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了地方辟谣联盟的产生及发展历程，探讨联动模式下的辟谣实践中，联合治理网络谣言的“根状”路径的形成。

　　联合辟谣平台这种内容核查的模式在当前已经颇具规模，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核心，辐射到全国40多家辟谣平台，被称为辟谣实践中的联动模式[1]。类似于规模庞大的军团作战，这种壮观的场面有助于阐明和建构网络用户的集体经验。当然，此举措也不乏政治的考量，在政治宣传中景观的震撼体验，是一种引起注意力感知特别有效的手段。[2]这种极具权力美学的辟谣之举经过7年多的时间，在不同地区进行了酝酿和孵化，在2018年驶入快车道，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辟谣网络，其中我们看到了组织变革的身影。组织变革是为应付经常变化的技术环境所需的反应，它独立于技术变迁，该变革一旦开始，新信息技术便可大大提高其可用性。[3]

　　地方辟谣联盟的出现

　　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辟谣平台脱胎于地方。成立于2013年8月的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算是成立较早、影响力较大的一个地方性质的联合辟谣平台，最初是由千龙·中国首都网联合搜狗、新浪微博、搜狐、网易、百度等5家网站共同发起。截至2015年8月，成员已经增加至45个，涵盖网站、报纸、电台、电视台、社会组织等。它吸纳了传统媒体（如《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日报》等）、网络媒体（如千龙网等）和第三方技术平台（如搜狗通过识图技术辨别图片的真假）等诸多主体参与其中。在联合辟谣平台的运作过程中，既有当地网信办和警方等行政机构的支持，也有一些商业性质的网络社交媒介（如微博等）参与其中，这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共同行动的力量。[4]为了调动普通用户的参与热情，辟谣平台显示了其媒体机构的属性。这个联合辟谣平台的样本意义在于，它形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在管理部门、行业组织指导下，基于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的方式，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这些做法在之前是没有的，尤其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联动、政府机构和辟谣平台联动、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联动等诸多需要协调资源的行为更是彰显出这种创新形式背后的权力影响之大，这是一个新的探索路径。[5]联动模式的辟谣之举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分工合作，有专门的主体负责内容搭建和日常维护，数据整合由另外的公司负责，而辟谣信息的提供则由若干平台负责，最后谣言的呈现则通过统一的数据平台来完成。在一系列宣传报道中，这种模式被赋予最大的特点是联动，但是笔者认为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市场化主体为主的联动，遗憾的是，之后全国各地的模仿者在联动上做的工作很充分，但是在市场化主体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这种联动模式很快被首都之外的省或自治区所复制，2015年9月，西南地区的辟谣平台联盟出现。四川省9家网站首次开通网络辟谣平台，成员有：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四川网络广播电视台、新浪四川、腾讯大成网、成都全搜索、乐山新闻网、北纬网、宜宾新闻网等9家媒体。四川省网络文化协会负责组建辟谣联盟，辟谣联盟成员开通辟谣平台。此处辟谣联盟的组建者是四川省网络文化协会，而内蒙古自治区辟谣平台的组建成员中也有当地的网络文化协会，相关的省级协会作为发起主体在其他地区则鲜见。辟谣联盟此后还出现在西北地区，2017年7月，由陕西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环境保护厅、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陕西各市（区）网信办和12家新闻网站共同发起的陕西网络辟谣联盟正式成立。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这种联动式辟谣实践也有着深层次的政治或者社会治理的考量，但是如果没有足够活跃的信息传播者，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联动气质的辟谣模式。

　　数量众多的媒体通过一个通道集中发布辟谣信息，把网络空间中信息“黑市”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限度，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这些辟谣信息，这本身就是“嵌入”了一个相当传统的辟谣理念，如同纳普提出的五条制止谣言大量流传建议中的第四条所提到的，播发信息并不能保证信息被接受，最好能确保所有的人都接收到这些消息，须消除一切未知的空白点。[6]

　　辟谣联盟的升格

　　2018年，联动式辟谣的做法被进一步拓展。从地方层面升格到更高的级别。是年8月29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线，主办方是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承办者是新华网。从体制内机构运作的角度来说，这种配置的规格较高，反映出该平台被重视的程度之高。[7]

