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
2005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接近1.44亿，占总人口11%，超过了人们通常认定的老龄社会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已步入老龄社会的行列。
社会进入老龄化，发达国家大多用45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只用了27年；进入老龄社会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之间，而中国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处在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与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差别还在于，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轨时期，生老病死可以完全依赖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时代结束了，新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没来得及建立，独生子女逐渐成年，他们年老的父母也难以指望按照传统的方式由子女养老。
现在摆在我们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国未富而人先老，我们在哪里养老、如何养老、谁来养我们老？
孤独，老年生活的阴影
住在上海静安区的69岁魏守仁大妈近来腿一直疼，这是老毛病了，以前老伴在世时，都是老伴帮她按摩减轻疼痛，现在只能忍痛自己骑车到附近的医院做按摩。魏大妈有一个儿子，5年前到美国定居，儿子曾经三番五次地邀请母亲去美国住，魏大妈也去过两次，但都没住满两个月就回来了，她觉得语言不通，美国的医药费又比中国贵，怎么都觉得还是自己60多平方米的小屋住着更习惯，虽然有些孤独。
上海是中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城市，这座城市中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空巢老人”有83万，占6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1/3。根据预测，到2025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0%。
“大量空巢家庭和老龄鳏寡孤独家庭的出现，基本上与核心家庭的大量产生同步。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稍后开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双重推进下，30多年来，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是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研究社会问题的专家唐灿说。
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给老年人的心理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上海市统计局近期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约有5.7%的老年人经常感到孤独，偶尔有孤独感的老人比例则达到42.7%；35%的老人很少或从不与人交流。
事实上，中国城市里的老年人正享受着比以往越来越好的生活，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可免费进入公园、博物馆；在公交车上、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都设有老年人专座，在医院、商场的付费处都摆放标有“老年人优先”的牌子。在政府的倡导和市场推动下，商家开始关注老年人健康，不仅有着丰富的保健营养品，社区免费安装供老年人锻炼的运动器械，医院也经常到社区为老人们免费义诊。老年大学、老年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以前百岁老人都是凤毛麟角，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长寿乡、百岁老人村。
但为何还会有如此多的老人感到孤独和无助？
专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结构的变化削弱甚至割裂了中国传统的大家庭中老人与子女在赡养方面，以及日常生活和感情与责任的链条；而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和各种娱乐设施，极大地丰富和转移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人们已经不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享受生活之乐，服务经济的发展也使家务劳动大大减少。总之，一方面家庭生活日益与整个社会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人们传统的家庭责任意识也在淡化。
“平常我父母和我们都是各玩各的，也不怎么打电话，但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我和老公会去他父母或我父母家，去陪他们。四位老人目前还身体健康，我们俩也没有什么负担，只是会在周末或假期去陪谁的父母上有争吵。以后等他们身体出现问题时，肯定会很难。”25岁的钟莉说。
尽“孝”，儿女身心疲惫
46岁的关兴芹有一份人事顾问的全职工作，但回家后却要通宵达旦地充当80岁高龄母亲的护士，她母亲在半年内摔了6次，还曾因肺炎而住院。
“每天我都会接到她的电话让我赶快回家，”关兴芹说，“她一离开我就觉得不安全，虽然每天有很多事等待我去处理，但我几乎无法把我的全部精力用于工作。”
很多与关兴芹有同样经历的人形容他们的生活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劳的夜晚”，或者“战斗的周末”、“疲劳的星期一”。有的子女为了照顾多年瘫痪在床的母亲直到三四十岁不能结婚。有的负债累累，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不能过正常生活，甚至有的导致家庭的崩溃。
