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之一，新闻一直以来都与不同历史时段的技术紧紧结合在一起。要充分了解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的数字新闻这一术语的

　　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之一，新闻一直以来都与不同历史时段的技术紧紧结合在一起。要充分了解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的“数字新闻”这一术语的背景、内涵与发展，需要结合历史语境与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因此，本文基于CNKI学术期刊论文数据库，对1961-2021年间中文学界生产的“数字新闻”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试图勾勒“数字”和“新闻”两个独立的术语逐步交叉融合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数字新闻”的话语生产和样态，以展现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新闻研究整体趋势

　　首先，我们依托CNKI中国知网对中文期刊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我们使用其高级检索功能，设置主题词“数字新闻”或者主题词“数字”并含“新闻”条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进行检索。检索发现，在中文文献中，“数字”一词与“新闻”相结合最早始于1961年，从那时起到本研究进行的2021年底（12月31日），数字新闻的学术史时长已达60年，累计文献共11,475篇。

　　在最初的三十余年，相关研究并不活跃。1961年至1994年间共仅有百余篇，而“数字”与“新闻”两个术语也处于虽然关联但各自为政的独立状态。直到1995年，“数字新闻”才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词汇出现。此后相关文献呈快速增长趋势：1999年突破100篇（113篇），2004年突破200篇，2007年再次翻番（459篇），2010年突破500篇（533篇）。而最近十年，由于多样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年均文献数超过700篇。近两年虽略有回落，但年均文献数仍达到500篇以上，总量庞大，这说明“数字新闻”在中文学术界已建立相当稳固的地位。

　　从学科分布来看，这些文献近一半集中在新闻传播学科（5624篇，49.01%）；在图书出版、经济与信息科技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其他如艺术、教育学、语言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仅略有涉及。关键词的分布亦同样围绕与新闻传播相关的议题展开，排在前几位的关键词分别为：数字出版、数字时代、新闻出版、数字新闻、新媒体、媒介融合等。

　　“数字新闻”的主导性话语

　　自1961年首次出现以来，“数字新闻”这一术语在中文文献中的内涵经历了发展和变迁，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指向。纵观六十年来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三种话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技术性话语、产业性话语与政策性话语。

　　（一）技术性话语。“数字”对于新闻来说，首先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和表现方式，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数字新闻的技术性话语的内涵也经历了由计量到电子化、再到网络化的演变过程。

　　在早期“数字新闻”的意义中，“数字”或作为新闻内容的重要参考资料，或强调新闻报道中的使用技巧。前者如1961年“数字”与“新闻”首次共现的文章中强调，新闻实践要利用日期、图表、统计等数字原始资料，“帮助读者增加知识，加强宣传效果”[1]。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数字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新闻中的数字用得好，能使新闻增色；否则，会使新闻枯燥”[2]。这一时期，许多文章关注数字在新闻报道中的实用性使用技巧。因而，“数字”的最初意涵，是计量意义上的，即英文中的“number”，而不是当今与计算机程序关联的“digital”。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大大促进了电视业的发展，带动了学界对数字电视的讨论热潮。数字电视的最初形态“图文电视”，曾是20世纪80年代电视实践探索的重要内容[3]。90年代中期，应用于电视新闻实践的数字系统被纳入数字新闻的探讨范畴，如对S-VHS电视采编系统的介绍[4]，对引进的全数字新闻演播系统的应用讨论等。此时的“数字”工程色彩浓厚，相关文献多集中于数字技术引入新闻业的设备研究，文章也多发表于《广播电视》《电视工程》《现代电视技术》等技术类的期刊中。此时，“数字”已有部分“digital”的内涵，但主要是指前互联网时代的代码制技术，而非接入了互联网的网络化计算技术。

