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新闻教育是新闻学界与业界勾连最多的场域。实际上，也正是新闻教育这个脐带将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联系起来，使学界业界有了天然

　　摘  要：新闻教育是新闻学界与业界勾连最多的场域。实际上，也正是新闻教育这个“脐带”将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联系起来，使学界业界有了天然而强烈的专业共同体想象。本研究分析了“业界中心主义”的现实和思想源流，提出新闻学界业界在新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互补性，分析了教育共同体的几种创新实践。

　　关键词：学界业界；新闻教育；专业共同体

　　新闻教育是新闻学界与业界勾连最多的场域。实际上，也正是新闻教育这个“脐带”将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联系起来，使学界业界有了天然而强烈的专业共同体想象。作为学界业界勾连最紧密的教育场域，也是两个社群冲突最多的地带。无论是“理论严重脱离实践”“新闻研究远离新闻实务”“科研与教学完全两张皮”的指责，还是“实务教师缺乏实践经验”“教评论的自己没写过一篇评论”的批评，都或隐或显地蕴含着业界与学界的激烈冲突。背后隐含着两个群体对专业教育权力和职业权威的争夺：记者需要如何培养？谁有权教记者？

　　“新闻教育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教出来的学生不会写新闻，连个导语都写得那么烂？为什么学了四年新闻，学到的东西可能都赶不上实习一个月习得的技能？为什么新闻学院会设置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也许以后永远都用不上的课程？新闻教育存在的必要是什么？”一个从业20多年的老记者虽然也是新闻科班出身，但骨子里有一种反教育的偏执，面对我的访谈，他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

　　后来在访谈一个新闻学者时，我把这个老记者的问题抛给了他，看他怎么看待业界对学界教育的批评，这个学者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他说的没错，新闻工作在技能上没太多可以教的，确实，实习一个月就可以“上手”。对的，既然实习一个月就可以学到，我们为什么非要通过四年去教这些“迅速可以学到”的东西呢？报社可以教的，那就让报社去教，新闻学院要教学生在报社中学不到的东西。那个记者说“实习一个月就可以上手”，不是证明新闻教育没有用，而恰恰证明了新闻学院不用花太多时间教那些实践中可学的，而应该花在给学生打基础上，为职业工作，为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做好知识上的充分储备。是知识，不是技能。

　　在新闻教育问题上，新闻学界业界是一个教育共同体，互相依附不可分割，彼此分工并不对立，在教育的不同阶段、在新闻人的成长过程中、在不同专业素养的训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学者和记者的这段对白，很好地说明了新闻学界和业界在新闻教育中的互补性。强化专业共同体意识，需要在新闻教育这个场域理清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关系。新闻教育作为一个专业事业，需要学界业界作为专业共同体的参与、分工和合作。

　　“业界中心主义”的思想源流

　　从当下新闻教育受到的批评来看，多带着一种“业界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凝视和俯视：即以业界实践为中心，以是不是有益于、有助于、服务于业界实践为标准去评价新闻教育的成果。这形成一个悖论式的教育景观，新闻教育的日常实践虽然是由学界为主导，教育者和研究者担当着新闻教育的主力，完成职业技能和专业精神的规训，而整个教育范式从实践到评价却是“业界中心主义”的。李良荣教授批评当下的新闻教育是应“市”教育，过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也暗含着对“业界中心主义”的批评。

　　这种“业界中心主义”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要从专业的进化史和职业的文化资本中寻找答案。

　　这首先是由新闻作为一种“实践性学科”的专业定位形塑的。新闻对实践性的要求比法律苛求多了，甚至可以简单粗暴地在两者间画上等号，新闻就是实践。这种实践基因使新闻学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活在“一切服务于实践”的阴影和宿命中。

