、《新华日报》、《武汉日报》、《扫荡报》、《大刚报》等报社，派驻徐州的记者有20多人，新闻竞争异常激烈。4月6日晚，曹聚仁以非凡的新闻观察力和判断力，抢先发出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在激烈的“新闻战”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名记者。

　　台儿庄大捷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再次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曹聚仁第一时间将我军获胜的消息报道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曹聚仁后来总结说，他之所以在这次“新闻战”中抢得先机，是使用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即把零碎消息和整个战局综合起来，从而提前做出我军大获全胜的判断。他指出，记者必须有异于常人的“新闻眼”——对事件的透辟观察力、分析力。不过，“新闻眼”不是朝夕可以养成的，需要记者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培育：记者要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发展的眼光去观察每一个客观事件；记者要以联系的眼光而非孤立、片面地去观察某一事件；揆度新闻原料的“情理”，相互印证，去伪存真，重新组成一件正确的新闻。⑧

　　第三，战地巡游，研究社会。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曹聚仁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⑨在战地巡游，写下所见所闻所感，一一见诸报端。实际上，曹聚仁的文字并不局限于报道战事、记述言行、描写风物，有的通讯已经达到了对问题学理研究的水平。日寇在对华进行军事战的同时，还发动经济战，企图使我国社会经济崩溃，彻底丧失抵抗的力量。日寇发动经济战的预定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封锁沿海口岸、大量使用军用票、滥发伪币、倾销日货等方法，摧毁我国法币的外汇价格。敌人的狠毒伎俩表面看来的确发挥了作用，法币贬值，城市物价上涨，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依然不曾掀起什么浪涛，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曹聚仁说，这简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奇迹？1939年9月，他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浦城，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自耕农抗战前后的家庭收支情况。研究发现：汇率暴跌没有引起农村主要用品价格暴涨，农村物品的平衡涨价也没有严重影响农民的生活。自耕农是中国农村的基干，他们是“经济的母财”——土地的忠实儿子，相信土地生生不息，只要辛勤耕耘，土地一定会回报他们以财富。在社会经济变动过程中，自耕农就发挥他们的保守性武器，只承认物物交换的原始经济原则，用自己的劳力在土地上生产所需物品，再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一个不相信土地会破产，而认定自己的劳力可以再造财富的农民面前，汇率涨落在他们心头不可能激起什么波动。

　　曹聚仁进而得出结论：关于抗战，只有农民，能作“能不能支持下去”的最后答复。他建议政府，不但要节用民力，更要扶植民力：如何扶助自耕农，如何稳定农村经济，这是决定持久抗战力量的重心。他把这一研究心得写成长篇通讯寄出，《前线日报》随即刊出，而中央社只发了参考稿，重庆的路透社、美联社都发了长篇专电。于是中央社又发了专电，全国各报也刊登出来，《前线日报》又刊载了一次。曹聚仁说，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高的荣誉，比后来获得云麾胜利勋章还感到光荣。

　　当然，这些成就、荣誉的获得，是曹聚仁在“读万卷书”后，于烽火连天中“行万里路”的结果；埋首书斋、懦弱虚浮之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多而有影响的通讯报道的。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涯，曹聚仁所经历的苦难，遭遇的危险，何止一二。“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场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这是曹聚仁1943年所做的感怀诗，足以作为他八年战地记者生活的写照。

　　参考文献：

　　①杜邵文：《战时报学讲话·前言》，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年版，第2页

　　②冯亦代：《忆乔冠华》。转引自乔松都著：《乔冠华与龚澎》，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340页

　　③《乔冠华国际述评集·前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④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340页

　　⑤《淞沪之役六周纪念》，《文汇报》社论，1938年1月28日

　　⑥《上海并非孤岛》， 《文汇报》社论，1938年2月1日

　　⑦徐铸成：《旧闻杂忆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⑧曹聚仁：《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1946年版，第4-6页

　　⑨罗孚：《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读书》，1986年第12期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15年第22期；原标题：书生报国笔如刀——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新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