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在智能传播中，身体从传统以肉身为基础的生物人进化到人机互嵌的赛博格，技术具身成为考察智能传播的重要维度。人机交互的发展

　　摘  要：在智能传播中，身体从传统以肉身为基础的生物人进化到人机互嵌的赛博格，技术具身成为考察智能传播的重要维度。人机交互的发展，开辟了身体的触感知觉潜能，智能媒介环境下的人机共生问题亟待研究。

　　关键词：智能传播；具身；身体；知觉；触感

　　当前，借助手机、智能眼镜、虚拟现实等智能媒介，身体正经历重构，身体与技术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促使传播实践的主体从传统以肉身为基础的生物人进化到人机互嵌的赛博格（cyborg）。技术与身体的融合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身体”在传播中的作用，将身体置于何处成为今天智能传播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以身体-技术关系（body-technology relations）为参照点，在知觉现象学与具身认知心理学的视域下，智能传播便清晰地形成具身（embodiment）维度，技术具身成为智能传播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身体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将身体-技术关系作为逻辑起点，以知觉现象学与具身认知作为研究路径，帮助我们理解智能传播语境下传播在身体、知觉、意识维度的重构，并藉此分析智能媒介环境下的人机共生问题。

　　智能传播的技术性

　　何谓“具身”？智能传播的具身性是如何呈现的？“具身”由英文“embodiment”直译而来，“em”表示“使……”，“embody”则为“使身体具体化”，“ment”作为名词后缀，是指具体生产出来的物品，而非“生产制造”这个抽象概念和现象。因此，“embodiment”指向作为结果的“具体化的身体”，具身性便意味着“使身体具体化”的过程。在今天的智能传播实践中，身体在走出口语时期的漫长历史过程后，终于在信息技术、智能媒介的加持下重新激活，重返传播，显现为人机融合的“具体化的身体”。例如，智能传播中与手机结合的身体、与Pad融合的身体、借助健康码呈现的身体、与VR相融的身体、与无人驾驶车连结的身体、借助技术生成的机器人身体、众包协作的虚拟歌姬身体，都属于技术具身的范畴。这再次显示出身体之于传播的重要性——传播并非仅仅是思想交流的行动，传播的观念应与身体紧密关联。

　　在理论层面，从控制论开始到后人类理论家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已经将技术的楔子插入身体中，逐步打开身体观念的边界。但实际上，在传统哲学进路中，身体一直处于观念史的边缘地带。

　　自古希腊以来的身体-灵魂观念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整个欧洲哲学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进行的，这个阶段主要是将灵魂、理性、心灵同身体进行区分，身体是被压制、排斥和超越的对象。到了近代欧洲思想时期，身体稍微摆脱了以往被束缚的地位，但仍未得到充分重视。法国近代哲学家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的身心二元论，奠定了离身论的哲学基础，相比于身体，意识、灵魂、思维、理性都显示出其对于主体的界定性作用。自笛卡尔之后，不论是康德的“主体说”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身体都未形成独立的自觉。

　　如果将上述身体与心灵二元对立时期看作身体思想的第一条进路，那么身体思想的第二条进路便起始于尼采。如学者冯学勤所说：“尼采所开创的将身体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美学，使原先倒置的身心关系重置，使审美的重心从接受者的审美静观转移到创造者自身的身体活力上来。”[1]尼采之后，梅洛-庞蒂第一个将身体从灵魂的阴影中拉出，赋予肉身在存在中的首要地位，这恰好构成了具身观念的基础。此后，在福柯、德勒兹、布尔迪厄的思想中，都是将身体与整个外部社会、文化、历史结合起来讨论的，身体从与内部心灵的纠缠中越出，并与社会历史权力相互交织。

　　而当下，身体的讨论出现了第三条进路，从早期的控制论理论家诺伯特?维纳到斯蒂格勒、哈拉维、福山以及众多的后人类理论家，都将技术嵌套于身体中，寻求与身体的耦合。今天，智能媒介技术正包裹着身体，也重塑着身体，身体在与技术的交缠中得到了修补、增强、扩展，乃至生成为一个新的种系。