　　新闻就是实践，教育因实践需求而产生，报业的繁荣催生了职业培训的需要，教育和研究因此而生，因此成为大学的一门专业，这种“因实践需要而产生”的新闻教育，从起源上便带着“业界中心主义”的基因。也因此，新闻业有着一种“重实践轻教育”的文化传统，“教育无用论”有着深厚的专业土壤：经验主义者认为，从事新闻工作，不需要接受学校的正式教育，“新闻鼻”是天生的。做新闻记者，必须从报馆的校对做起，在编辑部扫地抹桌端茶倒水开始。美国名记者摩斯·亨利说，一家好的报馆，就是最优良的新闻学校。[1]最好的提供新闻教育的地方就是报社，就像最好的教育律师的地方就是法庭一样。世界报一位编辑说，如果学校和报纸都能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新闻学院的创办可能根本没有必要。[2]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一个活在实践阴影下的学科，新闻学本身缺乏厚重的理论基础，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理论浓度低。当年哈佛之所以拒绝普利策，就是出于对新闻学作为一个学问的怀疑。科学至上论者认为，新闻学并非专门学科，而是依附于其他各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勉强拼凑而成的，因此，它无法建立一个健全而完善的理论体系。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哈钦斯就认为，新闻教育是最阴暗可疑的教育冒险。他坚决主张新闻教育不能列为大学教育的一种，否则，既影响了其他学科体系的完整，更直接影响了大学教育制度本身。[3]

　　从阿伯特的职业社会学角度看，一个有着抽象高深知识的强理论，才能在职业中处于强势位置，学院才能主导实践。新闻业界掌握的关于新闻的理论知识，并不比新闻学界少，甚至因其与新闻现场更近从而更有权威性。这种“弱理论”在“强实践”面前始终有一种边缘意识，也就是说，新闻学界在学说、理论和知识上未能“驯服”业界，很难在实践面前拥有知识权威。强实践/弱理论的知识特性，形成了新闻学界面对实践考问时的三个意识：理论原罪意识，理论不行，理论要为实践服务；新闻无学意识，新闻学理论性比较差，缺乏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硬度，甚至不足以成为一门科学，每个学科都可以进入新闻学，但新闻学进入其他学科需要门槛；专业依附意识，依附于业界和实践的“需要”寻找自身的正当性。

　　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来看，也能理解这种“业界中心主义”。在布迪厄看来，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资本，它的常见的或典型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毕业证书、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文化程度。这种证书赋予其拥有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4]新闻并不如此，其他专业可以随意侵入这个行业而获得记者身份。这导致在新闻职业的文化资本赋予上，新闻学界的话语权很弱，一个新闻人在本专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主要是业界经验所赋予，跟毕业证没有太大联系，这时候，新闻业界在专业符号上就掌握了更多的文化资本。

　　新闻学界业界不可缺位的互补

　　如何看待这种“业界中心主义”下新闻学界业界的断裂？答案是在每个阶段接受那个阶段应该接受的教育。新闻学院教育时，总想着让学生去实习，学习日后新闻从业需要的技能。工作时又不好好工作，被知识商人贩卖知识焦虑感，总想着回学院去充电，这样的新闻教育是跛足的，成就不了优秀的职业新闻人。台湾政治大学朱立教授说，新闻采写编评只是新闻工作的表象，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个尖而已，冰山巨大的底部是不被常人所见的。大学新闻教育就应该是培养学生奠定坚实的底部，而不是只把注意力放在冰山之尖上。

　　朱立说，有的学生非常重视新闻实务，对理论课程倒不重视，其实，一个学期的新闻采写课又能让学生完成几篇作品呢？寥寥无几。一到新闻行业上班了，就需要天天写作，在这种压力下，一个月所写的文章数量就已经超过一个学期的练习量了。很显然，冰山之尖与冰山之底哪个更重要？当然是看不见的冰山之底重要，那是由分析能力、逻辑思考能力、素材组织能力和数据挖掘能力组成的。[5]

