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天，传媒业已全面进入数字时代、网络时代。为适应传播环境和工作方式的改变，新闻工作者面临着知识再学习和技能再掌握的挑战。
　　能否通过相对客观的数值来衡量新闻工作者的数字化程度，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
　　2004年8月，台湾《e天下》杂志首次在岛内进行了一次“全民e检”大调查，全面了解台湾人的数字化程度。
　　受台湾调查的启示，2005年底，闵大洪利用在北京、新疆给报社记者讲课的机会，对700多名记者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新疆班进行了两次调查，时间为2005年11月26日、12月2日，参加培训的记者有来自首府乌鲁木齐的报刊社，也有来自伊犁、塔城、石河子、奎屯、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区的报社，以及建设兵团的报社、新闻中心等。北京班进行了三次调查，时间为2005年12月5日、16日和29日。参加培训的记者来自《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首钢日报》等50余家中央、行业、企业报社的记者。
　　本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在格局上基本与台湾调查相同，不过根据内地的情况和最新的发展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共三大类别63个题项。
　　问卷共发出743份，回收699份。在进行统计时，所有问卷无论回答多少题项都视为有效问卷。问卷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
　　在进行统计时，我们按以下规则计分：拥有设备、使用技能等多选题，有一项计一分，累计得分；测试设备、技能等使用、掌握程度的单选题，使用、掌握程度每增加一档则增加一分；知识题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最后将此三项的总分换算成百分制得分。30分以下为数字化程度低，30分（含30分）至59分为数字化程度中，60分以上为数字化程度高。
　　在进行统计时，除进行总和数据处理外，我们还将北京记者（377份有效问卷）和新疆记者（322份有效问卷）分为两个群体，以便比较两地记者的数字化程度有无差别。

　　出乎预想的两项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北京最高得分81分，最低得分0分，377份问卷平均得分38.46分；新疆最高得分74分，最低得分8分，322份问卷平均得分39.46分。两地总平均分38.96分。
　　在调查之前，我们有两个预想：①记者职业与信息采集、传播密切相关，因此数字化程度应该较高，即60以上得分者应该占有较大比例。但调查结果表明，不论是平均分值，还是60分以上得分者所占比例，都显示记者整体数字化程度偏低。②由于北京是首都，新疆是西部地区，受经济、文化、信息化发展等因素影响，应该存在较明显的数字鸿沟。但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从总体平均得分上，还是设备拥有、网络及数字终端使用、科技新名词的了解等具体题项的得分上，两地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基本一致。

　　记者拥有数字终端的情况

　　问卷第一题为“你个人拥有以下哪些电子产品？”，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PDA、VCD/DVD播放机、游戏机（PS2/XBOX等）、用于数字电视的机顶盒、数字音频播放器（MP3、MD等）、数字视频播放器（MP4）、手机、U盘、活动硬盘、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共13项。从两地记者综合统计来看，有的终端和产品拥有率较高，如台式电脑拥有者占76.7%；U盘占到74.7%；VCD/DVD机占53.8%；数码相机占到52.2%；MP3播放器占51.2%。对于记者工作必需然而价格较贵的设备也有相当的比例，如笔记本电脑拥有者占32.5%，活动硬盘占32.2%。但一些工作并非十分需要的产品、价格仍然昂贵的新产品则拥有率较低，如机顶盒占3.9%（这与数字电视推广有关），PDA占5%，MP4占5.9%，游戏机占10.6%，数码摄像机17.9%。
　　在手机拥有情况方面，两地记者98%以上均有手机，没有手机的则是凤毛麟角。其中已更换过一部手机的占到30%以上，更有20%的记者已更换过4部手机。在拥有手机的同时，还拥有“小灵通”者占到近45%。

　　记者使用数字手段的情况

　　在使用互联网方面，两地记者综合统计，不上网者占3.1%，每天上网一小时以下者占14.9%，1至3小时者占30%，3至5小时者占19.3%，5小时以上者占31.3%。
　　在电子邮件使用方面，每个星期平均收发1至30封邮件者最多（不含广告等垃圾邮件），占到70%。订有电子邮件报刊者也占到近30%。
　　在使用网络功能方面，有些题项所占比例较高，如使用既时通讯（QQ、MSN等）者高达74.4%，有过聊天室经验者占55.7%，在论坛上贴帖子者占53.5%，网络游戏占46.2%，软件在线升级占44.8%，BT下载39.8%，新闻跟帖占37.5%，网络交友或虚拟社区占30.3%。有的选项则比例较低，如网络银行19.3%，网络电话18.9%。使用代理服务器的记者最低，仅占11.7%。
　　对于“今年以来是否在购物网站上消费”选题，两地记者综合统计显示，63.4%的人选择“没有”。在选择有过网上消费行为的人中，购买最多的物品是书籍，占到27.3%，其次为影碟、软件等。
　　2005年是中国博客大普及的一年。在这股热潮中，不少新闻工作者也纷纷开设自己的博客。对于这样一种网上最新应用，问卷设计了这样一问：“你现在是否是一名博客？”两地记者综合统计显示，回答“是”的占25.5%，回答“不是”的占65.7%，另有5.9%的人未回答。从数据看，记者博客的比例已经不低，占到被调查者的1/4。
　　在数码相机使用方面，将拍摄的照片存在计算机硬盘中的最多，占74.5%，选择后送到冲洗店放出照片的占51.6%，上传到网络相册的占39.6%，刻录成光盘的占34.5%，利用软件合成或修改影像的占31.9%。
　　在手机使用方面，除使用语音通话外，使用最多的功能是文字短信，占87.1%。使用较多的功能有手机拍照，占35.9%；图铃下载，占31.3%；多媒体短信，占28.6%。使用较少的功能有手机上网17.3%。使用功能最少的是订阅新闻或感兴趣的信息，占11.9%。

