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访《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

　　●  周  瑾

　　“求真创新、以学资政”

　　很多媒体并没有自身的观点，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展示，最后还要特别声明“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媒体的观点”，周为民在访谈伊始就强调，《学习时报》是一份有自己立场的报纸。
　　记者：周总，请您介绍一下《学习时报》的影响力，以及它最直接的追求。
　　周为民：《学习时报》创刊于1999年，是胡锦涛同志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同志任常务副校长时创办的。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题写了报名，胡锦涛同志撰写了发刊词。当时的大背景，是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处于面向新世纪的重要发展阶段，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进程正在深入展开，因此，这份报纸应运而生。
　　《学习时报》有什么特点？它和通常的报纸有什么不同？最直观的一点，《学习时报》和当年梁启超办的报纸有点相似，也是一份“有论说而无新闻”的报纸，不做新闻，而是提供观点，提供思想。为什么我要把它和梁启超办的报纸相比呢？我以为，这种形式上的相似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是很需要专门、集中地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的。梁启超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近30年来，中国更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之中，这样空前深刻的体制变革和社会变迁，需要同样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种种阻碍发展进步的陈旧思想要破除，变革时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要研究、要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就大有用武之地。它如果能深刻认知世界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大趋势，进而顺应时代潮流传播现代文明理念，就一定会形成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学习时报》就是要做这件事。它的主要对象是党政领导干部，它按照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着力反映在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郑重、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样来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治国理政提供思想、学识、理论上的支持，叫做“求真创新、以学资政”，这就是《学习时报》的主旨。
　　记者：《学习时报》怎样起到这个作用？
　　周为民：首先是本报自有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不仅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本报的言论中，而且贯彻在选题、组稿、对稿件的取舍等各个环节。这是我们的主心骨，所以，本报不会在不时发生的一些错误倾向、错误思潮面前迷失方向，不会因为这股风那股风而东倒西歪。不是说媒体的社会责任吗？我们把坚持、维护、捍卫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我们这份报纸最大的社会责任。
　　和这一点相联系，我们的办报原则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坚持党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媒体”。党的报纸，理所当然地要坚持党性，这是无可置疑，也毋庸讳言的。在我们看来，一份思想理论型的报纸，讲坚持党性，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最大、最高的党性。所以，一方面，《学习时报》不会为违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条件；另一方面，《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所谓尖锐、所谓敏感的问题，我们历来反对以消极、退缩的精神状态办报，如果那样，还不如趁早不办了。但是，对任何问题，都必须以负责任的郑重态度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力求对问题作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说明，目的是要有助于按正确的方向来认识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这里就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党性的问题。
　　第二句话：“突出思想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宣传”。同样是宣传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包括基本理论、路线等，但是有好的宣传，也有一般的、不好的甚至是劣质的宣传。本报力图做好的宣传，而好的宣传，首要的是必须有思想深度。报纸讲究可读性，我以为，可读性首先来自思想性，真正有吸引力、影响力的是思想的力量。新时期以来，党提出的重大论述、概念、命题，本身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一般的宣传只是千篇一律地简单重复，照抄照搬，仅仅在文字、语言上保持一致，或是同样千篇一律地用那么几个词空洞地作一番“高度评价”。这种形式主义的宣传多了，就把本来很好的东西搞成了空话套话，湮没、消解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创新意义。长期以来，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学习时报》就是要与之区别开来，力求抓住要领，有深度地揭示阐发新时期以来理论创新成果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观点。用中央党校学员的话说，就是“人云亦云不要云，老生常谈不要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真诚的责任意识，而不是敷衍塞责，就要在思想理论上真有一些见识，而不是不明所以。
　　第三句话：“注重学养，以区别于一般的议论”。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深入展开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碰撞交汇，相互激荡；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在发展的新阶段上，各种利益群体都有一些新的利益诉求，由于这些原因，在社会的民主、开放程度日趋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很活跃，社会上议论很多，也有一些不满情绪，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潮也在加剧社会不满情绪。这些，都在各种媒体上有所反映。我前面说过，《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问题，但要正确地回答问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除了上面两条，或者说与上面两条相统一，这个第三条也很重要。本报力求在各种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都要有学养的支持，对于所谈论的问题，要有知识和学术积累的基础，观点是有研究而提出来的，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随意浮泛和情绪化的议论，不是空喊大口号，空谈大目标。
　　这三点本身是统一的。有一些问题看起来是政治上的错误或不当，但根子其实是学力不够、学养不够，没有对问题的真正研究，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例如，虽然也看到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但脑子里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过去苏联模式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东西，这样发出来的议论怎么会正确？还有，学了一些西方的“左翼理论”的，或是学了一些“右翼理论”的，却都对中国的国情和基本问题缺乏深切的认知，照搬之下，貌似在“学理”上头头是道，其实都是大谬不然。往往还有这种情况，越是缺乏郑重深入的研究，就越喜欢以所谓“敢说话”来追求一时轰动，或是以道德标榜来迎合错误思潮。这都是学风不正和欠缺学养的表现。