　　常常有人把学院的新闻教育和媒体的作坊式教育对立起来，其实两者并不对立，而是互相补充。在学院里远离媒体编辑部，远离有远离的好处，不必被此起彼伏的热点和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干扰，安静地读书，日后在快节奏的新闻工作中是没时间读书的。到了媒体编辑部，是另外一个教育过程，这个教育过程包括职业技能经验积累和对跑口知识的专业积累，这种新闻过程的教育又是学院教育不可替代的。

　　有一个强专业背景，如法学、经济学、科技、医学背景当然好，但是，多数新闻并不是按这种“专业划分”发生的，背后往往纠缠着复杂的问题。法律问题背后有其他社会因素，看似经济问题却隐藏着社会学背景，新闻需要客观地呈现，而某个单一的强专业往往容易形成思维盲区。学法律更有法律敏感，学经济的长于代价收益分析，思维框架很容易固化和偏狭。一个学新闻的倒没有这些框架壁垒，不会被某个“专业”框住，对身边发生的很多微妙变化更有敏感，这正是一个记者最需要的。所以，记者的成长不能仅依赖学院的专业教育，也需要传统作坊式教育在“跑口”中对专业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可能比学院教育重要。

　　新闻是一个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因为你每天遇到的很多热点，都可能是你“专业”理解之外的事情，而新闻却不管你“跑”的是哪个专业。所以，在大学就把自己分割为经济新闻记者、体育新闻记者、法律新闻记者，形成专业壁垒，这种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训练，只会让学生失去对“现时真实之整体”的认知。学院教育和媒体教育有一个分工，学院教育尽可能宽口径，培养学生的人文思维和知识底蕴，而媒体的教育过程则强化职业技能和具体的专业偏向，这样不同教育阶段的互补才能培养出一个对“现时真实之整体”有敏感和判断的优秀新闻人。

　　新闻学界业界的共同体实践

　　中国新闻学界业界在专业共同体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可贵的实践。这些实践，未必带着某种“构建共同体”的明确意图，而是实践工作的非意图产物。新闻作为一个应用学科，学界业界有一种建立联结从而避免专业失联的本能，学界本能会向业界寻求经验知识，业界本能地向学界寻求理论支持，学术和职业在各自不同系统的运转中会产生离心力，但也有一种引力，使这两个群体本能地朝向彼此。这些实践，多是地方、局部和个体努力，甚至有些就是个别学者记者的志趣，却为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联结方式。

　　（一）评论教育共同体：红网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

　　说红网“红辣椒评论”是中国草根评论员的黄埔军校，并不夸张。很多评论员、大学生的第一篇评论，都是这个频道发出来的。这个频道每天所发的评论，也成为全国诸多主流媒体转载评论的一个来源地。尤其是“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已成为连接评论课堂与评论实践、学界与业界、评论教师与评论员、新闻系学生与新闻职业一个制度化平台。选拔赛，不只是一场鼓励大学生写评论的比赛，而在整个流程中贯穿着学界与业界融合的理念，勾连起一个以评论为纽带的评论人专业共同体。

　　比赛设置了两个评点环节，一个是“月度之星”，由学界评委主导评点，最终的“评论之星”由评论员、评论编辑和资深媒体人组成的业界评委进行点评和打分评出。这种设置也使评论学界与业界形成了凝视与互动，在评分标准的差别之镜中了解他者和反窥自身。“月度之星”冠军很少在最终业界评委主导的“月度之星”中获得名次，学界老师就反思了学界业界的思维差别：学界评委喜欢用教科书作为点评标准，而业界评委更喜欢在评论发表的具体语境中看待文章的传播效果和与同时段同题评论的比较。把业界评委当成一面比较之镜，使学界老师看到了自己的思维框架局限之处。

　　一个评论教师感慨说，通过参加这个评论大赛，对评论老师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坦率地说：“评论教师本身不是写评论的，教评论的视角跟评论员的视角不一样，对他们也是一个介入评论生产过程的机会。”他谈到一次评论标题的修改过程：本来他的学生用的标题是：树上的黄叶打掉了，不接地气的规定呢？后来人民日报转载时，将标题改为“该消失的不是落叶，而是不接地气的规定”。他觉得编辑改的这个标题更好，当天课堂上就以此为案例谈到了评论标题的“互文性”效果。有学界评委说：“担任新闻评论教学工作十几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大学生要把评论写好，不仅需要知识、需要训练，还要让他们获得一种真实的参与感。”