　　体制内媒体（如人民网、新华网）和商业网站（如腾讯、今日头条）等不同类型网站及平台也同时推出辟谣栏目和产品，联合平台的辟谣数据资源3万余条。在20多家指导单位中，不乏中央党校和国家发改委这样的机构，《人民日报》的报道称这种运作方法开创了“联动发现、联动处置、联动辟谣”的工作模式。[8]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涵盖了陕西、湖北、内蒙古、北京、上海、福建、河北、江苏、天津、山西、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贵州、甘肃、宁夏等二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网络辟谣联盟形成一种壮阔的媒介景观，空间成了争夺的对象，“空间是伸张和运用权势的场域之一，其方式十分微妙，即难以察觉的象征性暴力”。因此，支配空间的能力非常重要，而网络联合辟谣平台则充分表征出这种模式下所蕴含的资本之丰沛。

　　纵观2018年8月29日到2021年11月三年以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一些工作，多是常规性的，比如盘点当月热传的十大谣言以及发布年度互联网辟谣影响力优秀作品或者在非常时刻设置特殊栏目，在疫情期间开设健康传播辟谣专区等。这些工作同时也体现在一些媒体辟谣实践中，但是这种高规格的联动辟谣模式还带来了业务之外领域的拓展，即提升用户的专业识谣能力被纳入更重要的方面。例如，多家平台提出“帮助大家提升辨谣识谣的能力”，这种观念应该说是一种理想模式下的愿景，因为对于何为谣言的认识其实有着很大的主观性。这涉及互联网时代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卡普费雷的观点对分析该问题有很大的启发，真实性的和核实的概念，源于社会的一致同意：真实主要是社会真实，不存在一种可以充当真实性标准的事实，而是存在多种事实。[9]

　　全国“一盘棋”式的联动式辟谣实践强化了此项行为的职业性和品牌性。谣言不再被职能部门通过指令的形式来消除，品牌的创建更是让权力在青年群体面前呈现出很大的亲和力，“一个可爱的卡通形象——真真，在微信表情商店上线了16款表情，让辟谣‘动起来’”。这种迎合新生代群体的模式让权力退出后的前台活跃了新的身影——青年文化，而且在传播的终端上也体现出亲青年的属性。从这些举措中，我们隐约看出“剧场国家”的身影，权力的运作通过仪式的展演来体现出来，因为展演能体现出一种“向心”的凝聚力，事实核查的实质和治理的方略之间出现了一种愈发适配的关系。

　　一种“根状”路径的形成

　　辟谣联盟似乎已经成为建构常识经验和感知真实世界的重要形式。辟谣平台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社会性在这些新的平台中不断得到表现，这使辟谣平台成为一种控制的力量，微妙地引导着日常生活的方向。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参与者超过40个，这些平台通过集中的方式构成了当前很独特的媒介景观，它们类似于一群结网捕鱼的人，从以前的单独行动变成一个有着神经中枢的有机体，它们还类似于在内容核查场域中的军团作战者，这种上下整齐的联动式辟谣实践，体现在宏大叙事风格的网页设计和内容呈现方面，无论内容更新的数量是多是少，从整体上来看，都呈现出异常绚烂的媒介景观美学。

　　当前中国对网络谣言进行联合治理的路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根状”，最上面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平台，下面分列省级辟谣平台，而省级辟谣平台下面又裂变出若干地市级的辟谣成员。类似的结构模式，在北京、山东、浙江等省或直辖市的辟谣平台上也有所体现，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显示的联盟成员有20个，包括百度、知乎、搜狗、果壳、今日头条和360等商业性机构。在山东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首页的下端，显示出成员单位有22家，涵盖了临沂、淄博、枣庄、烟台等地的网络媒体专门制作的网络辟谣专题。浙江联合辟谣平台则显示联盟成员有35家单位，也多为省内的一些市级网络媒体机构。上海、山西、安徽等地的联合辟谣平台则没有这么复杂的架构，然而即便是展示成员单位的做法也有所不同，山东辟谣平台显示的是成员单位的辟谣平台，而浙江、陕西等地则把省内所属的一些新闻网站作为成员单位，没有具体的辟谣平台。河南的网络辟谣平台联盟成员的展示方式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首页下端的7个“网络辟谣平台”，其中有两个是专门的辟谣网络专题，而其他的则是洛阳网、开封网之类的网站。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如何看待北京地区联合辟谣平台的20个联盟成员中有着近一半的商业机构，而非北京地区的联盟成员多是依附于体制内的网络媒体，甚至有的省份在个别商业网站已经建立相对完善的辟谣平台的情况下，又另起炉灶搭建了一个以体制内机构传播为主的平台。

