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中新社2021年打造的大型文史哲特稿栏目《东西问》，探究将跨文化研究引入对外传播的创新实践及方法论思考。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我们也需看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塑”而不是“自塑”，“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人不信”等话语困境长期存在。当前，以文化差异及文化误解为根源性的文化冲突渐成主流，或将进一步加剧我们所面临的话语困境。我国对外传播应在搭建平台、拓展渠道，以新闻、文化和人脉为抓手的同时，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探索出更有效的传播新路径。本文结合中国新闻社2021年打造的大型文史哲特稿栏目《东西问》，探究将跨文化研究引入对外传播的创新实践及方法论思考。

　　中国对外传播困境的文化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发展，逐步实现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传播的转变，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国际传播格局中“西强我弱”的局面依然存在。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亟待梳理、逐一破解。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1]。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也有论述，“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政治将从帝国体系下的霸权逻辑，最终转向文明体系下的影响力逻辑[2]。在此背景下，更具共同体意识和包容性的中华文明将在全球秩序重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迫在眉睫。

　　实际上，对外传播的本质就是跨文化传播。一般认为，传播双方的信息重叠度达70%算同文化传播，低于70%则是跨文化传播[3]。在跨文化传播中，当文化间的差异较大时，传播的难度和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就更大；反之，当差异较小时，传播中遇到的挫折或误读就越少。一份美国学者开展的有关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传播难度的研究显示，难度最大的是西方人/亚洲人，远甚于意大利人/沙特阿拉伯人、美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男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异性恋/同性恋[4]。尽管这一研究更多侧重美国视角，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基于此项研究，中西群体之间的传播难度或更甚。因为两者除了存在鲜明的文化差异外，还横亘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议题的“泛政治化”传播，更是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屡遭“误读”而“失真”。这又也进一步加剧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误解，加剧了中国的“话语困境”。笔者认为，要想突破当前的传播困境，中国媒体必须正视文化差异造成的“话语鸿沟”，正视文明冲突加剧带来的对外传播难度加大，并借由从根本上解构中西异同，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提炼打造中国特色世界认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跨文化研究引入对外传播的方法论初探

　　笔者注意到，2021年伊始，中新社开设《东西问》已开始将跨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引入对外传播的探索之中。跨文化研究，也称“比较文化研究”。旨在通过比较不同文化，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行为、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异同，为把握普遍性提供依据。经过多年发展，其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外众多跨文化研究者，也尝试从文、史、哲、政等多个层面，比较、阐释、整合中西异同，取得丰硕成果。

　　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的定位为大型文史哲特稿栏目，以专家撰稿、专家访谈、专家对谈等形式，主动阐释备受西方关注的涉华问题形成的原因、真实情况等，中西路径比较、整合等。目前，该栏目已形成文明根性系列评论、中美对话、中外对话、中国观等多个系列，播发稿件约三百条，取得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梳理《东西问》现有发稿目录发现：其在议题设置方面，已初步形成华人华侨、华裔亚裔、唐人街、海外中餐发展等涉侨话题，美国控枪、美国移民、种族平等等涉美话题，涉疆、涉藏、涉港等“他者视角”下的涉华热点话题，中国新型政党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儒学海外传播等“自我视角”下的涉华话题，全球气候治理、疫情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治理话题“五足鼎立”的态势。在框架设置方面，其已包含专家撰稿、专家访谈、专家对谈、评论等多种形式，并兼容多种发稿渠道。在采访对象选取方面，既有中国专家，也有外国专家；既有学者、院士，也有政要、文化大咖等，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至少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一是在陈情的基础上开创对外传播的学理性专栏，有助于我们“说理”，将外界的质疑转化为传播的机遇。如《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张奇：中国藏传佛教的“博士学位”，如何获得？》等稿件，很好地回击外界质疑。二是建构起中国视角框架，打破我国对外报道缺乏鲜明中国立场的顽疾。如《短评：“中国世界观”的最新表达“新”在哪？》《更加绿色的中国，能为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提供什么？》《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具有世界眼光？》等稿件，充分展现中国智慧的独特价值。三是有效整合学术研究成果，探索出一条通过比较输出中国价值理念的传播新路径。如《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中西为何大不同？》《脱贫攻坚：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与西方不同之路？》《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恶有别，如何演绎政府功能差异？》《短评：中西方丰收节有何文化共性？》等稿件，都借由比较研究，实现不同文明的互鉴。这些有益探索，值得在方法论层面进行进一步的总结与深化。在此，笔者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在议题和内容设置上。侧重点可以更多地向全球性议题倾斜，以便更好地主导国际话语权，而不只是“为了回击而回击，为了解释而解释”。同时，进一步加强议题的新闻性，有机结合新闻热点事件、人物对议题进行赋能，真正实现新闻性+学理性的融合。

　　二是在语境的塑造上。一方面要善于借用东西方间置换性或兼容性较强的文化符号，如春节与圣诞节、咖啡与茶、超人与孙悟空、“道”与“逻各斯”等，建立有效的话语对接；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主动挖掘外国学者、外国政要、留学生等“他者”视角，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来展现中西异同。

　　三是在稿件的具体采写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视域融合”等比较研究方法，来深入阐释中西文明的异同、异同产生的根源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异同比较法”既强调类比，也强调对比；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文化模子寻根法”认为，不同文化系统造就不同的文学模子；不但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入手，而且从其不叠合处寻根究底。“对话研究”强调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从不同角度来提出自己的解答和看法，强调对话是平等的，寻求双方都感兴趣的“中介”。“视域融合”强调，在“自我”和“他者”间反复交互地看，形成一种复杂的交互解释[5]。这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借鉴。

　　四是注意异同关系的把握。需要强调的是，阐释异同旨在加强不同文化在传播时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不是为了强调差异，更不是为了区别优劣高低。所以，切忌被某一特定的话语体系束缚，“自说自话”；切忌被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束缚，陷入文化自恋和自足化的误区；而应在东西对话乃至多元文化的对话中，超越不同文明的局限，实现“视域融合”，获得更大的视野。

　　五是传播目的有待进一步明确。需明确的是，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让中国要素、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走出去”，而是要使中国话语、中国智慧在可对话的情景中得到更多的理解，并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纳，从而成为全球性的智慧。这需要我们在追求东西融合的同时，始终保有本土性和地方性视角，借由西方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

　　结  语

　　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要素出现了更为猛烈的流动，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也日趋激烈。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理应发展出更具世界意义的新内涵，并确立与西方文化互动的主动态势，使“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发现西方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前奏”[6]。中国媒体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理应敏锐地把握这一动向，顺应这一动向，探索出与之匹配又相互成就的传播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4.

　　[2]杨光斌.中国“天下观”将重塑世界秩序[N].参考消息，2019-3-19(11).

　　[3][4]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5]周宪.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论集[C].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0.

　　[6]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西“互体互用”[J].文艺研究，2004（2）:113.

　　（作者为中国新闻社记者）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3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远航.跨文化研究引入对外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以中新社大型文史特稿栏目《东西问》为例[J].青年记者,2022(03):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