　　在这个教育共同体平台上，业界平台也收获了很多，获得了内容和影响力，成为其他媒体的供稿平台，成为培养评论员和凝聚评论人的一个精神家园。如曾经的评委马少华所言，形成了活跃的写作者社群。每年的“颁奖会”成为评论人、评论编辑和评论教师聚会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甚至形成一种维权共同体，共同去惩罚和驱逐“剽窃者”。

　　（二）教学交流共同体：少华博客和白岩松“东西联大”

　　新闻学界业界专业共同体的实践中，有诸多是新闻学教师和新闻从业者个人为实践主体，以个人在课程创新的行动中推动的。

　　比如马少华的评论教学博客，已经成为联结新闻评论教育界、研究界和实务界的一个平台。这跟马少华的身份有关，出身于新闻业界，在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之前已经名满天下，主编的“冰点时评”栏目“捧”出了很多时评作者，“青年话题”报纸版面和网络论坛也成为时评作者的聚合基地。基于对评论研究和教学的兴趣，他从业界跨到了学界，成为一名评论教师。他把自己身上流淌的业界学界基因也融入了评论教学过程中，创建了一个教学互动、业界学界互动的实践平台。

　　马少华养成了一个习惯，把教学日志的网络写作当作一种职业责任，用他的话来说，只有在当天或第二天写出了教学日志，上传到博客才觉得真正完成了整个教学活动。这种教学博客从几个方面勾连了评论研究、教育和实践工作。其一，在交流中形成带着实践活性的“学术”，马少华说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评论职业写作者并不愿意把新闻评论写作弄成学术，但这些教学中的思考，带着一问一答的教学背景和气息，在课堂上更清楚地说明新闻评论自身形式演变的规律，其实就是采写编评作为实践学问所形成的学术。其二，使老师和学生在这种交流中成为一个共同体，正像有学生在马少华博客中留言说：感觉下午上课时您的声音还萦绕耳畔，没想到晚间上来就看到您关于下午上课的感言。[6]其三，尤其重要的是，沟通了学界与业界，很多评论员已经养成到马少华博客讨论问题的习惯，围绕马少华博客形成了一个同人社群，包含其他高校的评论教师、民间评论爱好者、业界评论员评论编辑、其他高校的评论学习者，等等。经常就教学中某个概念展开讨论，甚至引发激烈争论。

　　这种学界业界的“同人讨论”，也把评论课堂深入编辑具体工作的过程中，比如有一次马少华分析了一篇当天某报评论，这篇教学日志就把这篇评论的编辑高明勇“炸”出来了，高明勇后来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分享给马少华，谈到了如何发掘到这个新闻的细节，为什么选这个新闻和角度，为什么约这个作者，约稿时作为编辑对作者的交代，以及在同题评论中选择这个视角的原因。马少华感慨说，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和典型案例。[7]教学案例，不仅有学者的思考和学子的点评，还有来自创作者的约稿过程和深度思考，这就形成了一个教、学、业、研相长的教育共同体。

　　另一个著名的共同体实践是白岩松的“东西联大”。这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新闻私塾，学生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和中传四校新闻专业，因为轮流分别在北京城东城西的中传、北大上课，也为致敬当年的西南联大，起名为“东西联大”。白岩松说：“以前总说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上手快，后劲不足，我觉得联大要解决的是，上手要更快，后劲要非常足，这才是我要给教育增加的东西。”这种尝试，就带着“教育共同体”的问题意识，与学院教育形成互补，而不是取代。给学院教育增加附加值，而不是颠覆。在技能外延伸后劲，而不是追逐热门新技术。