　　有影响力的思想源

　　可以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学习时报》发挥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的作用。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为例，有读者说他在《学习时报》上阅读了《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等50多篇文章，使他对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和重大意义、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记者：《学习时报》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份权威性强、特色明显的报纸？
　　周为民：“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是《学习时报》的一个定位，或者说是追求的目标。为了发挥这种作用，《学习时报》的办报方针是“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读书与问题的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所以读书这件事极为紧要。领导同志创办《学习时报》，并亲自以“学习”二字命名这份报纸，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由此推动党内进一步形成读书的风气、好学深思的风气。
　　但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学习时报》的主旨既是“以学资政”，所着眼的问题就集中于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强调探索、研究理论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二是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这是强调要抓住那些有重大分析价值、理论价值的实际问题，要在这些具体问题中发现其理论意义，这是在变革时期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
　　在文风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也是两句话：“反对党八股，拒绝假大空”。这是在稿件取舍上的一个标准，相应地也是对报社工作人员的要求。怎样才能避免“党八股”、“假大空”？那就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素养，必须具有相应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水准。我曾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学习时报》的记者有一个简称，叫‘学者’”，虽是开玩笑的口吻，但意思是十分严肃的。不如此做不好《学习时报》的工作，在文风上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党八股、假大空的流弊所同化，那就成了坏的宣传品。
　　相应地，在格调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是庄重、郑重，是“大家闺秀”，不是“小家碧玉”，更绝非“风尘女子”，哪怕是“风尘才女”也不行，当然，也绝不当“马列主义老太太”。
　　记者：除了对领导干部，《学习时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如何？
　　周为民：《学习时报》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党政干部，也面向理论界、学术界知识分子。关于本报应发挥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更有效地把党的思想理论公共化，另一方面是更效地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体制化。新时期以来党的思想理论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和道路，所谓更有效地把它公共化，就是要通过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把它充分传播开来，让它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和理解。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就是同样要以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国内外那些对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富有价值的重要思想、学术成果被各级领导者、决策者所了解和掌握，从而使之被合理地吸纳、转化为方针政策。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系列重要文献、决定中，不断吸收了当代国内外思想学术研究中的很多发展成果，这是实现创新、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条件。所以，学习时报有意识地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求在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起到某种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现实当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工作性质、方式、话语系统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在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不充分，甚至你看他是腐败分子，他看你是自由化分子。其实，更多一些了解以后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思考、处理共同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相互的了解很重要。在这方面，《学习时报》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机会，发挥了一些作用和影响。

　　维护党的文化形象，增强党的文化力量

　　打开《学习时报》的网页，网页页眉上赫然写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很多读者讲述了自己学习《学习时报》受益的故事。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确实很重要，但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周为民：是这样。“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学习时报》离这样的目标，还有继续努力的很大的空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我们这份报纸应该担当的文化使命。从1999年创刊，8年来，我们对这一点一直是自觉的、坚持的，今后仍会一如既往。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学习时报》的工作，要有利于为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增添光彩，有利于增强党的精神文化力量。
　　实际上，我们共产党的力量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力量。马克思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一开始靠的也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这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在中国有陈独秀、李大钊。我们共产党最初创立的时候，不就是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吗？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壮大？靠什么能不断感召、吸引、凝聚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不仅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灾难，而且是严重的文化灾难，也严重损害了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严重削弱了党在思想文化上的感召力、吸引力。新时期以来，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的任务，而且包括文化建设、文化创造的任务。而党作为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有很好的文化形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力是至关重要的领导力。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以为，其中尤其危险的是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这不是仅仅从消极意义上说的，例如，不是仅仅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说的，而是从我们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这个积极意义上说的。靠什么来最广泛地凝聚知识分子和青年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靠思想文化上的吸引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这一点，丝毫也不能轻视。
　　任何一份党报，你的文化内涵如何，不仅决定了你的影响力如何，而且关系到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毛泽东当年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今天，继续沿用政治家办报的说法，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意义，就是要有政治意识，注重政治责任，但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并不妥当。离开足够的文化素养，政治家办报的说法很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词，名曰讲政治，实际是形式主义盛行，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种情况如不纠正或防止，只会使党的报刊日益丧失公信力、影响力，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而党报党刊的公信力、影响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这样来认识问题。什么死人办报云云，是骂人的话，自然无须再计较，但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办报就需要能真心诚意好好读书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识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学者办报、文化人办报。我再重复一下，不少政治上的错误或失当，根子在办报者的学识学养不够，因此，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办报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在如何把报纸办好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很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觉醒。
　　(作者为《对外传播》杂志总编助理)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