　　21世纪后中国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数字技术指向了更普及的大众化网络技术。研究关注从手机报、报业网站、门户网站、电子报纸等早期数字化新闻形态逐步翻新到对新兴的社交媒体技术、新闻搜索技术、数据挖掘分析与可视化技术、短视频与VR技术、机器算法与人工智能等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的探究。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新闻研究探究当下复杂的技术环境及其对新闻生产、新闻业态所带来的影响[5]。同时，相关文献也关注到不同的数字技术对新闻业、记者、平台等要素产生的诸多影响[6]，尤其是负面影响：机器写作中新闻敏感与人文关怀的缺失[7]，人工智能与算法带来的“后真相”与信息茧房，甚至人与技术的伦理冲突[8]，面对这些问题，“人的价值”被重新强调[9]。此外，冲击传统媒体、影响舆论的社交媒体技术，赋予数字新闻新表现形式的数字可视化与虚拟现实技术等也在文献分析中得以体现。

　　多样化的数字技术不断改变着新闻的内容形态、生产流程与发布平台，新闻实践与数字技术的联系愈加紧密，“数字新闻”的电子工程意涵逐渐被网络化意涵所取代，使今日占主导地位的“数字新闻”的技术性话语得以发展。

　　（二）产业性话语。由上述文献概貌来看，“数字新闻”的相关文献从2000年开始迅速增长，2005年之后更是呈现“井喷”趋势，年均文献量超过500篇。除了技术话语的聚焦，新闻产业层面的变化令“数字新闻”的产业性话语开始崛起。

　　互联网带动的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挑战了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2005年后中国报业广告收入陡然下跌，而新兴媒体广告收入以120%以上的速度暴涨[10]。在“寒冬论”“拐点论”“纸媒之死”等众说纷纭之下，也有人思索“报业应当如何应对寒冬的到来”[11]。从产业角度论述数字化对传媒和新闻业的影响的文献异军突起：2005年至今，相关文献中以“产业”或“行业”为主题的论文共有2407篇，占这一时期所有文献（9881篇）的近四分之一（24.4%）。

　　数字新闻的产业性话语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危机和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所谓“危机”指的是2005年以来中国媒体遭遇“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数字化浪潮冲破了传统媒体自守的壁垒，改写了旧有的“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则”[12]。崛起的数字媒体分走了传统媒体的广告经济来源与其原有的受众；形式上更是囊括了纸媒与电视媒体的内容与形式。传统媒体的记者离职、办公空间缩减或搬迁、报纸减版、停刊等现实危机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应对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而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关键在于“数字新闻”。相关文献的对策讨论集中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传统媒体的变化与转型，譬如传统媒体从内容、生产方式和分发渠道上向数字报业转型；二是传统媒体组织架构与经营模式的改进，集中运作的“中央厨房”生产模式、报业“全媒体”多方位发展、内容付费的经营模式等都在相关文献中得到广泛关注。因而文献分析中，关键词“数字时代”和“媒体融合”并行不悖，前者指的是危机和挑战，后者则是对策和解决方案。

　　同时，《纽约时报》《卫报》等国外媒体关键词体现了学界对国际媒体新闻实践的经验借鉴，如对《卫报》新闻中数据应用具体形式的探讨，又或者是对《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一系列国际媒体可视化数据团队的构建与技能需求的讨论[13]。相关文献还关注《纽约时报》的付费墙[14]、国外媒体融合的现状等议题，希望从国外新闻业的转型与经营变革中获得对本土新闻业的启示。

　　（三）政策性话语。对于中国新闻业来说，政府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数字新闻”的发展过程中，政策性话语也从未缺席，并自始至终贯穿于相关文献中。

　　在1961年“数字”与“新闻”首次共现的文献中，领导人讲话是文章论述的起点；主导90年代文献的“数字新闻采集系统”，是由于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加强政务宣传，由此推动了全国电视台电视新闻改革，而硬件上引进先进的电子新闻采集系统、推动电视传输信号的现代化改造等是改革要求之一[15]。

