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显示的职业精神和提问艺术，值得我们中国记者去思考和借鉴。今天我们重视研究西方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可以帮助中国记者改进提问技巧，挖到更鲜活的新闻。同时，也可以为中国的各级领导人回答记者提问提供智力支持，以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西方记者往往新闻敏感性很强，提问的技巧很高。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
　　记者招待会是各家媒体竞争的舞台，在有限的时间内，与会的记者都想获得提问的机会，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新闻。时间对每一位记者来说都很宝贵，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浪费它。我们有些记者，在提问的时候，生怕发言人不了解新闻背景，或不清楚自己的问题，一个劲地做背景陈述，结果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时间。而西方记者往往不会转弯抹角兜圈子、拖泥带水，有什么问题痛快地把它提出来。这种直截了当、单刀直入的方式，节约了时间，使记者招待会的新闻价值大大提高。
　　在200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当选为新一任国务院总理。在当选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其中德新社的记者提问既直截了当，又言简意赅。他的问题是:朱容基当选总理的时候，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他比起来，你觉得你的工作风格会怎么样？而温家宝总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简洁明了，非常到位。温总理说他非常敬佩朱总理，“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至于我自己，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我当选以后，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正是记者的提问，给了温家宝总理表明自己决心的机会，也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温总理的直爽的个性和干练的作风。
　　微观着手，少空话套话
　　政府举办记者招待会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开个工作会议，也不是仅仅向记者通报工作情况，而是想借助媒体把政府的工作传播给每一个公民，进而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所以说，记者招待会不是为官员开的，也不是为记者开的，而是为公众开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记者在提问的时候才能把握提问的方向。
　　西方媒体在长期的新闻竞争中已经学会了以受众为中心，因此他们的提问没有空话、套话和虚话，提问始终以新闻价值为衡量标准，从微观角度出发，使重大新闻在细小的新闻点上具体化，从而加深公众对问题的理解。如在2004年3月14日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就台湾“公投”向温家宝总理提问，他提问的内容是:您上次访问美国期间，布什总统明确表示反对台湾举行公投，这与美国政府以往政策稍有不同。请问您在访美期间向布什总统说了些什么，让美国改变了政策？您拿什么吓唬了美国？为什么您认为美国或其它国家在台湾问题上明确阐述立场对中国很重要？这个问题要是宏观来问就是中国对美国反对台湾公投有什么评价或看法？这是很多记者经常提问的方式，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大而空，不能激发发言人作具体的思考，因而也挖不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抓住了一些细节:您在访美的时候对布什总统说了些什么？您拿什么吓唬了美国？这样重大新闻就有了细节的落脚点，就容易让重大新闻与发言人个人经历联系起来，从而使问题的回答也变得生动起来。
　　抓住主要矛盾，寻新闻本源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但有时新闻事实被很多枝节问题，甚至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所遮蔽，这时就需要记者具有准确的判断力，舍去次要矛盾抓主要问题。记者招待会往往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记者总想从政府的工作失误中去寻找公众感兴趣的新闻，而发言人则想把记者引导到自己可控制的话题中。有判断力的记者，在招待会中始终在积极思考，不放松对新闻本源的探索和追问。
　　在2003年4月3日国务院举行的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记者招待会上，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用大段的时间来谈防治情况。等张文康陈述完毕后，第一个提问的UBI记者没有接张文康的话题，而是联系张文康前一天的话题提问:前些年卫生部一直讲爱滋病是外国的疾病，您昨天也表示，尽管广东最先报告非典型肺炎的病例，但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广东就是非典型肺炎的原发地。我想问这个病原体发生地在哪里？它是不是比“找到病因加以治疗”更重要？对于非典型肺炎来说，找到病因加以治疗是关键，因此这位记者没有从张文康报告的“卫生部如何抓非典防治工作”的套话中寻找提问材料，而是联系前一天张文康的话对关键问题进行提问。
　　跟踪追击，做深度解剖
　　记者招待会是发言人直接回答记者提问的过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举办方只能对记者招待会的大致基调做一些设定，并对主要问题提前进行准备。但由于记者招待会的随机性很大，因此在记者招待会进行的过程中，发言人的发言很难做到天衣无缝，这就需要记者有职业敏感，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要跟踪追击，以挖掘新闻事件的深刻内涵。西方新闻业的激烈竞争，让西方记者在参加记者招待会之前就做了很多前期采访，因此他们手中的资料丰富，能够根据发言人的回答，迅速判断新闻价值所在，从而调整原有的提问思路，沿着发言人留下的小道闯进新闻事件的幕后。
　　西方记者在“追击”发言人的时候，往往会找发言人发言中的矛盾之处来提问，叫发言人无法回避，必须要回答他的问题。2003年4月3日，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这样向张文康提问:您刚才提到现在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您又讲疫情问题还要作进一步调查。现在，每天不同的国家，加拿大、法国等都有人死于这个疾病，您不觉得这样有点矛盾吗？这个问题抓住了张文康的语言漏洞直插进去，迫使张文康来回答。
　　除了从发言人的回答中寻找“矛盾”外，西方记者还会刨根问底，就某一重要问题进行深度挖掘，以获得更多的新闻素材。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关于“非典”的招待会上，《纽约时报》记者向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提问:我们知道在中国，因为疫情有两位高官被撤职，一位是卫生部的部长，另一位是北京市原市长。我想问，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行动来调查到底有谁参与了掩盖事实真情的行动？以及如何向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向国际社会进行道歉呢？这个跟踪追击的问题是一个重磅炸弹，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但这个问题恰恰是公众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高难度的问题，王歧山没有直接拒绝，而是智慧地绕过了问题的锋芒，显示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老练与智慧。
　　尖刻犀利，抛政治炸弹
　　在国家级的记者招待会上，招待会的内容往往和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招待会上政治性很强。我们的一些记者，由于对焦点问题过于谨慎，因此问题的语言组织不到位，问题在传输中，信息的“差错率”增加，使问题的关键内容发生遗漏、衰减和歪曲。同时，由于表达不清，也给发言人有意回避问题提供了机会。西方记者从本国受众关心的问题出发，经常向我国的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和
　　外交上的焦点问题发起进攻，给发言人抛来政治炸弹。西方记者在提问的时候，选择的词汇非常尖刻犀利，问题的中心突出。有时他们还有意用激将法和言语歧义来加深发言人对问题的敏感度，强迫发言人必须做出回答。
　　在1999年举行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向朱容基总理提问，他的问题是:您再过几天就将访问美国，但现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像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在华盛顿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用于提高中国自己的军事技术，而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您对这样的指责作如何的反应？您打算怎样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华盛顿有一些政客，他们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
　　这个提问抓住了中美外交上的焦点问题，并且语言组织非常到位，既有可感性，也有力度。而朱 基总理的回答也快人快语，同样尖刻犀利，也不乏原则与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