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课题组2007年2月1日对外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国家层面5个优化开发区域、11个重点开发区域、24个限制开发区域的建议方案。对经济区域的细划分，一幅被赋予了缓解资源环境矛盾、打破行政区划分割、促进区域分工和优势互补使命的区域经济新地图悄然成形。
    如果说当时的区域经济蓝图还仅仅是停留在图纸上的“蓝图”的话，那么1个月之后的上海、浙江、天津、山东、陕西及青海六省市人事调整，则为此画上浓重的一笔，开启了区域合作新时期的阀门。
    新一轮的换届高潮是在2007年两会结束之后迅速展开的，上海、浙江、天津、山东、陕西及青海六省市的一把手履新，与往届甚至2006年下半年的人事调整相比，动作之大出乎外界预料。
    比如，上海和浙江的一把手调整及天津和山东的一把手调整，原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被称为中国过去10年来的龙头城市上海，担任一把手；原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来到传统经济强省山东担任一把手；而原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则来到未来的经济热点区域天津，担任一把手。
    从这一人事调整的线路图可以看出，主要区域经济体内部的协调调整，与过去东部大规模向西部输出官员大不相同。在过去，经济发达地区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输出官员的大户，伴随这一过程，东部沿海区域经济的模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断被复制，比如“苏南模式”、“青岛模式”以及“苏州模式”。
    “区域经济”这个词在中国经济词典中看并不新鲜，“七五”计划时期提出的“梯度规划”以及东中西部划分都包含区域经济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下，从逐渐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经济三大板块，到“十五”计划期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东中西互动、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有学者称，区域经济的活跃和发展，将使中国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迎来新一轮“雁阵起飞”，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型。 然而，在原有模式带动下的区域经济，整体呈现出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和GDP增长重视的多，而民生则关注的较少，这实际上阻碍了中央推进的经济转型和科学发展。
    此外，随着市场的发展，各省区市之间的竞争虽然有效增强了区域内经济活力，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层次的提升，资源低效配置等负面问题越来越突出了。目前地方保护行为已经由过去禁止本地资源外流为主转变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当地市场为主；保护手段则由直接下发“红头文件”转变为制定一些只有当地产品才具备的所谓技术、质量、环保或安全标准，达到限制外地产品的目的；保护范围也从产品扩大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
    为了发展经济，以邻为壑、竞相让利，导致一些地区可利用土地迅速减少，有些地区几乎已无土地可供，中央和地方税收流失、在出口贸易中竞相压价导致企业利润压缩并频遭“反倾销”，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危及可持续发展。
    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尚算顺利，因为广州、深圳、珠海及东莞、顺德等地同属一省，但在长三角内各省市竞争就异常激烈。在长三角地区，约有15个地级以上城市、1445个镇以上建制政府，这么多政府密集在一个经济区域中，但经济上和市场中的“邻居”，很可能在行政区划上是“外地人”，这使省区经济向区域经济“成长”成为紧迫任务。
    很明显，中央需要考虑到目前既有的区域经济弊端，因此，大规模的东部官员向西部流动的现象，在本次地方一把手调整中不复出现。再以天津和山东为例，两地是环渤海区域经济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省市，但是在过去数年中，两个省市的经济协调合作并不多，各自发展较为独立，整个环渤海区域经济合力并没有发挥出来。此次张高丽调任天津，可以加快两个经济省市的协调和合作，建立一个更大的环渤海经济腹地。
    有观察家指出，正是由于此轮人事调整基本上是在受人关注的经济区域，从中可以看出一些趋势性的东西。东部官员的输出似乎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手在中国重点区域经济体内的调整，这或许预示着这些区域经济体之间未来的协调和融合将成为一种常态。   
    （来源：《星岛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