　　大致上，上述三重路径中的身体，正对应唐?伊德在《技术中的身体》（Bodies in Technology）中提出的三个身体类别：身体一是此在化的“实在身体”，它是作为身体经验存在的“活的身体”；身体二是具有性别、种族、阶层之分的“社会身体”，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境况下由权力与知识所建构；身体三为“技术身体”，这一身体中身体与技术呈现为一种具身关系。当然，伊德所提出的三个身体并非截然不同，“技术身体”既拥有身体一的肉身性，即知觉与体验的能力，又具备身体二的社会性与文化性。那么，就身体三而言，在优质的具身状态中，技术是“透明”的，如手杖之于盲人、锤子之于工匠、贵妇帽子上的羽毛之于贵妇、汽车之于驾驶员。这一状态下技术成为此在身体的一部分，向人提供了具身经验。只有当技术失灵，具身关系失效时，身体才能感受到技术的“异物感”。由是，“物质技术可以制造一个技术化的‘桥梁’联结作为身体一的实在身体与作为身体二的权力身体，有效地改变存在者的处境”[2]。借由技术，我们实现了具身性的身体活动，或者说，以具身的方式介入生活世界。

　　智能传播中的身体-技术-世界

　　具身观念的兴起除上述第三条技术具身路径外，更直接地来源于知觉现象学和认知心理学两大传统。具身作为一种观念被系统论述，最早源自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具身首先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秉持的“身心二元论”进行批判，否认了将知觉主体和知觉对象的实体性存在视为知觉分析前提的必要性，提出人既非离身的心智也非复杂的机器，身体是知觉和行动的起点。并且，在与世界的关系上，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以其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如其所说，“身体本身就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当我在我的寓所里走动时……我当然能在思想中俯视寓所，想象寓所，或在纸上画出寓所的平面图，但如果不通过身体的体验，我就不可能理解物体的统一性”[3]。诸多关于身体-技术关系的具身研究都深受包括胡塞尔、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在内的广义现象学思想的影响，其中技术哲学家唐?伊德人-技术关系四分法深具代表性，包括：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和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如上文所述，具身关系连结了作为此在肉身的身体和作为意义空间的身体。

　　智能媒介与身体的普遍结合提供了媒介化的具身经验，这意味着，包括智能媒介在内的广义“技术体”具有对身体感官、知觉进行放大、缩小转换，甚至扭曲、变形的效应，这一非中立的转换适用于所有技术，也适用于身体所有感觉器官，通常通过单个感官和感官之间的组合发挥知觉转换的作用。在这样的人-技术关系的体现方式中，身体便借由中介物获得了经验环境或“生活世界”的新方式。因此，具身关系在认识论上超越了传统上人与技术机械化二元对立的思维，使得主体不局限于成为一个技术化的物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技术构造了人本身，也构造了生活世界。

　　除此之外，具身研究的兴起与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紧密相关。作为一种新兴认知科学理论，“具身认知”旨在打破以往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认知科学奠定的身心二元分立说，传统认知科学将认知视为离身的、表征的、抽象的，“由于它假定合理性思维是由对抽象符号的操作所构成，且这些符号经由一种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获得其意义，因此传统认知科学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它根源于两千多年前对理性本质的哲学拷问”[4]。而具身认知主张身体是认知的基础，并将大脑、身体与外部世界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身体感知活动在认知过程中发挥基础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镜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5]。认知产生于身体与世界的交互过程中。

　　如此，在智能传播中，具身至少获得了三重维度上的意义：（1）在肉体层面，智能媒介技术持续地参与身体的改造、强化，使得身体持续不断地重建自身的边界。通过信息交流与传播，身体与技术越来越结合为一个异质的反馈系统，人机形成一个具有反身性的反馈回路，互嵌为一个行动单位。人机身体作为社会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是实施社会行动的源泉。（2）在感知层面，对身体的技术改造落实于感官和知觉系统，每一项智能媒介的介入几乎都能够使相应的感官得到延伸，从而使人体获得新的感知比率，进而改变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这意味着，具身主体不仅拥有物理边界和代谢系统，而且拥有具身感觉和具身性情，它们会随着人体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进化与发展而逐渐凸显。[6]（3）在意识层面，虽然技术对身体的改造起始于增强肉身的意愿，但“技术使得每一个人对生活的维持依附于所建造的装置的机能之中”[7]，因而在长期人机交互的基础上技术又具有改造人自我与集体意识的能力。通过人机互动，身体-技术实践经验构成的技术记忆，成为主体依赖具身进行再实践的基础。外在技术的介入构成了新型的具身记忆，也构成了新的生存意识机制，在人与媒介、身体与技术的反馈循环中，人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存在。简而言之，依赖技术化的身体，我们获得具身记忆与具身意识。