　　（三）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共同体感召力

　　奖项和荣誉的设置体现了一个职业系统中的某种岗位的地位，一直以来，新闻教育在专业系统中缺乏重视，可以从专业奖项设置窥见一斑。新闻从业者有中国新闻奖（包括长江奖和韬奋奖），新闻学研究有吴玉章新闻学奖，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也是以科研为主导。所以，从事新闻教育工作60年的方汉奇老先生获得第一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新闻良师奖”时，称范奖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填补了空白。

　　以范敬宜先生的名字为一个新闻教育奖命名，这种“符号象征”本身就带着教育共同体的思维，将新闻学界和业界通过教育这个精神“脐带”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范敬宜先生是名记者、名总编辑、名报人，上世纪70年代就以一篇《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的评论在业界成名，报道和评论记录了时代变迁和改革历程，从业时就很热心于新闻教育，担任多所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退休后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上课认真负责，能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他在课程中所讲的“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如果有来生，还要当记者”影响了很多新闻学子。

　　奖项的设置也体现着教育共同体的良苦用心，除新闻良师奖和新闻学子奖外，还特别设置了“新闻良友奖”，奖励那些积极投入新闻教育事业的业界人士。比如第一届良友奖颁给了白岩松，鼓励他的“东西联大”和“子牛杯社会调查”对新闻教育的贡献。第二届获奖者是中国青年报调查记者刘万永，刘万永被业界称为“藏獒记者”，《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等调查报道不仅让他获得很多业界声誉，被称为新闻界的“定海神针”，还在新闻学子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感召着很多学子对调查报道产生兴趣。刘万永兼职在清华大学讲授“深度报道”课程，并被聘为专硕业界导师，后来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性报道》填补了这个方向的教材空白。设置良友奖就是一种共同体召唤，邀请更多的媒体人成为教育人，将自己的业界思考经过系统梳理融入新闻课堂。

　　新闻良师奖，奖励学界那些为新闻教育作出贡献的“孺子牛”，这个奖项，也是对当下高等教育中“科研压倒教学”问题的矫正。不像科研是看得见的个人成果，发了多少论文，作了什么研究，立竿见影，职称收入，名利双收。而新闻教育的效果一时是看不见的，在学生的口碑中；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在记者的内心中。良师奖即鼓励那些能通过课程而不是论文让学生记住的老师们，第一届颁给了方汉奇先生。方先生在新闻史研究上的贡献广为人知，新闻教育上的贡献却少被人谈到。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94岁高龄的方先生以“教师代表”身份致辞，感动全场，视频刷屏后被记者赞为“方先生站在那里，就是大学的底蕴”。

　　新闻学子奖，鼓励学习优秀的新闻学子积极投入实践，在实践中去学习。比如获奖的清华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杨洁，现工作于《中国证券报》。她通过学生时代的实践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也坚定了新闻追求，她说：“有时我也困惑，学新闻的我们做新闻又有什么优势呢？如今资源是开放的，我情愿花十倍的努力去自行学习其他的知识，但如果换作别的学科，我可能便没有机会能感受到新闻所带给人心潮澎湃的魅力。”

　　这就是教育共同体的感召力，提升优秀年轻人对专业的向心力。如今不仅是“学新闻的不做新闻、做新闻的不学新闻”，更让人忧虑的是，学新闻的不信新闻，对这个专业缺乏信心。学的是新闻专业，却对这个专业毫无心理亲近感和自信，没有将自己放到这个共同体中。新闻学子奖中充满新闻理想热度的“故事”，是同龄人最好的专业理想教育。共同体的这种鼓励方式，既让这些优秀新闻学子坚定了专业信心，也向信念摇摆的新闻文化中输入了专业定力和基因。

　　参考文献：

　　[1][2][3]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1+27

　　[4]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

　　[5]郭平.新闻教育的“学”与“术”——访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朱立教授[J].当代传播，2010(01):79-80.

　　[6][7]马少华（2015）.开放的评论课堂：新闻评论的写作教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自序+74.

　　（作者为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