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介都试图以生产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文化产品来维持其“文化工业”的兴盛，这种体制引发的是规模性的同质化。

　　在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中，技术与理论的更迭在近些年来愈发迅猛，在这样一个媒介主宰的时代中，我们很难成为一个离散于媒介场的“局外人”。事实上，这便是一种初级的“沉浸”，媒介正在逐渐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在不久的未来，沉浸式的体验将无处不在。

　　在预见到这一点的基础上，我国传播学者李沁提出“沉浸传播”这一概念，她在《沉浸传播》一书中将其定义为：“它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它所实现的理想传播效果是让人看不到、摸不到、觉不到的超越时空的泛在体验。”①笔者认为，沉浸传播时代并不一定会创造出富饶而实在的意义，相反，它似乎充斥着“幻象”：表象上表现为信息与功能充裕，而背后则不乏思考的匮乏和异化的危机。

　　沉浸传播时代的媒介特征

　　目前来看，随着VR和AR技术的热度在市场中逐渐攀升，“遥在”将三维世界带到了更多人面前。然而，沉浸传播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它将“遥在”进一步推升为“泛在”，消除了所谓的媒介主体和中心。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令一切都成了中心。根据法国学者布迪厄的观点，媒介场已形成了自身完善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在与社会系统中其他的场域进行着符号交换，这个过程更是一种“再现”，它向我们呈现出一种难以与客观真实区分的拟态环境。而沉浸传播所引发的“内爆”则进一步令社会各系统间的区隔被溶解，形成交融视野。

　　有学者提出，“当虚拟现实技术走向它最终的辉煌……我们有可能无法确定真实与非真实、自然与非自然的边界，但是，那样的一个时空也许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永恒的安宁，因为人类的身体已经与绵延不绝的光电子时空融为一体”。②诚然，在沉浸传播中，无所谓“在场”与“缺席”，信息的爆炸、场景的精准定位以及文本共享的高度便利性都使人们能够高效地完成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务，但它也带来了深层文化的遮蔽与缺失，毕竟，它提供的是一种娱乐化、游戏化、稍纵即逝的生活方式。

　　“日极则仄”：媒介发达的危机

　　沉浸传播是目前传播发展中的顶级形态，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是最有益于人类的传播形态。事实上，它不仅倾向于导致人们判断力、思考力与行动力的退化，也为霸权的酝酿与发酵提供了广阔的操纵空间，沉浸传播时代的到来很有可能是人类文明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凡事皆需讲求“度”，《管子·白心》中就写道：日极则仄，月满则亏。《道德经》中也写道：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在我们满心欢喜地迎接沉浸传播时代的到来而毫无忧患意识时，我们便已离危机的爆发不远了。笔者不反对媒介系统的进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握住合理的方向与适度的界限。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成为我们的“眼睛”“耳朵”“手指”……人类借助媒介似乎进化成了一个又一个“巨人”。然而，麦克卢汉在其后还有一句补充的话：“延伸意味着截除。”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也曾在大众传播的功能观研究中提出，媒介具有“麻醉”功能。可以说，这两种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媒介在延伸人们感官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更容易沉浸在娱乐化、浅薄化的体验中，从而丧失思考力和判断力，达到所谓的“麻醉”效用。

　　沉浸传播将技术推向了高峰。如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所认为的，技术本身似乎在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我们通过技术而获得的感知体验变得越来越合理。媒介将可以代替我们感受世界，通过泛在网技术将一切感官体验传达给人体，形成一种超越拟态环境的超真实环境。媒介甚至可以代替人类进行某些层面的思考，人类的天然生理功能将在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趋于退化，媒介的“麻醉”效应存在着潜伏期，它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人类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愉悦，但是实用主义的过度崇拜会在后期让我们自食其果，工业时代“单向度”的传播并不会在沉浸时代被消解。

　　就传播实践发展而言，“沉浸”常与“场景”相伴而来。美国企业博客作者罗伯特·斯考伯和专栏作家谢尔·伊斯雷尔将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定位系统合称为“场景五原力”，③这些也可以被称为沉浸传播的五原力。新科技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Proteus公司的传感器药丸可对病患进行实时监测；云汽车、远程家庭控制等让生活便利性得以明显改善……伊斯雷尔曾将谷歌眼镜赞为“最具沉浸式技术的产物”，“沉浸”强调在细分场景下的体验，而这正是其受限的地方。有人质疑谷歌眼镜的强大功能会严重侵犯个体隐私，更多的沉浸式设备则将在不同的场景中以极其隐匿的方式运转，如同法国哲学家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被监视的恐慌中。重要的是如何让机器们识时机地在某些时刻停止采集数据，美国洛杉矶洛佩兹研究院的创始人玛丽贝尔·洛佩兹所提出的“适时体验”的确应是我们所追求的。