　　人机交互界面与具身知觉体验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智能传播的具身实践中，形成了何种具身体验？新的知觉体验是如何被塑造的？本文认为，在具体传播活动中流动于身体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交互界面，激发了具身知觉体验，而这一交互界面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交互界面”这个技术哲学中的关键概念，“指的是人与数字机器之间的连接点”[8]，是既区分又联系现实与虚拟世界的一层透明的“薄膜”。具体而言，交互界面一方面指向的是微观的硬件系统，例如计算机显示器的图像用户界面（GUI）或人-机交互界面（HCI）；另一方面，交互界面的功能就像是翻译软件，使用户和计算机相互交流、彼此理解，呈现了意义的表达而非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力量。伴随着媒介技术的人性化进化，交互界面也愈发友好。传播主体最初是通过输入设备，比如键盘、鼠标、触摸板、耳机给机器输入信息，计算机获得指令后进行任务操作并输出信息。随着媒介智能化演变，具身的交互方式如人脸识别、手势识别、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丰富了信息输入、输出的方式。正如丹麦学者劳斯?延森所言：“交互界面的基本意涵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工具的界面变成了一种皮肤或者生物膜的界面，即‘有机用户界面’。”[9]人机对话和人机互动方式越来越“自然”“即时”，交互界面愈发“透明化”。具身知觉也借助人与媒介之间交互界面的进化变得更为丰富。作为界面的身体为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处活跃的场所，恰是这一界面的能动的物质性存在，为实体与虚拟性的交互提供了流动的关系场域。

　　那么，在具体的智能传播实践中，智能媒介带来的人机交互激发了怎样的具身知觉体验？下面选取VR游戏这种可能最具代表性的智能传播活动，分析其人机交互模式与具身知觉体验。

　　VR系统作为有机的技术集成体系，通过大量技术合作推进身体界面的开发，包括以头盔显示器为核心的视觉系统，以语音识别、声音定位、声音合成为中心的听觉系统，以方位跟踪器、数据手套和数据衣服为主体的身体方位姿态跟踪设备，如实时人体运动捕获技术、人体运动跟踪技术，以及嗅觉、味觉、力觉、触觉反馈系统等功能单元所构成的三维人－机有机互动体系，共同构建了相对成熟的身体界面，为具身知觉体验建立了基础。

　　以知名VR战斗游戏《半条命：ALYX》为例分析具身知觉体验，可以发现在技术层面这一游戏最大的突破是以身体界面取代键鼠界面与游戏场景进行互动，将肉身的肢体动作在拟真的游戏空间之中展开模拟行动，获得模拟知觉。在一个立体的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中，操作者的身体通过VR手柄操作，支配化身用手抓住和操作游戏情境中的物品。如玩家想打开一扇门，就需要游戏中的化身伸出手接触到门并做出推的动作而不只是用鼠标进行点击；要爬上消防梯，就需要现实中的身体做出向上爬的姿势而不只是按下键盘上的按键。以上具体游戏空间中的具身行动均是传统键鼠界面无法支持的。游戏中的“虚拟化身”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真实肉身”，技术与心理机制共同生成的“虚拟触觉”替代了真实的“肉身触觉”，扩展了肉身知觉的边界。虽然《半条命》在感知上主要作用于视觉与听觉，也缺乏更为拟真的嗅觉与触力反馈，却能够通过画面与声音的切换，即视听觉的配合获得视听感官模拟的触觉感受。可见，“虚拟现实技术所虚拟的不是一个自在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被知觉的世界，即‘事物被知觉时向主体呈现的样子’之世界”[10]。

　　借助人机交互界面的开发，智能传播为身体及其触觉建构了拟真的存在方式，开辟了传播实践中具身感知的潜能。并且，具身主体在传播实践中获得具身知觉体验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我及环境的认知、理解，由此传播主体生命意识也在具身知觉体验中得到扩展。

　　总体上，对于智能传播的具身研究而言，不论是身体与技术连接方式还是媒介触发的知觉以及认知分析，实际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都指向了身体与技术结合这一人类生存的新方式。这是一个新的身体的历史表达阶段，也是涉及人类进化、人机共生的重要问题。对智能传播“具身转向”进行关注的同时，更有必要辩证分析技术与技术中的身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数字抗疫背景下的人机传播与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浙江省城市大脑为例”（编号：21NDQN275YB）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学勤.身体美学的系谱学流派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9(2).

　　[2]周午鹏.技术与身体：对“技术具身”的现象学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19(8).

　　[3]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61.

　　[4]李莉莉.兴起与争议：具身认知发展进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0-10.

　　[5]叶浩生.“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J].心理学报，2014(7).

　　[6]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

　　[7]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 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2.

　　[8]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 金吾仑，刘刚，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69.

　　[9]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6-87.

　　[10]周午鹏.技术与身体：对“技术具身”的现象学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19(8).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