　　2000年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数字电视”的发展。相对应的，“数字电视”成为2000-2005年间突出的主题词，许多文献围绕“数字电视”的发展及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

　　2005年以来，为应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国家政策更是扮演着密集的引导性角色。相关文献中“数字报业”“数字出版”“媒介融合”“大数据”等关键词都是国家政策的直接表达，政策性话语在学界论述中的焦点地位可见一斑。梳理2005年至今有关数字新闻的所有文献，含有“国家”“政策”“规划”“指导意见”等政策性主题的文献共有1605篇，占此时期全部文献的16.2%。

　　2006年《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提出“数字报业”战略；同年8月，全国15家媒体试点进行数字化转型[16]。对应地，2006-2008年间“数字报业”主题文献密集涌现，学者们或集中于政策阐释、背景分析与前景展望，或论述数字报业的发展策略、国家监管体系、商业模式、技术革新，或阐述其与传统报业转型的关系[17]等。同样，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应文献关键词表现为“媒体融合”“中央厨房”“互联网+”等。大量论文关注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趋势与现状[18]，进行媒介融合的媒体机构的组织架构、运行模式、生产方式[19]，中央厨房的建设现状和实施路径[20]，互联网思维在媒体转型的运用等议题。

　　总体来看，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学术文献中的政策性话语形成了压倒性优势，与技术性话语、产业性话语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缺席的专业话语和社会话语

　　诚如一研究者所言，梳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脉络，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国家政策，其调整“带来报业发展的重大契机”；二是传播科技，其变革“重塑了报业运行的形态，影响着报业发展的路径”；三是行业话语，这些讨论“影响着党和国家有关报业前进方向的决策，指导着业界的经营实践”[21]。这同样适用于“数字新闻”的发展历程。经过对万余篇文献的分析，本文认为数字新闻的技术性话语、产业性话语和政策性话语主导着六十年来“数字新闻”概念的形成和意涵的附着，也影响着中文学术界和业界人们理解和谈论数字新闻的方式。

　　回顾“数字新闻”概念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关注被强调的维度，还要看到被忽视的话语，尤其是新闻的专业性话语和社会性话语。再次检索数字新闻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与新闻专业实践相关的关键词共现的文献寥寥无几，如：“新闻采编”（181篇）、“新闻实践”（48篇）、“新闻实务”（8篇）、“新闻业务”（19篇）、“新闻工作者”（164篇）、“新闻记者”（138篇）、“新闻编辑”（284篇）、“编辑部”（89篇）、“新闻室”（16篇）、“新闻内容”（155篇），去除重叠文献959篇，仅占全部相关文献的8.4%。同样，与社会变迁相关的关键词共现数目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社会发展”（17篇）、“社会变迁”（3篇）、“社会变革”（3篇）、“社会变化”（1篇）、“社会进步”（2篇），去除重叠文献24篇，占全部文献的0.2%。

　　这说明“数字新闻”研究在我国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多数研究着眼于宏观议题，热衷于谈论体制、体系、框架、战略之类的大问题，缺乏对具体的问题、实践或者行动者的具体研究；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仍属“政治挂帅”，行政化趋向明显，很少能够深入社会，实证性地考察数字新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充斥着技术乐观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数字新闻的技术性话语的盛行，也体现在论述逻辑上普遍的达尔文主义取向——数字化技术代表着现代，而现代代表着进步，审慎的、批判的声音微乎其微。这类研究的缺失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数字新闻”在发展其概念内涵和外延过程中的缺失，限制了“数字新闻”这一概念的想象力，使人们在谈论数字新闻时，过多地被政策、技术、产业话语所束缚，而难以想象其对新闻的专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批准号：21BXW0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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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海燕：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22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吴琳,王海燕.数字新闻的三重话语：技术、产业与政策——基于中文期刊论文的学术史回顾（1961—2021）[J].青年记者,2022(22):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