　　二是现有的内容体量能否适配这种辟谣平台延伸到地市级的做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纵观电子论坛之后的内容核查实践，笔者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主管机构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说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对该问题的重视，但假如市场主体在这种模式中渐趋边缘化，而一个没有多方主体参与合作的模式，是无法兑现一个长久而又乐观的预期的，因为对谣言最敏感的应该是活跃于市场的互联网内容生产公司。网络谣言这个新的品种在当前的研究中本来就不是很充分，因此，联动辟谣的主体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让市场化主体参与甚至作为主要的参与者。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笔者在分析经验材料时的一个深入思考，我们发现不少辟谣平台更新慢，内容也多是一些反复炒来炒去的“隔夜饭”。因此，这种辟谣式的内容体量和延伸到市一级的辟谣平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即在什么节点时，辟谣平台服务于大众，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运作，而一旦超过这个节点时，它就极有可能沦为一种形式，这是原本创新探索实践的一种“内卷化”转向，也是当前研究网络联合辟谣平台课题的学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上述两个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联动模式下的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1973年，哈维茨提出激励相容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一致问题，就联动模式而言，如果该模式激励的宏观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微观需求相一致的话，那么对于该模式的认同意愿将提升，如果模式内容与利益群体的需求之间无法适配，就可能使得该模式在实践中出现所谓的激励不相容，这会导致联动模式在扩散的过程中出现所谓的“对策型政策执行”，即作为主体之一的商业网站或者地市级的网络平台，由于受到制度性背景规范或者经济利益约束，行为偏离了联动模式的要求，使得联动模式的相关政策在执行中发生扭曲的现象。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会使一些主体产生非议，联动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被搁浅。

　　在这种根状模式中，在根系顶部和根系底部之间，信息的传播是双向的，来自根系顶部的信息强化了核查类内容的权威性，来自根系底部的信息则扩大了内容的数量。联合辟谣平台作为媒体集群，构建了一种社会真实。通过制造由媒体主导的对现实的看法，传播者制造出现实的效果，因为这种看法参与制造该群体所描述的现实。[10]在研究地方网络联合辟谣平台时，我们也发现一些媒体专门的核查性产品也被纳入这个系统，如浙江辟谣平台的首页上显示出一些媒体的核查类产品：浙江卫视的“真相求证”、浙江在线的“权威辟谣”、民生996的“谣言粉碎机”、新蓝网的“照谣镜”、19楼的“19谣言粉碎机”、新浪浙江的“微博辟谣平台”、腾讯大浙网的“新闻课”等。湖北的辟谣平台上有《楚天都市报》的“今日求证”、湖北经视的“真相调查”等，这些同类产品更多反映出“边缘性差异”的普遍存在，“它们的差异只是边缘性的，在产品功能相同的情况下，边缘性差异就更多地指人们在审美层次上的差异”。[11]

　　结  语

　　在人类生活的地球村中，谣言再现了人们和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假想关系，与此同时，辟谣和传谣在同步发生。在联动式辟谣的实践中有两类不同的平台值得关注，一类是位于根系顶端的传播平台，一类是位于根系中间位置的省级辟谣平台，前者即为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后者为加入前者的全国范围内省一级的辟谣平台。在这种根状模式中，在根系顶部和根系底部之间，信息的传播是双向的，来自根系顶部的信息强化了核查类内容的权威性，来自根系底部的信息则扩大的内容的数量。联合辟谣平台作为媒体集群，构建了一种社会真实。

　　【本文为2020年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的情感传播及疏导研究”、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治理”、2020年西安培华学院校级项目“新媒体背景下当代思潮对陕西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夏杨. 信息过载时代媒体的底线意识与社会责任[J].青年记者，2021(11):43-44.

　　[2]康在镐.本雅明论媒介[M].孙一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82.

　　[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2.

　　[4]许鸿艳，金毅. 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全媒体辟谣平台的应用[J].青年记者，2018(08):34-35.

　　[5]詹新惠.日均辟谣67条与数字媒介素养[J].青年记者，2020(12):108.

　　[6]让-诺艾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 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

　　[7]乔新生.后真相时代需要“科学辟谣平台”[J].青年记者，2019(27):92.

　　[8]郑海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N].人民日报，2018-8-30.

　　[9]让-诺艾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 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2.

　　[10]皮埃尔·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M].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82.

　　[11]石义彬.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M].商务印书馆，2014:238.

　　（吴兰兰：西安培华学院传媒学院讲师；郭栋：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4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吴兰兰,郭栋.联动模式下的辟谣实践探析[J].青年记者,2022(04):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