　　记者对数字科技知识掌握的情况

　　为了检测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在问卷中设计了4个问题：①你认为“google”是什么？②你认为“Wi—Fi”是什么？③你认为“木马程序”是什么？④你认为“blog”是什么？
　　这些题都是选择题，要从五个选项中选择出正确的一个。应该说，四题中只有第二题有难度（Wi—Fi是一种无线传输协议）。两地记者回答“不知道”的均占了近50%。
　　Google 今天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搜索引擎，统计结果显示，北京记者正确回答者占74%，新疆记者占79.5%，但还是有少部分记者未能正确回答，北京记者选择“不知道”的占12.5%，新疆记者占10.6%。
　　在“木马程序”一题中，两地记者正确选择“电脑病毒”者均占到70%以上。
　　尽管今天“博客”一词已十分普及，但问卷中有意使用了“blog”。两地记者能够正确回答出是“个人网络日志”的，均占到60%以上，但回答“不知道”者仍占了20%左右，更有个别人选择了“捷克首都”。

　　本次调查的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偏低
　　北京、新疆记者699份问卷中总平均分为38.96。其中得分30分以下（数字化程度低）的有183人，占总体的26.2%；得分30—59分（数字化程度中）的有455人，占总体的65.1%；得分在60分以上（数字化程度高）的只有61人，仅占总体的8.7%。从当前的传播环境和工作方式对记者职业的要求来看，这样的数字化程度无疑是偏低的。
　　为了进行不同群体数字化程度的比较，我们还在沈阳、北京进行了网站人员及网站管理人员的调查。总人数为57人。被调查对象最高分为85分，最低分为17分，平均分为49.16分，超过记者群体10分。
　　将记者群体与网站人员群体相比较，便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60分以上所占比例少，而30分以下所占比例多。
　　（二）北京和新疆记者的数字化程度无明显差距
　　如前所说，不论是从总体平均得分上，还是设备拥有、网络及数字终端使用、科技新名词的了解等具体题项的得分上，两地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基本一致（统计分值显示，新疆班甚至还稍高于北京班）。如在互联网功能的最新使用上，新疆班记者中也有79人（占新疆总体的24.5%）开设了博客。
　　（三）数字化程度与性别、年龄、职务的关系
　　本次调查问卷所需要的个人信息仅三项：性别、年龄、职务（分报社记者、中层领导、高层领导三个选项）。
　　从性别来看，女性在30分以下和60分以上两个档次所占比例均比男性少，而在30至59分这一档次所占比例为72.4%，比男性的61.4%高出11个百分点。说明女性记者的整体数字化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冒尖的不多，很低的也少有。
　　从职务来看，由于与年龄因素相关，一般记者的数字化程度整体水平高。
　　从年龄来看，18至38岁年龄段数字化程度整体水平高。
　　（四）对于提高记者队伍数字化程度的建议
　　本次调查，以拥有数字设备、使用数字传播手段及数字传媒技能、掌握科技新知为测试数字化程度的指标。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硬件，犹如“无米之炊”，一切无从谈起；有了硬件，便可以刺激使用者掌握技能、学习新知。但设备和技术手段要发挥作用，尤其是能成为新闻工作者得心应手的工具，又需要使用者不断地学习相关技能和知识，而这并不是一次性用钱购置所能实现的。因此，报社应对记者进行定期的技能和知识的专门培训，同时记者也要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如看专业书籍、报刊、网站、展览、向高手求教等）使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不断升级。对于中年以上记者或报社中层、高层领导，则更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数字技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更透彻地了解今天数字传媒的传播环境和发展态势。

　　本次调查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们对研究方法掌握的局限，本次调查在问卷设计和调查实施等环节上还存在以下问题：
　　① 事先未能就问卷设计（包括三部分的比例、分值计算、有效问卷等）进行深入讨论和周密预演；②问卷印刷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调查者在现场未能及时提醒，因而有的记者只答了正面题项，未回答背面题项；③尽管本次调查题项简单，三分钟内即可回答完毕，个人信息只有三项且不记名，但仍存在个别记者未能很好配合，即使在个人信息栏中也出现不答或乱答的情况。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取得新版记者证须先参加培训。对记者的培训工作从2003年开始，持续进行近三年，到2005年时参加培训者基本上已是新参加媒体工作的人员，20多岁的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因此，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不是针对中国记者群体的严格的抽样调查。
　　本次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欢迎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