　　当技术作为服务性的工具来支撑人类社会时，它是利大于弊的；然而，“技术仅仅是工具，它的运用应在人的可操控范围之内”，④一旦技术发展到足以成为一种统治的力量时，往往是不可控的。

　　无意识娱乐

　　李沁在《沉浸传播》中提到：“到了沉浸传播中，工作和娱乐很多时候已经被设计到一起，游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戏。”⑤目前，我们还停留在娱乐界限较为分明的社会阶段中，但是沉浸传播的全方位实现将使娱乐以普遍形态出现，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带有娱乐的性质。这便是无意识娱乐。

　　事实上，娱乐本身并非一个贬义词，生活需要娱乐，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也明确地将“娱乐功能”囊括其中。但是，当人类的工作、学习都与娱乐紧紧相连时，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所担忧的未来便将降临，这是一种赫胥黎式的“充裕”，而非奥威尔式的“匮乏”。“后现代的宏大叙事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内容的蓬勃壮大。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严肃和沉重的东西。”⑥电脑、Pad、手机、穿戴设备等各种终端的呈现会极大地扩散娱乐化的生活状态，我们会不断加深对于技术设备的依赖，并在享用中产生持续的“心流”体验。例如今年火爆全球的AR游戏——Pokémon go，将现实环境与虚拟元素对接，玩家甚至会为此而侵入警察厅或私人居所捕捉小精灵，这可被视为“心流”体验的魔力，最终人们将无法享受一刻没有娱乐的生活。

　　波兹曼曾担忧，电视中以娱乐方式呈现的教育节目会令儿童误以为学习就是娱乐，这远比“娱乐是一种学习”的看法要严重得多。然而在未来，人类也许会更加可悲地认为：生活即是娱乐——这将是极其值得警惕的。媒介令游戏人生成为可能。

　　媒介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得人类不断要求通过媒介解决尽可能多的问题，离开了媒介，人类似乎变得不再像人类，更像是缺失了身体中一部分零件的机器人。譬如很多人宁愿空出专门的时间来健身，也不愿在平时多走几步，哪怕是极短的路程也要打车。

　　怎样理解真正的“人性化”

　　以上论述似乎极容易被误解为一种因循守旧的思想，然而并非如此，对人类的历史不仅需要回顾，也需要展望与反思。我们不可墨守成规，停滞不前，对媒介亦是如此，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怎样理解真正的“人性化”？

　　目前，在媒体领域，我们对于“人性化”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几个关键词上：需求、个性、方便。这样的认识的确对于媒体机构的运转进化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然而，长久的“人性化”发展并不囿于这样的框架之中。

　　人性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个体基础上的。目前来看，媒介过分强调了用户的“需求体验”，殊不知，其所指的“需求”仅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一部分，而从人性的整体来看，它显得太小了，我们还会有对文化的体悟，以及精神层面的修炼等等。可以说，人性中许多方面的提升是需要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动性去达成的。

　　另外，媒介将如何去认识自身的用户也亟待探讨，现今媒介采集用户的身份更多依赖于数据的集合，利用数据可以勾勒出用户的身份特征，然而，大数据在未来并不会真正成为“全数据”，因为这永远是一个无穷量。那么，既然不是“全数据”，对于一个个体的认识必定是具有局限性的：首先，人的身份是多元的；其次，人的思维是不定的；最后，人的体验是流动的。“人性化”永远是一个过程，而非完成时。

　　一直以来，媒介都试图以生产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文化产品来维持其“文化工业”的兴盛，这种体制引发的是规模性的同质化。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审美体验就是不可复制的主观情绪。沉浸传播的合理之处在于它为纷繁不同的个体主观性发展提供了可能，而其弊病则在于以一种更高明的手段令人们以为自己所享有的体验恰好自然地吻合了自己的观念，而非被产业化过滤而制造出来的假象。

　　媒介总是倾向于将世界上的一切转化为简单的、便捷的形式，为人类创造一种“到处都存在捷径”的假象。一旦媒介的扩张到达峰值，并隐藏于社会背景之后，呈现一种“泛在”趋势时，媒介层面的“人性化体验”将令人类习惯于享受无须费力的生活，甚至对于周遭的世界，都要以某种穿戴设备来感知——人类将远离真实的自然。

　　技术本身是无罪的，重要的是人类如何利用它。知止方能得，这应是人类的伟大之处。

　　注释：

　　①④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杭云 苏宝华:《虚拟现实与沉浸式传播的形成》[J]，《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③【美】罗伯特·斯考伯  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

　　⑤陈力丹 丁文凤 胡天圆：《沉浸传播：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对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总结与思考》[J],《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1期

　　⑥栾轶玫：《融媒体传播》[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