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交媒体时代，变化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战争从报纸上的战争、电视里的战争更多地转变为了手机中的战争、账号间的战争 ；不变的是战时的舆论对象区隔。

　　在新闻传播学的意义上讲，当下尚未结束的俄乌冲突是社交媒体时代第一场被普罗大众广泛关注的战争。如果说在电视时代的战争被称为“卧室里的战争”，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战争可以被称为“掌心里的战争”，受众通过手机以及其他智能终端，随时或主动或被动地关注到林林总总的战时信息。

　　1926年，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在24岁写作完成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总结其中的宣传方式、战略、策略、技巧等各种内容，认为“战时宣传是一个既植根于政治科学，同时又在广阔的‘国际态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

　　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态度”变得比拉斯韦尔概纳一战之时更为重要且值得研究。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的媒体时代，战时宣传更多的是国家行为和机构力量，是“局部舆论战”；在社交媒体时代，战时宣传则是一种“整体舆论战”，呈现出主导力量分散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形式多元化、传播内容多元化、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效果即时化等特征，“俘获心灵”的传播战更为广泛而激烈。

　　社交媒体时代的“战时总体舆论战”具体表现为官方与民间、新闻界与知识界、专业人士与普通网民、媒体新闻与草根消息、权威信息与虚假信息、舆论引导与事实核查、意见领袖与社交机器人、社交媒体禁言与借道马甲复生等战时新闻传播的信息混战，并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此前媒体时代不易传播的视频传播元素，更有冲击力，也更真假难辨。

　　在社交媒体时代，变化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战争从报纸上的战争、电视里的战争更多地转变为了手机中的战争、账号间的战争；不变的是战时的舆论对象区隔，即：“我们”“我们的盟友”“中立者”“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盟友”，鼓舞自身的士气、激发对敌人的仇恨、争取盟友的支持、维系中立国的显性或隐性偏向、“恶魔化”敌人及其盟友、瓦解敌人斗志。

　　换言之，战略目标未变，但战术执行巨变。传单、海报、宣传手册、报道、图片、书籍等战时宣传符号和故事讲述的载体与形式，被自媒体、黑客、PS、Deepfake、大V、社交机器人、短视频等大大丰富了传播主体、载体与形式，参与到意见控制和舆论引导的象征传播战之中。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新的传媒生态的形成，需要重新打量战时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此外，社交媒体时代的“战时整体舆论战”则提示我们，国际传播的“战时话语权”与“平时话语权”研究需要并行考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副院长)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任孟山.社交媒体时代的“战时整体舆论战”[J].青年记者,2022(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