虽然近年来，全国各地城乡兴建了大量的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但是相对于中国老年人的数量来说是微乎其微，而且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传统观念中的“孝”文化也使得儿女们不愿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赡养年老的父母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即是如此。
“天伦之乐”中的烦恼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传统的大家庭观念依然强烈。他们希望始终照看孩子，并以此为乐，即便孩子们已结婚生子。
最新的调查显示，45.7%的“独生父母”（独生子女结婚组成的家庭）家庭由祖辈照料孩子，而在非独生父母中这一比例只有28.1%，有超过一半的“独生父母”家庭是三代同堂。这里的“三代同堂”，不仅限于住在同一屋檐下。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很多老人选择在自己的隔壁，或者上下楼、前后楼为孩子购置住房，这样，既不会像住在一起那样容易产生摩擦，又能互相有个照应。
于是，很多“独生父母”早上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去父母家吃饭，再把孩子带回来，有的干脆就把孩子放在父母那里，两个人在家过“二人世界”。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多子女向独生子女过渡阶段，大多数家庭负担还算轻，养老问题最集中体现于空巢家庭和老龄鳏寡孤独家庭，还有低收入家庭。但未来，当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进入老年时，才是中国养老最困难时期的开始。”一位在老龄协会工作的官员透露说，“有人初步估算了一下，还有27年。”
谁来养我们老
高玉花已经在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里住了18年了。
“我从没打算住进养老院，我有家、有儿女养为什么要进来呢？最初，我只是白天到这里来与同龄人一起唱唱歌、画会儿画，晚上依然回家跟儿女们住在一起。当时我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不必总是担心自己的病。”20年前，高玉花得了癌症，但以她现在的劲头和精神气儿，很难把她与“病人”两字联系在一起。
1989年进入北京市第一福利院的高玉花，直到5年后才真正住进福利院。“有一次，我生病，独自在家，突然觉得还是福利院好，一旦觉得不舒服，只要一按铃，护士们2分钟内就能赶到，生病还能吃到特制的病号饭。”
高玉花说绝大多数进入福利院的老人都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她的话得到了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院长张鲁芝的认可，“老人们大多数都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生活半自理以后才选择住进养老院的。我们福利院现在老人平均年龄是82岁，都是比较高龄的老年人，其中1/3是孤寡老人。”
王学述和纪玉良夫妇俩在独子去世后住进了养老院。他们的屋子面积有七八十平方米，“我们俩人每月在这里连吃带住花费差不多4000元，不贵。在这不用做饭，不用打扫房间，不用自己去买菜，晚上不用担心老伴会出什么状况，只要他身体不好，护士随叫随到，什么都不用操心。我每天就想着怎么玩，每天晚上脑袋一挨枕头就能睡着。”快人快语的纪大妈笑着说，以前在家，因为老伴身体不好，她整日操劳经常整夜失眠。
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1.44亿，统计数字表明约有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院的愿望，也就是说总共需要720万张床位，而2006年政府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显示，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149.7万张。
在公办养老院之外，民营养老院得到政府的鼓励。
对于大部分无法进入公办养老院的人来说，民营养老院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陈月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由于家里雇佣的保姆不得力，全职的陈月不得不选择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为此，她几乎跑遍了北京市所有的养老院。“最后，我还是把我母亲送到了一家民营养老院，公办养老院根本排不上号。”陈月说，进行了认真的比对之后，她最后选择了一家环境、设施相对不错的养老院，“虽然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我最看重的是那里的医护比较专业。”
公办养老院进不去，民营养老院条件参差不齐，面对这种情况，在北京，“居家养老”模式日益受到关注。
“居家养老”简单地说，就是老年人不用再集中到养老院里，而是分散在各自的家中养老，以社区为单位向在家居住的老年人有偿提供各种所需服务。月坛街道初步形成了政府支持、民间组织承办、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志愿者服务为补充的模式。
中午11点，67岁的刘惠芳老人准时进了离家不远的白云祥餐馆，几个老邻居已经坐在桌边，这是社区专门为几位老人联系的老年饭桌，“我们只需要提前一天告诉社区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中午饭，然后再交纳11元钱，就可以到这里来吃饭了。不用自己再在家做了，又便宜又省事。”刘惠芳说。餐馆的服务员们正端上来一荤一素两道菜，还有一个汤、一盘米饭。
同一时候，住在另一个区域汽南小区里、活动不大方便的周怀南老先生，也已经早早把几个菜碗、汤盆摆在了桌子上，正等着附近快餐店的店员送来午餐。下午4点半时，老人日托站里，70多岁的黄美宁刚吃完下午茶点，与其他几位老人和居委会工作人员道了别，步履轻快地向家里走去。
同在一栋楼的独居老人罗秀琳，这天一天没出门。因为双腿有慢性关节炎，楼内没有电梯，上下楼不方便。此刻，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派来的巡视员小朱正帮她收拾家务，唠着家常，还给老人梳了头发，叮咛着“晚上最好窗户开小点”，然后，检查了一下煤气灶，小心地带上门。
这是一个平常的一天。对这些老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从容闲适。
（张学英/《今日中国》） |
