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牢牢把握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树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谈得上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指明了方向。新闻传播学是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及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大发展，目前全国各大院校设立了1080个相关院、系和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近20万人，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达到10万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然而新闻传播学的“大跃进”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出现了不少“盲点”“断点”，甚至是“裂缝”“断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是亦步亦趋地以欧风美雨为马首是瞻，为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提供“中国案例”来佐证其普遍性；还是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如果选择前者，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学术产出既触摸不到国家社会的主流脉动，也进入不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如果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思路，我们的学科建设就能够抓住中国与世界重大变革中出现的“真问题”，才能做出习总书记要求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做出应有的贡献。一句话，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只有牢牢把握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树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谈得上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美国的经验

　　从美国的经验看，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息息相关。以笔者讲授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课程为例。它不仅是美国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科的一门核心课程，也是许多大学要求本科生必选的“通识课”之一。它所要解决的是在文化/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性别、种族和社会群体之间如何实现有效传播的问题。“跨文化传播”学科产生和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之下，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外交委员会的支持，因此它所解决的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的问题，从而为美国实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以“创新扩散”为主题的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提供理论框架和决策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降，“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研究超越了原有的民族－国家界线，拓展到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范畴。

　　从理念上说，由于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所有的人际传播都可归入跨文化传播的范畴。而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起的民权运动使黑白种族矛盾进一步凸显，美国主流社会亟需找到实现不同种族群体之间有效传播的良策。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的学科拓展也是适应了美国国内社会政治语境的变迁和需要。进入到世纪之交，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日益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传播逐渐由美国视角拓展到全球视角，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既着眼于解决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又聚焦于在“超国家领域”内的全球媒体对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受众所产生的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美国中心、西方中心的亚学科，其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在国内开设这门课，一方面是丰富和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视野；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对如何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以美国话语为框架的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使之能够适应中国学生的学术背景和教学目标，解决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使“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科研真正实现“全球视角、本土行动”。

　　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自上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建立了首个新闻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爱荷华大学建立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点以来，新闻传播学教育在西方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教学和科研体系。我们不能否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话语体系在全球传播和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其他许多新兴的学科一样，“国际化”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主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定位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体系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目标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由于新闻传播学涉及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国际化”绝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或是将西方的教学体系不加甄别地全盘引入中国大学的课堂中。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应当是探索如何将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融入中国的国情之中，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媒体文化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以中国的特殊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有的西方中心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做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我个人的学术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2002年底我放弃美国大学的教职，加盟刚刚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期望找到社会变革与个人发展、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的交汇点。把西方中心的新闻传播学体系与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实践加以有机结合。自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以来，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危机传播从一开始就成为政府新闻发布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新闻发布制度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地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从而通过继承“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它也为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必将有助于我们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中，从而为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的话语平台。

　　笔者在2004年出版《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一书，首次将“危机传播”的理念引入内地学术界，这也是第一本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探讨新闻发布制度的专著，时机上又恰逢我国首批政府新闻发言人面世。笔者有幸参与了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培训工作，迄今已经参与培训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新闻发言人逾万名。能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并亲身参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探索当中，这是一个新闻传播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良机。十多年来，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成绩斐然。近三年来，仅中央各部委和省级政府部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每年都保持在1500场以上。我国学术界在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的教学和研究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出版的专著在30种以上，论文超过1000篇，400多所高校开设了相关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针对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发言人进行的新闻发布和媒体沟通方面的各级各类培训业已常态化。可以说，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就是新闻传播学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之一。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传播学的核心任务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体系构建也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富于创见性地预言了“世界文学”的出现。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是以印刷媒介和书写传播为主要载体、以文学为最高形式的时代。他们还不可能预见到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的媒介文化形态。在媒介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预言的以书写和印刷为主要形式传输的“世界文学”已经演变成了以无线电讯号和数字化网络传播的“全球媒介文化”。“世界市场”的开辟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也促成了“全球传媒市场”的建立，从而使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传播”成为现实。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核心任务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比照近年来国际传播的变局和我国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经验，结合对相关案例的分析，阐明在以“全球、全民、全媒”为特征的新型传播生态下，如何在理论和实务上改善和创新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践行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要求。笔者根据自己的学科专长，参加了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的《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5讲》（暂名）等教材的编写工作，负责有关“对外传播”章节的撰写工作。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信息舆论场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使我国的新闻传播更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由此，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将变得更加紧密。有鉴于此，我国新闻工作者要站在负责任大国的立场上，向世界传递延续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决心，以及倡导世界多元、全球和谐、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理念的努力。这需要新闻传播学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原则来推动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